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气最热的时候，我姐姐的第二个娃儿出生了。她第一个娃儿是六四年出生的，也是男娃，非常的乖，取名智华，可惜不到两岁就出麻疹并发小儿肺炎死掉了。姐夫听了地邻老辈子的话，说给娃儿取名要取一个溅一点子的名字，娃娃才易成活才长得好。姐夫看见旁边的牛正在吃草，就给我的第二个侄儿取个小名叫牛儿。我姐自从嫁到这里，家里全靠她当家作主，不但把公公婆婆奶奶小妹服侍照顾得周周到到，在生产队劳动积极，思想也先进，地邻关系处得相当好，且积极要求政治进步，表现突出，在四清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chan*]党，被大队支部作为后备干部培养，参与大队妇女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

眼看到了谷子成熟的时节，站在仓库外往北一看，一片金黄无穷无尽，村落、园林就像错落在黄色海洋中的一艘艘航船舰艇，看久了似乎还在航动。稻田里硕大的谷子吊吊挂满胀鼓叮当的颗粒，像十八岁的姑娘很害羞地垂下头去，实在惹人喜爱。金灿灿的大太阳是蓝蓝的天空，风过处有股含有泥土和稻谷芳香的凉气。极目远望，南边峨眉山，东面二峨山，西方大雪山，北向秦岭山，尽收眼中，能见度极高。好一个四川盆地，天府之国！

开了桶后，由于天气好，谷子一天就晒干了。生产队也知道大多数人家早就没有隔夜粮了，于是每人先称五十斤回去图吃个新米。那甑子蒸的新米饭实在是香，就是没有菜吃饱了都还想吃。打麦子我打过，割谷子我也割过，但打谷子我还是第一次。光是割谷子倒没有什么，那是妇女们做的活，关键的怎样打，既是男人的活，也是技术活，更是两个人相互配合的人工机械活。那时候没有打谷机，只靠拌桶两个人对打，一人拌一下的来，节奏感很强，谁先拌下去谁先收把，别人完了你也要完。每一下都要把谷把甩过自己的肩，在拌下去后的一霎那立即要将谷把分散并且还要抖动一下，好使拌下的谷粒完全散落在桶内，紧接着又重复第二轮动作。这些动作都要在一瞬间完成并且还要连续不断不露痕迹，这才叫技术。

我最初打拌桶时，不是没打干净就是把谷子撒在桶外遍地都是。谷把没撒开时，人们就说我打的是“乌棒桶”；谷子在头上散落下来时，他们又幽默我打的是“雪花盖顶”。后来当担角的我干爹毛清和就来教我每一招每一式，渐渐的我不但打得干净，谷子也不落在桶外了。有知识有天赋的人就是这样，要么他不会，只要他一会了他就比众人都还整得好。我在打谷子上就是这样，短短两天，我不但做到了动作精准姿势优美，还超过了一些老农民的水平。不但打谷子要节奏要技术，连走步、拣谷把、拴草、拖拌桶都要节奏都要技术。也不光听人说就能学得会的，全凭自己在实践中琢磨体会。

由于社会很乱，学校也没召唤，所以从六七年的六月到六八年的五月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就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空就编编箩篼，赶赶黄龙溪毛家渡卖箩篼买竹子。要说从事商业活动，我大约是同龄人中最早的人之一。在此期间我学会了很多农活，比如：做小春挖炕田打土巴理沟沟撒麦子挖窝窝种油菜杵坑坑点胡豆，春耕时平秧田育秧苗点玉米点花生栽洋芋种棋瓜小菜，大战红五月打麦子打菜子收胡豆栽秧子点豆子。在整个劳动中挑水担粪运粮食，外加田间管理等。可以说除了使牛踏耙以外，一年的农活我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学到了很多东西，且深有体会。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农业生产劳动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技术和艺术，农民是艺术和美学的最大创作主体。首先，不管是哪样农活，哪道工序，都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活。只不过有的复杂点，有的相对简单点。不要认为农民就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只有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才有技术，农民掌握的技术项目比他们多得多。如果按车车螺丝搬搬火车道那么简单的工作就算一项技术的话，那么一个成熟的农民至少要有几千种技术才能把一年的农活做得下来。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绝大多数农民没那个机会，他们创造的价值没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的高或得不到承认，所以很多农业技术、尤其是很多农业手工技术就不被认为是技术，这是天下的第一大不公平。

