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回来后，我又先后到近处的眉山、乐山、新津、大邑去耍了一转，无非是三苏祠苏东坡的文章好，乐山的坐佛高大，纯阳馆二十四孝故事感人，刘文彩剥削压迫人民可恶，也难以尽述。虽是严冬季节，学生们的革命造反却搞得热火朝天。大约是各处都旅游遍了，串联取经学习得差不多了，就落实在行动上回来整走资派，造他们的反。于是乎学校又热闹起来，任集中和王世昌两个当权派，天天戴高帽子挂黑牌做燕儿式，被九一五和斗批改两个组织你斗过去，我批过来，斗病批臭了又选择老师来批斗，当然张云山何俊夫就在所难免。张云山每次运动都是挨整对象，老运动员，有一定的免疫力，耐受能力强，还勉强稳得住。何老师是教育黑线的帮凶，学术权威，是新运动员，受不了那冤枉气，就在一天夜里站在二郎观的乌龟嘴上，往岷江河里潇洒一跳，顿时得到了解脱。到把校长和老师都打倒在地，再踏上了一万只脚时，学校的标本仪器室就被砸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好多珍贵稀少的仪器标本不翼而飞，剩下的也多被砸烂毁坏。学校的图书室也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而且多半被窃为己有。打砸抢大约就从这时开始了。

在观点不同的辩论，争斗走资派和教师，争夺图书的过程中，两派战斗也很激烈，九一五的说斗批改捍卫团是“臭皮鞋”是“饭碗团”，斗批改的说九一五是“狗跳舞”。为了扩大影响扩充兵员增强实力，两派都与社会上观点相同的组织有广泛联系，经常互动。比如我今天要批斗人，你就来给我喊口号，明天你要整哪个，我也来给你撑起。而且两派组织都专门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精心编排了形式多样、艺术风格独特的文艺节目，分别在电影院、一中二中礼堂、县政府礼堂、碱厂和主要场镇演出。说实话，演出水平还很不低，有的至今看来都相当精彩。两派争斗的结果，所谓的“造反派”或“左派”九一五派占了上风处于攻势，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斗批改派处于下风呈守势。

就在造反派们风扫残云快要欢呼胜利的时候，谁知春节刚过，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北京的叶剑英聂云臻李先念等一大批老帅们大发脾气，利用公检法还在他们手里的权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发动了“二月镇反”运动，也就是后来被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逆流”，立即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势。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也就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的这天，我在成都皇城坝还亲眼看到了红城、八二六批斗李井泉的场面。李井泉和他的夫人肖理站在皇城城楼的平顶前面，胸前挂着红叉走资派李井泉的大牌，李井泉戴了一顶棕黄色的高皮帽，苍老的身躯穿的黑色大衣，腰弯到了一百二十度以内。上面批判他的人讲的什么我没听清，只知道有上万人在下面不断的高呼口号，声音震耳欲聋。我当天下午回家，第二天就接到通知：停止一切形式的串联，立即回校上课。没两天，不可一时的造反派头头们被抓的抓，关的关，没抓没关的也偃旗息鼓，万马齐喑，夹着尾巴老老实实的做人。我校我班也有人被抓被关的。一天周末我姐夫从成都回来，过河时渡船都撑到河中间了被公社的人看见，又叫撑了转来，查问他是不是八二六的，姐夫说不是，公社的人不相信，叫他一起到公社打电话对质，直到打通川大电话证实了姐夫不是八二六的，才让他离开。可见当时抓造反派是抓得很凶的。这时所谓的保守派在起着主导作用，整个大趋势是要复课闹革命，恢复次序，以逐渐结束先前的混乱局面。

那时上课也没有什么书读，校长没有解放出来，老帅也不敢随便作主，只有天天读毛主[xi]的老三篇。先是比赛朗读，随后比赛背读，而后比赛默写，看谁读记写得快和好。就像超大班的幼儿园在每天重复单一活动一样，枯燥乏味得很。由于大家都在外晃了半年有多，看的听的也多，自由自在惯了，就很想来点有刺激性的东西。我班的几个大娃儿陈方春许仕兴冯大柱和苏登举，一到宿舍就乱开些没名堂的玩笑。他们自封为分配委员会，单方面把三十六个男同学许配给班上的十二个女生，每三个男生配一个女生，包括他们自己都名花有主，并且给每个女生都取了个绰号，叫那相应的三个男生时，就以他们命名的绰号呼之。有的就笑他们分配不公，自私自利，先把好的占为己有，甚至有的要和他们争与他们抢，把人都要笑死。

