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全国从高中六六级到初中六八级的学生都没有升学的机会，被社会上俗称为老三届的学生。虽然升不成学，但上面却给我们老三届的初、高中生们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知识青年，简称知青。那些高中和初六六级、初六七级的大哥大姐们是学到了相应知识的，称知青当之无愧。我们初六八级的只读了一期半的书，一年级的课都没上完，肚子里没啥东西，只能算背了个知青的皮。不过又不是我们的过错，也不是我们自封的，全国像我类似的还很多，因此虽有些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之感，但实在要给我以知青的身份我也不脸红。

知青是个庞大的群体，起码要以千万来计算。想当初也就是这些学生娃娃们，把全国造得天翻地覆的。现在社会需要暂时稳定了，如果再让他们聚结在一起，又不给他们以出路，时间久了早晚是个定时炸弹，全国迟早还要出更多更大的乱子。始终是领袖英明果断，一个决策，就把几千万学生化整为零，回家的回家，下乡的下乡，让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的穷乡僻壤去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去了。于是整个知青群体就分成了两大部分，家住城镇非农业户口上山下乡的叫下乡知青，本来就是农村户口回原籍务农的叫回乡知青。毫无疑问，我和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是农村人，都属于后一种，所以都叫回乡知青。

学校散伙的那天上午，领了毕业证照了留念相后，才十一点过我们就吃了最后一顿学生饭，不到十二点就惜别同学背着背包行李朝家里赶。俗话说农民饭，三点半。我走拢屋时家里正准备吃午饭，叫我顺便再吃点。我想农村这些年一般晚上是不吃夜饭的，也就拿起碗将就吃一点。我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是一锅的白萝卜外加几丁红苕，没有一粒米饭。我把碗一磕，说“不吃了。”我爸我妈就给我说：“今年生产队粮食大减产，决算分的粮食早都吃完了，有点储备粮要喊先把倒找的钱兑现才称。好多人都到山上河坝借谷子借玉米去了。正说明天到莲花坝你赖大孃家去借点谷子回来把年对付过去，你回来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一听，倒抽了一口凉气。平时只知家里困难，不想困难到如此地步！心里一阵发酸，差点难过得哭了出来。我说：“爸，妈，大娘，是我读书把家里拖累了。您们放心，我回来了，只要一家人好生编箩篼，就是生产队不再分一两粮食，我就不相信把日子过不起走！要借粮食我去借，说干就干，现在就开始编箩篼。”说着我就找竹子花篾条，立志要让家庭的生活翻一个身，变一个样。

家里既然把家庭重担交给我了，我既是为报父母的恩情，也是想试试自己的才干，为解决当务之急，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六九年的元旦，我就担挑箩篼到莲花坝找我赖大孃借粮去了。赖大孃是我亲姑婆的女，姑婆是爷爷的妹。虽离我家只有十来里路，但我从未到过她家，既不知道她家的具体位置，也不认识她家的任何一个人。爸说要跟我一路去，我说：“不用，反正您在街上给她说过的，我问起去负责找到。”在路上我给姑婆卖了一封点心。那时农村人都很纯良热情不说谎，很快我就找到了赖大孃家。我走拢时就老姑婆在家，其他人都出工做活去了。我报了家门后姑婆格外高兴，问了我家的情况后，又问大老爷三老爷名下还有些什么人，军军（军爸爸）、先德、先元他们都还好吧。还说合适时要回娘家来看看大家。我说大家都盼望姑婆去，等开了春天气暖和了，我来接您去耍。

正说着，赖大孃、表兄、表嫂和表妹收工回来了，还是姑婆给他们介绍了我：“他是玉祥，毛万成的大儿，粮食欠收，家里闹饥荒，来借点谷子。”我一一礼貌称呼过，就说：“大孃，侄儿不孝，长这么大还没来看望过您老人家，都因为穷，连遮手的都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就借粮食，实在不好意思。不过大孃您放心，侄儿我如今已长大成人，读书回来了。我会把家里搞来吃得起饭，像个样子的。到那时，我会经常来孝敬您老人家的。”大孃笑说：“这娃儿会说话，说得有出息有志气的，大孃很高兴。吃了饭你就仅你的气力担一挑谷子回去吧。”我说：“爸给您说过的借五十斤就借五十斤，不多要。”吃了饭后，大孃把谷子给我称好，又撮了一撮箕加在里面算送我们的。我千恩万谢后，就担着谷子回来了。