其次，农业劳动是艺术的源泉。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实践尤其是来源于劳动中的技术实践。我深有体会的是，掌握了一门技术后，熟能生巧，身心动作合为一体而随心所欲，就上升到艺术的层次了，例子太多不一一例举。劳动中的技术和激情是艺术的真情流露，劳动中不经意的艺术流露使美显得更加生动，更加真实，更加不带任何修饰打扮。

再次，农民身心手足和农具相结合所演绎出来的艺术动作，又创作出了任何画家都难以想像的一幅幅形式多样、气势恢宏、美不胜收、而且无处不在又不断流动变换的伟大历史艺术画卷。齐白石、《清明上河图》与农民及其他们所创作出来的那些画卷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小巫都算不上。农民才是艺术和美学的伟大创造者！

最后，农民的劳动是多方面的体育锻炼和意志磨练。只不过那种体育锻炼太超强超时，那种意志磨练沿地打转，太使人看不到新的更高的希望而已。如果也像正规的体育锻炼和意志磨练一样，能适当降低他们劳动的时间和强度，给他们以更多的希望和更高盼头，那中国农民一定是全世界最棒的！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从文斗到武斗到大联合再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先是斗走资派，稍后是造反派斗保守派。由于上面有人给造反派撑腰，保守派组织很快就作了鸟兽散。接着就是掌权的问题，在同一个地区造反派也有很多组织，由谁来掌权起主导作用？摆不平内部又干了起来。大家都是冲锋陷阵过的，谁怕谁？于是比先前还打得凶。打砸抢抓烧，无所不用其极。我省的红城和八二六本来是好兄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经历了艰难险阻才把“红造”按平的，这时两弟兄又打起来，而且是不认黄的打，包括使用刀枪棍棒，甚至杀人，从身体上予以消灭，比斗“红造”更残酷。我县倒是没见明显的兄弟组织间的武斗，但在革命成功了，领导集团在个人排位的问题上就出现了扯皮，有的要当“长”，有的要当“委”，有的要进核心领导层，有的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没得到目的就哭就闹就不干，谁也不服谁，以至于到了拳脚相加的地步。于是有的愤然离队，被组织称之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有的被开除，说是叛徒之类。

看来由谁掌权都不行，按平这边那边又翘起来，后来上面为了早点收摊摊，就发出指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部队解放军的干预下，各派各组织坐下来进一步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在把大家哄好不打架的大前提大环境下，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成立了履行行政权力的革命委员会。所谓老，就是指文革以前的领导人物，一般都任第一把手；所谓中，就是指业务领导，多半也是文革前的干部或业务骨干，是二把手；只有青，才是造反派的头目代表，实际在班子中起到一个陪衬作用而已。而在学校，学生组织的造反派头目是不可能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充其量让你在学生中负负责，相当于学生会主[xi]和班长的职能。

由于解放军出面，实行军管，枪杆子里面就出现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诞生了。于是我们在六八年的六月份又接到通知：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当时每班都有一个军代表，我班的军代表姓张是浙江人，普通话又说得不好，南腔北调的，同我们多少有些语言障碍，不过还很敬业。我们上课老师在台上辅导领读毛主[xi]著作，他就坐在最后面监察每个同学的表现。我在农村上自由散漫惯了，有天上课时脚糙手痒的还乱说话。张代表就指责我：“毛先哟！内干吗呢？”我就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调皮地回了他一句：“我妈的不干，老厚儿（爸意）的干活。”说完就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引起课堂一阵哄笑。

我自从这次遭点了名后，也感到照这样下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就一改吊儿郎当的做派，严格遵守纪律，踊跃发言，认真撰写学习毛主[xi]著作的心得体会，本来不是勤务组的，却积极主动做些班务活。没过多久，就彻底改变了我在老师和军宣队的形象。那时的课堂纪律很不好，在下面说话搞小动作的不少，经常是闹哄哄的，甚至有的上课期间随便离开教室，且多半又是造反派的骨干们在作怪。相比之下，我算表现最突出，最悦老师和军代表意的人了。