正当大家枯燥无味百无聊赖的时候，中央五月份的“红十条”一声炮响，不但激活了人们的精神和增添了打发时间的内容，也把社会拖向了更加无序更加混乱的深渊。简单说，毛主[xi]亲自圈阅的“红十条”，就是肯定造反派前期的革命行动和大方向是正确的，二月镇反是错误的。于是被抓被关的造反派头头们，个个像坚贞不屈的大英雄一样回来了！他们“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时想您有方向，困难时想您心里明。”他们一出来，就发誓要永远紧跟毛主[xi]，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誓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走资派血战到底，誓死捍卫毛主[xi]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是乎，咸鱼翻了身，就难免说了些比原来更加过头的话，做了些更加过头的事，比如高喊“踢开党委闹革命”，“彻底砸烂公检法”等等，公然展开夺权斗争，气焰十分嚣张，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你想原来占主导地位的那一派也是忠于毛主[xi]的呀，也是学生组织呀，他们有什么错？你夺得来权我是吃素的吗？他们能轻易把历史舞台拱手相让吗？除非是痴人说梦！于是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更加尖锐。在一些地方，一场血腥的大战就不可避免了。就我县我校，时不时的也出现两派肢体接触打架斗殴的现象。原先刚恢复的上课次序又被打乱了，学校和老师像局外人不闻不问，自身都难保，谁还敢闻谁还敢问？只有闲看两派谁强谁弱，睡胜谁负的份

我生性胆小，见局势成了这样，学校又没人管，我和琼华就背起铺盖回家了。虽然觉得编箩篼有点对不起社会主义，但市场上为啥还在容许卖呢？国家为啥还在收购呢？于是乎生产队有活路我就去参加集体劳动，没活路我就在家编箩篼。我爸当然是最高兴的了，他赞成我适当出去见见世面，不赞成我火门气气都摸不到就在外面乱闯瞎混。回来劳动可以给家里挣工分，编箩篼又能为家里挣钱，我这个耗钱机器一下就变成挣钱机器了，还带动了弟弟和妹妹，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那时我虽然还不到十七岁，但也长成中等偏上的清俊大小伙子了，在外劳动时，那些年轻嫂嫂伙们就爱开我这个小叔子的荤玩笑逗我，说你想不想找个婆娘呀，有婆娘黑了睡倒硬是安逸得很呀，想咋整就咋个整；某某地方有个女娃子要卖相有卖相，我给您喊来要得不？张家那个寡妇结婚不到一年男人就死了，你黑了到她那儿去她保证欢迎你得很。甚至给你打情骂俏，说得喂奶杀鸡眉飞色舞的，尽是些荤壳子骚龙门阵，常常弄得我哭笑不得。

在家编箩篼的时候，毛守亮最爱到我家来陪我摆龙门阵。前七八代，我们还是一家的，他大我十岁不到，高我一辈，是我青年时代在农村上最好最知心最谈得来的朋友。他父亲解放前在府河当乡长，解放时被镇压了的。因为成份是地主，所以二十六七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二人。别看他只读完了小学，却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口才也好。经常性的关心国家大事，且消息灵通。乐山的武斗，把１１１０的女生用铁丝穿来甩到乐山大佛的山洞里就是他给我说的，并拿出了有照片的传单海报给我看。重庆八一五敢死队拿起大刀砍人，搞武斗机枪大炮都用上了，也是他给我传递的消息。当时我就在想，毛主[xi]不是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吗，这些自称左派的革命小将们怎么连毛主[xi]的话都不听了呢？

然而更多的时候，只要没农活，我家附近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几个女孩就抬着板凳泡好麦草到我家来打草帽。我家房子宽，又有大宰地坝，活动得开。她们不图别的，就图在一起闹热，一边打草帽一边听我讲故事，无非是三国水浒之类。后来我偶尔说到《红楼梦》，她们最爱听，于是乎只要有空她们就来要我讲《红楼梦》。我怕别人说我宣传封资修的东西，讲了几次就说记不住搞忘了。还有就是教她们唱歌。那时我弄了一本刚发行不久的歌本，晚上睡觉前就学几句，学的差不多就用笛子吹。有些歌我学会了社会上还没流行，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还没流行开来。我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就专教她们既优雅好听又没流行开来的歌曲。当然，这并不耽误我编箩篼，我边编箩篼边和她们说唱，编箩篼的劲头反而更加十足了。

有一天听毛守亮说。我们二中昨天有人拿刀砍了学生，还死了人，公安局正在破案，说得不明不白的。我就想去看个究竟，丢下篾条就往彭山赶。走拢学校一看一打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二中的图书管理员兼吐绶鸡饲养员张云山，在图书室被洗劫一空后，他就成了吐绶鸡的专职饲养员了。又由于他历史不清，造反派就经常把他拿来打靶，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又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他的寝室，把他撵到了一米五高、四平米宽的吐绶鸡房去与鸡同住。张云山没法与鸡同居，就找了几片牛毛毡就近给三只吐绶鸡搭了个偏偏，自己住吐绶鸡房。谁知一天夜里，造反派的学生娃娃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三只吐绶鸡偷去就在食堂煮来吃了，那可是张云山为学校喂了多年朝夕相处的吐绶鸡呀。天蒙蒙亮，造反派的一伙人正吃得香，不防张云山提了把弯刀凶神恶煞的赶来。炊事员见势头不妙，大叫一声“张云山要杀人，快跑！”众人回头一看，吓得奔山的逃。有个姓赵的跑得慢了一步，肩上就挨了张云山一刀。始终年老的追不上年轻的，张云山没杀死人，但砍伤了学生，自知只有死路一条，他立马回到吐绶鸡房，喝了一瓶烈酒，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浇了一身一地，划根火柴打下了人生句号，以自焚的方式来结束了他苦闷的一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