刚从学校回来几天，公社就分配了三个成都女知青到我们生产队落户。那时队里没有空房，我家又有多大一间牛圈屋空着，生产队找人收拾一番后，就把这三个女知青安排在我家的牛圈屋住。不过没住多久，也就是两三个月吧，有两个的家长就利用关系将她们返回城了。就剩下一个没关系的，只好常住沙家浜注定要与我产生一些故事了。关于我与这知青的故事，我专门有篇带点文学性的文章，叫《我家住个女知青》，早前在网上发过，现附于本节之后，以供读者赏阅，这里就不多叙了。

回到农村，我立志既要做个样样农活都干得下的好农民，也要做个有思想有见识的好青年。好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我做过一年多的农活，现在主要是炼力气炼耐力充实提高的问题，所以我出工一贯积极，从不偷懒耍滑。然而更主要的是如何搞好家庭建设，天天熬更守夜编箩篼是家庭建设的动力和源泉。挣的钱先要把一家人的肚皮喽饱，分轻重缓急逐渐添置些家俱农具。房屋漏了找人来补，猪圈坏了找人修理，后金墙垮一大截被雨淋化了，就自己脱砖找泥工来砌墙。给大娘做衣裳，给爸拿药治病，给弟弟买胶鞋，给妹妹扯花布，还要安排三天吃一次肉。此外每场卖箩篼、买竹子、买粮食买糠买红苕等等，都要经我一一筹划安排，大多需要我亲自操作，往往赶场要往返黄龙溪毛家渡两三趟。我没负爸的重托，名副其实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和当家人。

那时毛先道在当生产队长，他是高中生，也喜欢用文化人。他弟弟毛先林是初中生，早就当了粮食保管。毛丽英一回来，他就让她担任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为了使用我，他把原来没啥文化的卫生员免了，让我做生产队的卫生员。我还很不服气，总觉得把我大材小用了。毛先道就提着药箱来给我做工作说：“别小看了卫生员，当队长可以不识字，当卫生员必须是有文化的人。队上的人有点小毛小病伤风感冒的你能解决问题，你就是大功一件，我就服你敬你。”那时全县都在搞红医村，卫生员都可以看病。我就向毛先道提出要求：“要我干卫生员可以，但我不想只披个皮皮搽搽红药碘酒。我要买些西药和小外科的简单器械，真正做到能看病治病解决问题。”毛先道说：“我巴不得你能这样，但要心细，人命关天不是闹着玩的。我先给你二百元钱把你需要的东西买起来。”我认认真真看了《卫生员手则》和《赤脚医生丛书》，真个就去公社医院买了八十多元的西药，一柄手术刀，一把手术剪，两把止血钳，以及相应的消毒锅局麻药敷料棉纱针线等，一次就花了一百四十七元。税收的票拿到队长那里，他二话不说，爽快的签字报销了。

农村人就爱生疮害病脚杆手杆皮肤创伤什么的，每天傍晚来搽红药碘酒拿药扎银针的人络绎不绝。老三娃头上生黄水疮胀鼓叮当的好几个，是我一一给他花开安了引流条把脓给他排尽几天就好了的；许文成大腿上的蜂窝组织炎茶碗那么大，痛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是我照着书上麻起胆子给他动的手术，脓血流了大半碗，术后就不痛了，美美的睡了一大觉，不上十天就完好如初；曾幺婶重感冒几天起不得床吃不下饭，也是我端水送药扎针把她医好的。渐渐的好些人不首先到大队公社看病了，一不舒服就先到我这里来，我解决不了他们才上大队公社。甚至有其他生产队的人也来找我看病，而卫生员看病只能看本生产队的人，是免费，不收钱的，属于本队福利，所以对外人只好婉言谢绝。