这时上面为了收拢造反派们的心，体现革命大联合的成果，就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要开一个星期，主要是各造反派的大小头目参加，当然就没有我的份。我班勤务组的人都开红代会去了，张代表就建议让我来代理一周勤务组的工作，得到了老师和勤务组的一致赞成，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几个捣蛋的娃儿走了，班上就清净了许多，再加上我的热情和努力，像读小学时的那种赞法，处处带头，处处干预，声音洪亮干脆严肃，积极领读毛选和领呼口号，每天教室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帮助一些同学写心得体会，于是大家都服我。一周之内，班上的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又成了学生王，我读小学时学生领袖的感觉又回来了。勤务组的人开完会回来后，张代表就宣布：鉴于毛先玉在代理勤务组工作期间表现突出，成效显著，增设毛先玉进入勤务组，由毛先玉主持勤务组的工作。唉，咋就不是红头子文件呢？不然我就成政府任命的官员了！

从这时起，我就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了，与同学们一起把《毛泽东选集》甲种本和《毛主[xi]语录》、《毛泽东诗词》翻读了无数遍，背颂默写了若干篇若干次，也参加了班上组建的文艺宣传队的节目排练和全校的文艺汇演。记得当时我班有个刚从新疆转学来插班的女娃娃叫倪燕秋，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尤善舞蹈，性格泼辣霸道，班上就叫她编排节目。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我们排练一个叫《我们是毛主[xi]的红卫兵》节目时，当中有一个斗志昂扬的群体造型，把我安排在前面最突出的地位，左手捧着《毛主[xi]语录》紧贴胸前，右手紧握革命枪在腰，来个金鸡独立前倾式。倪燕秋教练就来纠正我的造型姿势，她话未到动作先到，我腿上先挨了她一脚：“前腿打直，后脚紧贴前腿曲成九十度；腰打直，精神点！”接着脑壳又遭搬了一下：“头抬起来，眼睛微向上看！”然后又叫我“左手要与胸平行，握枪的右手要弯曲得有力！”她兢扯火爆的声音、满口新疆普通话以及接二连三的动作要求，使我无所适从，吓得我脚杆直打闪闪，弄得我摇摇晃晃的差点没倒。

一晃就到了冬天，毛主[xi]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我们半夜三更听说毛主[xi]又发出了最高指示，就像往常一样，立即起来上街上公路欢呼游行，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又是高喊口号，又是放鞭炮。紧接着没几天，全国的大学生都分配工作了。我姐夫赵仕清本该六六年就毕业工作的，这时才参加工作被分配在宜宾的保密单位国营八一二厂。又没隔几天，我校六六级、六七级的五个班积极响应毛主[xi]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争先恐后出了学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有作为去了。二中就剩下我们六八级的四个班在校。说实话，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六六级的早都毕业两年半了，考上大学的也早已经是三年级的大学生，就是六七级的也只迟了一年而已。比较而言，我们还算稍幸运一点，虽没学到多少知识，反正学得再多都要上山下乡的，所以算来也没耽误多少时间。

两个年级的学生刚离校几天，刚果人民送给毛主[xi]的芒果毛主[xi]舍不得吃，就叫手下转送给全国人民，于是迎接芒果的活动就紧张地开展起来。芒果到来的那天自然是锣鼓歌舞口号鞭炮齐鸣，又放了照明弹电光炮和焰火。虽是夜晚且又一直下着雨，但人们还是兴奋得整夜毫无睡意。我在游行中领呼“毛主[xi]万岁”、“敬祝毛主[xi]万寿无疆”的口号，声音都喊涩了。穿的又是布鞋，且仅有这一双，游行时鞋已湿透，又是阴天晒不干，没法穿，就打光脚板，没上课就在被窝里取暖，上课冷得不行就忍不住把地板踏的咚咚咚的响。班主任杨锡芝就问我咋回事，我不好意思说，陈方春帮我说出了实情，杨老师立马就回她寝室拿了一双她的黑色平绒布鞋来给我穿。虽然小了点，后跟扯不上去，但涉起总比没有的强。我的鞋干了后，我把鞋还了她，苏薇安又哭巴兮兮的借来穿，没穿几天，也就是这年的最后一天，公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面一声令下，老三届最后一批的初六八级的我们，也背起铺盖离校滚蛋各奔东西了。于是乎，我的初中生活也就此完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