起初，母亲的发卡是用塑底鞋或乱头发，从走门串巷的货郎担那里换来的，看样子，应该像是将一段扁平的钢丝，涂了黑漆，弯制而成，结构简单，形容俊俏，类似于发型师盘头定型卡的那种。就是这样一枚发卡，却残留这样一个让我耿耿于怀的故事。

儿时六岁，可能是处于孩提时期的天真，似乎对什么东西都充满着一种认知的好奇，能跑的，会飞的，尤其对堂二叔的南泥湾手扶拖拉机，是别有一番兴致。

不知道那时候是因为身体弱小，还是气温本就偏低，总在农历九月的早晚，让寒冷袭得手脚发麻，所以陇东当地，这时惯穿一种褂子，无领，无袖，荚装以棉，如袄，因为在凌霜初降的时候才穿，故曰“凌褂”。那天我也是穿了凌褂，奔到坪里那块复种冬小麦的黄豆田里，又看堂二叔摆弄他的南泥湾手扶拖拉机，只是太阳高了，气温高了，我也感觉热了，就是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萌生了想自己洗洗衣服而为母亲减轻负担的念头，所以一进门便直接把褂子塞进晾水的石槽里，等到一旁的母亲责备着捞出褂子，荚层里的棉花早已饮饱了水，像涨了草的黑山羊。等到母亲拧完滴滴答答的水珠，我却像似装了一肚子的委屈，捂了双眼，地动山摇，装腔作势地哭了起来。

可是无人理会的哭泣，成了内心的羞与愧，只好从指缝里蔑视周围，看见母亲在院子里将姐姐自带卷曲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用心梳理。我自知没趣，只好就地突围，没趣找趣。便一不做二不休从身边的瓦垛上捡了一块瓦片，随手一扔，不料正好砸到了母亲的左耳轮。

母亲在水桶里洗了血迹，捏着耳轮走进屋里，过了好久，一手拎了包袱，一手捏着垫在耳轮上的棉团走了出来，转身锁了门，去了几十里之外的小姨家里，躲人非议。

等母亲走远了，我便蹲在原地，一遍一遍的想，刚才的事情是不是发生在过去。偶尔之间，扫到那枚发卡，如同一具干瘪的尸体，一本正经的躺在遇害的血泊里，我顿若背击雷电一般，撒腿跑出去很远很远，再也不敢回探。

内心的亏欠与良心的不安，直到上大学那年，我是在寒假返家之前，在校园的一家精品屋里买了那枚古朴典雅的发卡，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看到母亲合不上嘴的高兴与欢喜，我心里也感到一种拈花微笑般的圆满。

时隔五年，当我披着一路风尘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却看见那枚发卡亦如当年摆在柜台里那样，安静地躺在母亲枕畔的盒子上，深紫色的精雕卡体，不锈钢的细压卡纹，衬着浅绿色的毛巾，借了悬在顶上的夜灯闪闪发亮。

我也是为其历经岁月，童颜不老而好奇，因此我是一觉睡醒，想趁着母亲不在的早晨，看个究竟，却发现昨晚的那枚发卡已经被敛进盒子里，用昨天垫着的毛巾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没有汗渍或者任何带过的痕迹。

我似乎完全明白了，为什么随着我的归离，让这枚发卡如同季节一般在母亲枕畔的盒子里外来回迁移。或许当我将其送给母亲的那时起，它就和我一样，已经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本身，我只好动用了和母亲之间那种本能的默契，悄悄地将其放回原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