那时大队的医疗机构叫合作医疗站，主要负责全大队的传染病预防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我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就是大队先前培养的接班人毛先义。毛先义本来一直是大队的红人，凭他的才学能力将来接班是十拿九稳的事。谁知他心血来潮，六七年青黄不接时节，见了一个从乐至逃荒要饭来的美女李玉秀，一路上饱受饥寒凌辱，饿得九死一生。毛先义见她楚楚可怜，就来个英雄救美，先打热水与她洗手洗脸，又叫她坐上桌来一起吃饭，谈话中发现此女不但人才长得水淋淋的好看，声音也温柔悦耳，说出的话顺理成章，虽谦恭而不失尊严，颇有知识和品位。一问，比毛先义小三岁，二十一了，小学毕业，尚未婚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毛先义一生等待的就是这样的人！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那女的见了毛先义也是一见钟情，对上眼了，浓情蜜意，如胶似漆。于是就写结婚申请。组织上见女方家庭成份是地主，就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说这要影响毛先义的前途，如与地主子女结婚，那当接班人的事情就不要想了。毛先义不爱江山爱美人，毅然放弃了自己的远大前途，与李玉秀婚配成对了。组织上虽有些寒心，但总觉得毛先义是人才一个，不能干政治工作干点业务技术工作也应是一把好手。恰逢六八年成立合作医疗，那既是新生事物又是全新的工作，需要能力强的人来打开局面，于是就派毛先义去参加学习培训，回来后就当上了赤脚医生。

合作医疗看病是免费治疗，只收五分钱的手续费，这就需要大量的免费药品来补充。当时国家还穷，不可能提供全部免费药品，主要靠各辖区自力更生解决问题。作为基层农村，只能在中草药上想办法，于是毛先义每月都要带领我们八个卫生员去采两三天的中草药，采回来后还要晒干切细制作，还要定期学习业务技术，因此我每月大约有五天的时间在合作医疗。在外采药很好耍，尽是年轻人，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就是一天。东山、牧马山、河边、沟碥，到处都是我们的足迹。夏姑草、泥鳅窜、大种马鞭稍、黄连，白术、白花蛇舌草、紫丁香浦公英车前草等等，我们在采药过程中认识了不少的中草药。大战红五月秧子一栽完，我们男男女女九个人带了干粮，到远隔三十多里的油罐岭去采药，晚上就睡在村小的一间空教室里，蚊子咬得浑身都是包。我睡不着，就找了一节竹筒在微弱的灯光下雕了一杆笛子。

这油罐岭是方圆百十里都看得见的高山，其山形很像个油罐，尤其是山顶上好几十颗参天古柏集中屹立在方圆不到五亩宽的最高峰，远远看去就像油罐的颈口，所以称之为油罐岭。第二天一早，我们上了油罐岭。遍地是药材，其中黄芩芍药兔风百合是我们本地很少或没有的，这成了我们的主攻项目。采到大半响午，到山顶时，我的夹背已快装满了。我在古柏林中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息气，凭高环视，周围山峦像堤下河中的波浪，在大太阳的直射下连绵起伏，波涛翻滚。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看得高兴，我就在山顶上吹起笛子来，其他人也跟着唱起来了，尽是些最流行最欢快最优雅最好听的曲子。山下做农活的人听见了，就喊：“要吹就下来吹，要演要唱就下来演唱嘛。下来演了我们推豆花给你们吃。”呵呵，把我们当成演节目的宣传队了。

