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六六年春，文革就有山雨欲来之势。那时的大四清，不但农村有大量的四清工作队，单位、厂矿、机关、学校也进驻了工作队，阶级斗争氛围越来越浓，划线排队明显升级，地富反坏右像过街老鼠。工作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农民、工人可能还好一点，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搞得人人自危。二中还好，工作组的人是乐山体委的一个青年教师，当过兵，好打篮球，大家喊他杨队长，实则就是个篮球队长。他经常组织老师们与政府机关、厂矿事业单位打友谊赛，说这是知识分子广泛联系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好方法。有天下午，二中邀请碱厂的工人老大哥打比赛，杨队长赤膊上阵打主力。正好六六一班和我们六八四班是体育课，就被安排来观看比赛，给双方加油打气。场面很火爆，打得很激烈，势均力敌。杨队长更是又要打组织，又要打主攻，又是主要得分手，全身心地投入，进入了无人的境界。正打得连连得分酣畅淋漓时，他胯下的那个玩意儿不知啥时就长吊吊的露出了短裤口，随着他的跑动不停的左摇右摆，跑了两三个全场他都还毫不知觉。场外的男生们看得大笑大叫，直喊“好球！好球！”女生们看得不好意思满脸涨红把头扭在一边或低了下去，只是间或偷看一眼。打球的勇士们还以为同学们的大笑大叫是在为他们加油助威，越发打得更起劲了。还是当裁判的黄老师见同学们的讷喊助威有些异样，只听男吼未有女声，再一看有好多人不断在指杨队长，黄老师目光就集中到了杨身上，一下就发现了问题，于是吹暂停，急忙把杨叫到一边，让他到厕所收拾好后再继续比赛。

就在杨队长打球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党中央发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四清工作组立马就卷铺盖滚蛋了，代之而来的是清华北大川大成工成体川医的大学生们来串联，到一中二中来发动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最初学校和政府还进行干涉，但上面马上就发出指示要保护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紧接着学校和街头就出现了刘少奇是叛徒、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再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毛主[xi]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始终处于显赫的地位。于是县里的、单位的领导们都成了走资派，不是领导的知识分子要么是牛鬼蛇神，要么是资产阶级的黑帮，要么是叛徒特务，要么是历史可疑。反正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这时整个社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二中是瘫痪了，学校领导不敢有任何作为，一动就说你在破坏和干扰文化大革命。老师们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更不敢上课也无法上课，就更不要说期末考试的事了。整个学校就像蜂子朝王乱成一锅粥，全是学生们的天下。社会上最初把学生们称为革命小将，紧接着又称之为红卫兵，稍后各种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你参加了哪个组织就是哪个组织的红卫兵。其中我县学生组织最著名的是“毛泽东思想斗批改捍卫团”和“九一五造反团”。我没有弄潮儿的潜质，在运动中远没有其他学生有本事有能耐，就随便参加了一个“一八七一战斗团”的小组织，图的是整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来戴戴。那时最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流行的歌曲是毛主[xi]的语录歌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学校没上课，在停课闹革命。官方的组织活动就只有食堂还在坚持工作卖零餐，学生在没在校也没人管。琼华和我家庭又都非常困难，我们也难得去凑那份热闹，于是我们就来了个不辞而别，回家打的打草帽子编的编箩筐去了。回到家里，才发现农村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不过大字报远没有城里的多，大队、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受到很大冲击，但还能领事干农活。让人吃惊的是，各家各户的神龛清一色的搬掉了，各处庙子里的菩萨和岩碥上的人物石刻毁坏得所剩无几，黄龙溪和夏家渡好几十米高的字库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文物的毁坏程度不亚于五八年森林毁坏的程度。全公社七个大队，除正义大队的名字没变外，其他六个大队的名字都重新改过了。我们官厅改成了长虹，白鹤改成立新，泉水改成东风，九河改成学习，金华改成东升，顺河改成向阳。一派革命词汇！更有意思的是，每个大队都自发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且均是青年男女所组成，它们虽然名字各各不同，但既不属于保皇派也不属于造反派，而且都是以文艺宣传队的形式出现，还定期进行汇演比赛。我们长虹大队的组织叫“毛泽东思想海燕宣传队”，是三队的毛先义承头组建的。他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且多才多艺，是大队培养的入党对象和支部书记的接班人，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把全大队的美女和帅哥精选了二十来个组成了宣传队，这当中当然就包括了宝仙和桂芝在里面。

我见农村的年青人都在闹革命，我再编箩篼就很落伍了。再说，四清时早就把编箩篼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围，众人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干革命，我一个革命小将却干起了资本主义的编箩篼营生，我也感到害羞耻辱。于是我主动去找宣传队，也想参加他们的组织。不想却被拒绝了，说我是城里回来的学生，不知道是所谓的左派还是右派，怕引来是非把他们的宣传队煽动垮了。可能是我脑壳出了问题，咋个一下就想到了水泊梁山的白衣秀士王伦呢。不过我也爱去看他们的演出，其中我们大队和东升大队的演得最好，尤其是宝仙桂芝和东升大队那个演喜儿的女娃娃最漂亮。

好不容易等到打完了谷子，陈长发就来喊我到成都去串联，反正学校开串联证，坐车住宿又不要钱。我家离成都不到百里，但我长到现在还没到过成都，反正在家里又耻于编箩篼，也很想去看看大省会的成都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就同长发到学校去开串联证明。去年这个时候，学校早已是才俊满园，读声朗朗了；却而今，除了校务办党的书记王世昌在那儿给同学们开证明外，整个学校空空如也。各间教室的桌椅板凳短脚缺腿的乱摆着，学生宿舍间间扯满了谷草，绝大多数的床都是空的，荷塘的美景也没人去领略欣赏了。