眼看要到端午节了，街上也有人在卖煎水洗娃娃的草草药了。而习俗是端阳那天的草草药最好卖，尤其是兔风最行销。这使我立即想到了油罐岭山上的兔风。我就和弟弟商量，我们去撬兔风来卖，保证比编箩篼赚钱。于是就在农历五月初四的这天，我们鸡叫就出发，九点不到已到了油罐岭脚下。到处都是兔风，我们一路撬一路走，哪里的兔风多就在哪里撬，饿了就吃随身带来的麦子馍馍，渴了就捧两捧泉水来喝，太热太累了就到凉风洞口吹吹风。始终是为自己的事，积极性就高得多，效果更好。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开始往回赶，回到家里连夜拴成把，一般十几株兔风拴一把，我们拴了二百七十多把才拴完。第二天拿到毛家渡一卖，一角钱一把，众人一哄而上，个把钟头就抢光了。弟兄俩两天不到就挣了二十七元钱，这要是编箩篼非半月时间不可。

附：我家住个女知青

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伟大领袖毛主[xi]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我是农村人，其时在彭山县城读初中，自然就回到原籍务农了。不过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

刚回去不到一月，公社就分配了三个女知青到我们生产队。那时队里没有空房，我家又有多余的闲房，生产队就把这三个女知青安排在我家的闲房住。说是闲房，其实就是以前的牛圈屋，在房子的转角处，开间很大，是双扇门，但没有窗户，顶上只有一片亮瓦，与我的卧室只隔了一层篾笆笆壁头。

三个女知青一到我队，立即招来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议论，说她们是“妖精”；同时更招来男人们贪婪的目光，有的看得流口水。我虽然在城里读过几年书，见到的城里姑娘也不少，但也觉得这三个女知青与农村女性相比，她们的胸更高些，腚丰满的更好看，腰更闪。难怪长贵、李秋他们看着直憨笑不走。而女知青们则用鄙视厌恶的目光扫视人们，不消一顾地走进了她们的新居。

虽说与她们打隔壁，但城乡隔阂还是挺深的，十多天内，没打过一次招呼，也没说过一句话，原因是她们来的第二天，就有几个男知青来窜门，在屋里又是闹，又是笑，不时还偷些农民的鸡来煮，这就引起农民的普遍反感。记得有一天，我在知青房正对面的走廊上花编箩筐的篾条，一个男知青从屋里出来，恶狠狠地盯了我几眼，“飕”的一声，一把匕首就飞出钉在门框上。我没好气，正好我的前面有只公鸡扬起脖子正要屙屎，花篾条的最讨厌鸡屎，我随手一弯刀甩过去，把公鸡吓得咯咯的跑了。

过了春节后，有个知青就没来了，说是医院开了证明是风心病，关系已拿回城去了。没过几天，又一个知青母亲病重，又是大干部，她也回城留在母亲身边了。还剩下一个就是周金玉，她身体棒棒的，父母都是成都居民，又有兄弟姐妹，因此没有回城的理由。她的生活：粮食是在生产队称的，柴火是生产队供应的，干活是想干就干，不干也没人管她。

69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编箩筐很晚才回屋睡觉，刚一进门，就听见隔壁传来痛苦的呻呤之声。直觉告诉我，周金玉病了。这之前虽有过几次简短对话，那都是必须和应付式的。这时我直径去敲门问：“周金玉，是不是病了？我找队长派人扶你去联诊所。”周金玉痛苦回答：“我肚子痛得很。”我说：“你等着，我把队长喊来。”说完我就跑到队长家门外喊：“先才大哥，周金玉病得惊呼呐喊的，你快去把她弄到医院看看。”不想队长却在被窝里回答我：“我累了一天，整够了。你把她整到公社去看一下嘛，老弟。”我说：“那你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嘛？”队长说：“半夜三更的，找哪个嘛！一里多路的事，就辛苦老弟你了。”我们年青人单纯，想病人的病要紧，就没有与他多说，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回来，周金玉越发叫唤的利害了。我忙去敲门：“周金玉，快把门打开，我送你到医院去。”听我这一说，金玉没再叫了，但等了好一会，门才开了，她顺势靠在门框上。从手电光里我看到，她脸色排红，一脸的虚汗。我鼓足勇气说：“你走得动就走，走不动我来背你。”她说了声“谢谢。”就倒在我的背上了。因为病，我心里也着急，一路上没敢多想。到了诊所把值班的陈医生叫醒，陈医生看了病后给她打了一支阿托品，叫她休息一会儿，给了两道药，说吃了就没事了（事后陈医生告诉我那个病叫痛经）。我们在诊所大约坐了半小时不到，周金玉说：“回去了。”我说：“还是我背你吧？”金玉说：“不痛了，我自己能走。”我一路走一路失悔：来时背人的感觉好极了，早知是这样，来时走慢点也好嘛，或者这路程再远点也好嘛。