我和长发开了证明后，当天就赶火车到了成都。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它让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也第一次上了成都。我们一下车，就有很多红卫兵接待站的人挂着招牌来接串联学生。我和长发就选择了商业学校落脚。在办理伙食住宿手续时，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毛主[xi]像章。于是我们天天坐着不花钱的公共汽车到处跑，什么南郊公园武侯祠，杜甫草堂，百花潭公园动物园，青羊宫，人民公园文化公园，九眼桥的望江公园等，凡是好玩好耍的地方我们都游了个遍，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大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人多，挤得很，特别是车上，说填鸭式太轻了，纯粹是压扁鸭，车车爆满。但就是这样，我十几天内天天在公共车上，却从没见到有谁被踩伤挤倒，也没听说有谁的包包被小偷扒了的。一天长发说，我们到火车北站去办到北京的车票，我们到北京去见毛主[xi]。我们到火车站一看，人山人海，办北京票的长队排到车站外来了。我说，到北京的车票太不好办，不排两天队拿不下来。我大哥（姐夫）才从北京回来不久，我们到他那里去找他给我们想想办法如何？于是我们到了川大，先问化学系，再到宿舍区，恰好碰见了我大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到北京的票已办到十二月了，那时的北京冷得很，车子上也挤得很，劝我们开了春再去。大哥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我们就回到了商业学校。又在各处耍了几天，我们就回来了。说实话，这次成都一行，我算是大开了眼界。

那时的学生串联乘车住宿都不要钱，只要包包头有伙食费，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班有的同学成了串联专家，先后到过北京南京上海西安兰州广州，真可谓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和长发从成都回来没几天，正准备到重庆去看渣滓洞白公馆，上面就宣布实行步行串联（要乘车自己出钱，住宿自己备被盖），而且对步行串联者每天补助两毛钱。于是我们背着被盖卷又到学校去办理步行串联手续，但上面要求必须要以组织的形式才能办理步行串联手续。恰好碰上我班的代志春余光明也要到重庆去。于是我们四人就成立了一个“长征宣传队”，制了一杆红旗，买了一盏马灯，各人买双胶鞋，这都不在补助费之内，由公家报销。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从我县的黄丰场到仁寿，沿成渝公路经简阳、资阳、内江、隆昌、荣昌、大足、碧山、江津到达重庆，一天走一个县，整整走了九天时间。一路上每个旅店都非常热情地接待红卫兵，又是倒热水烫脚，又是热菜热饭下面条，也有铺盖，你要觉得冷，就把自己的铺盖打开盖在上面更温暖。我们四人没一个脚上没打起泡的，有时走的筋疲力尽，很想用像章去换搭巴车到重庆的，但谁也不愿当孬种先说出这句话，结果大家都学习革命先烈艰苦奋斗，唱着革命歌曲战胜困难硬着头皮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了重庆。许云峰，江姐：我们来了！革命先烈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千里之外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来朝拜您们来了！

来重庆的学生相当多，各接待站早就人员爆满。于是我们就被转运到了重庆市人民礼堂住宿，好几百人男男女女都睡在戏台子上。中间一道深红色的平绒幕布隔开，女生睡在幕布里面，男生睡在幕布外面，铺挨铺，人挨人，就像军队宿营一样。好在接待处事先铺好了连天席毯，我们四个人就挨在一起，把马灯和旗子放在脚那头，衣服行李包包做枕头，因怕受凉感冒就和衣而睡。重庆市人民礼堂建筑特别，两边分别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圆拱形建筑，可能是工作人员的宿舍或平时的工作室；中间一个特别大、特别威武雄壮的圆拱形建筑，就是礼堂的主场。礼堂中几千平米的空间没有一根柱头。整个建筑群风格独特，古色古香，兼配得当，协调和谐，本身地处高位，又威武高大，越发显得它的至高无常，简直就是重庆的一绝！夜晚礼堂内外灯火辉煌，大门处随眼看去，山城星光点点，疏密不齐，高低不一，与天上的星星混为一体，人就有在天宫中的感觉。谁是礼堂的设计师？真真佩服他的灵气和智慧。

我们在重庆耍了十来天，设身处地见识了滚滚长江的波澜壮阔和博大胸怀，深受了红岩村杨家岭和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们舍死忘生艰苦卓绝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动得泪流满面的在他们面前发誓，要继承他们未尽的事业，把祖国建设好，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传下去，永不褪色！正当我沉湎于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感概我们的豪言壮语时，一天在商店我的钱包被人摸了，里面拢共八元六角钱和十三斤粮票，是我全部的生活费。我急得差点哭了，嘴里不住的骂那偷儿，简直不是东西！许云峰江姐你不学，偏要去学甫志高徐鹏飞。回到住地我就找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如实反应了情况，长发他们三个也为我作了证，我们出具了串联证，接待站叫我打张借条，就借了五元钱和十斤粮票给我。由于遭此一劫，我无心再在重庆耍了。同伴们见我挨了，也怕难免有朝一日遭我同样下场，所以也不想在重庆多呆了。那时的步行串联是指外出要步行，回去是可以免费坐车的，于是我们在丢了钱包的第三天，就坐火车经成都回家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