不过从这以后，周金玉与我就没有太多隔阂了。我编箩筐，她就坐在我傍边一边打毛线一边聊天。这时我也才知道，她原来是成都园艺校的初中生，也和我一样是初六八级的，也知道了她家庭成分不太好，是什么小土地出租，还知道她舅舅是解放时被镇压了的。我问她：“你咋老不参加劳动呢？出去做活路好热闹啊，说说笑笑就是一天。”她说“我还是很想出工劳动的，但样样不懂，怕人笑话。”我说：“没关系，我教你就是了。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我这个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果然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向我借了一把镰刀，要跟我一起出工割麦子。我先教她怎样握镰，怎样弓腿，刀要怎样使。在地里，她紧挨着我割麦，我又现场表演给她看，叫她注意动作要领。割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大人小人，老手新手，都割六行，不然割倒的麦子摆在后面不好看。起初，她割两行，我割十行，我帮她把割倒的麦子摆好，如果只看放倒的麦子，看不出谁多谁少。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说：“这个城里姑娘不简单，一出手就象个做农活的样子。”但大多也知道是我在中间暗中帮忙。渐渐的她的确也进步了，由两行到三行而四行，不过手是经常打起血泡的，自然也是我给她挑血泡，包扎。割麦算混过去了，栽秧子就大现原形了，她扯秧不是把秧扯断根就是带一大柄泥巴，栽秧栽得尽是浮秧。她又要跟着我走，又不好打击她的积级性喊她不上工，队长拿她没办法，只好安派她在田坎上甩秧巴头。

金玉只要和我在一起劳动，也不管活路做得好不好，累不累，脸上总是带着开心的笑容，而且坚持天天出工。应该说，在我的带动下，现在的周金玉与刚来时的周金玉是判若两人了。正因为这样，原本就很善良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婶婶大娘们非常喜欢周金玉。经常听见：“金玉，今天我家吃汤圆，你要来哈！”“金玉，还没吃饭哈，我给你端了点回锅肉来。”“金玉，我刚搬的嫩玉麦包，拣两块回去烧来吃，香得很。”一时间，周金玉成了每家每户大家众人的亲闺女了。

而我与周金玉更是出工在一起，收工同在一个屋檐下，完全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在外劳动的时候，我们经常对歌。比如我唱杨子荣，她就唱常宝，我唱刁得一，她就唱阿庆嫂，我唱杨白劳，她就当喜儿。在家里，我晚上吹笛子，她就在隔壁以口琴相和。一天在薅秧子的时候，她和我品排边薅秧边对歌，贾二嫂就开我们的玩笑：“你两个好美兴啊，一个先玉，一个金玉，活灵活现的一对――哈哈，鲤鱼秧子！”把我们的脸都说红了，怪不好意思的。

说是说，笑是笑，虽然我也觉得与金玉一起的时候开心、愉快，甚至还有点兴奋，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有定力的。人家是大城市的人，而我家处农村，父母又多病，弟妹又还小，家庭负担重，不相称的。于是我主动给金玉说：“农村人就是这样大惊小怪的，其实他们没有恶意，图过嘴瘾的，说过就算了。我就没往那方面想。我们只做朋友，不说其他！”金玉笑说：“你咋说都行，我听你的。”

秋冬的一天，她给我聊天时说起：向阳大队的她同学宋利春因劳动积级，思想先进，公社广播了他的事迹后，没几天就回城了。泉水大队的张际清水中救人，也广播了，表都填了，就要回成都了。我问她：“你想不想回成都？”她回答：“说不想是假的，但我们这些人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去了。”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说不定能行。但是你要不怕脏，不怕苦才行。”她说：“只要行，再脏再累我都不怕！”我说：“好，你等着。”

当天晚上，我给她编了一挑鸳篼。第二天一早，我叫她：“走，跟我去捡狗粪。”那时生产队号召大家积肥，捡鸡屎、牛屎、狗屎蔚然成风，按斤两评工分，其中狗粪是八厘工一斤。之前我去捡过多次，最好捡的地方是牧马山区域，而且我知道哪些地方是狗窝窝，什么角落狗最爱在那儿解大便。金玉一听捡狗粪，自然清楚我是叫她挣表现，但也摸了一个口罩想戴上。我说：“要戴上了山才戴。”上山以后，我先把她的小鸳篼捡来装得象那么一回事，然后再捡我的。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回来了。一称，她的九斤八两，我的十七斤半。第二天天刚亮，她主动来找我仍要去捡狗粪，我们如法炮制。所不同的是，这天正当我们在一个山窝的狗屎堆里发财时，一群恶狗（六七条吧）突然向我们奔来，贴身狂吠，十分吓人。金玉被吓得紧抱着我直啰嗉。我把扁担一滑，直向狗群横砍，一条狗腿被我砍伤，那狗变了声音一瘸一拐的逃跑了。其他的狗见同伴挨了，顿时没了斗志，外强中干的边退边叫。我又捡起石块土巴一阵乱扔，它们便象一阵风一样逃掉了。我扶起已瘫坐在地上的周金玉，拍拍她身上的土说：“没事了，走吧。”回来一称，周金玉的十四斤二两，我的二十一斤。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交到广播站，第二天广播里就播送了《女知青周金玉不怕脏不怕累上山捡狗粪》的报道，报道中把周金玉如何为集体增产而积肥，积了多少肥，挣了多少工分，如何战胜怕脏怕狗的过程生动的描绘出来，并在编者按中号召全公社知青向她学习。

次日，她又来问我还去不去捡狗粪，我说：“不去了，我们另选新花样。你想这一广播，好多知青都会跟着来，有什么意思？我们去捞柴。”说着，我就把一个小背篼递给她。捞柴在东山，也就是黄龙溪河对门一带。象捡狗粪一样，我也是先把她的背篼捞来装满盘好，再捞我的。小小一个背篼，装上十几二十来斤草柴就冒乎乎的，背着既好看又不吃力。更主要的是，来回都要走公社门口过，并且每次回来时我都故意叫在公社门口息息气，好让公社的干部们看到。

令人难忘的是，一天我们捞好了柴，正在捆背篼，忽而山风徐来，寂静的山林便发出“嗬嗬嗬”的重低音混响。我吓金玉说：“喂呀！老虎来了！”金玉撇嘴笑道：“你麻鬼！这正是少剑波唱的‘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说着她就先唱了起来。我们正你一句我一句地唱得起劲，不妨对门山上一个看山的二杆子娃儿冲着我们高喊道：“那（乃）块娃，那块女，树笼笼头去（切）打滚！”他把“娃”、“女”和“滚”字都“儿”化了，听起来十分押韵，又应山应响的。周金玉经他这一吼，不安地问我：“他在说我们啥子？”我一时不好回答，只说：“他说我们······他说我们‘捞柴不如拣松果（儿）’。肚皮饿没有？饿了过河吃碗米豆粉（儿），再加两个胀死狗（儿）。”金玉笑着指指我又指指对门山上说：“你是他的徒弟？跟他一块当看山娃（儿）去吧。”

三天以后，我又向广播站交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周金玉脱胎换骨了》······

文章播出后大约十来天，周金玉填表回成都了。工作单位是一三二厂。临别时，她流着眼泪对我说：“毛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我说：“还是忘了好！你不忘我，我都要忘你！”但是事隔几十年了，还是没忘掉，才写下这篇文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