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之别

论及诗文之变，首推韩愈。其文称之为“起八代之衰”，其诗力大思雄，为宋诗之发端。顾随更直接称其诗句“芭蕉叶大栀子肥”为唐宋诗风之界。

唐经安史乱后，衰相已生。在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面前，白居易的委运任化、韩昌黎的不平则鸣，不同的诗歌风貌背后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出现的政治分野。

有唐一代，诗文与韩愈齐名，政治理想也较为接近的只有柳宗元。韩文雄而肆，柳文雅而健；韩诗雄而刻，柳诗雅而洁。此是后人论韩柳的诗文之别。

诗文有别，为人也大异。韩愈在写《谏迎佛骨表》时，令人仰止。而在贬居潮州时，发出“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倘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的哀求，也难掩其庸俗之态。同是贬谪期间，柳宗元仍然迂执不改，完成了《贞符》一文，“惟人之仁，匪祥于天”、“未有丧仁而久者，未有恃祥而寿者”，驳斥了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的说教。在当时的时代，思想高度高不可及，为人则愚不可及。

韩愈后来主修国史，多有虚美之辞，柳宗元写信直斥其有悖初衷。收信之后，韩愈作何反应，史上未载，不得其详。不过，从《祭柳子厚墓志铭》中可以看出，韩愈在对柳宗元折服之余似乎是很有些惭愧的。

既鸣不平，又鸣国家之盛，于是，韩愈贬谪之后得以复振，善终于吏部侍郎的任上。迂直依旧，于是，柳宗元则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辗转流离，再也没有进入过权力中心，最终客死柳州。

文本之谬

现在有学者注重以“文本”指称文学著作，意图把文学作品从作者个人心理和历史文化背景中独立出来，去除指事性思想，从而在文本中发现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意蕴。

确实，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并不仅仅局限于表现所处的时代，而是力图以小见大，在作品中阐述出普世性的真理。1944年，抗战胜利在即，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要求阿英以“骄奢必败”为主题写一部关于李自成的剧本，为部队进城做准备。然而，现在我们返回头再看这部剧本，会发现还有一个潜在的线索在制约着剧情的发展，那就是专制必败——当权力意志强化的时侯，统治必然走向衰败。这也许是阿英在创作时也没有意识到的。大家常说的“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莫雷特”也印证了文本可以有不同的阐述性。

对于文学作品，“文本”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但如果把所有的著作都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却是不合适甚至是危险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割据势力严重，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贸上的领先地位，因而备受法德等国的蹂躏。在此背景下，马基雅维里撰写了《君主论》一书，要求君主必须强有力的执行铁腕政策，结束割据，富兵强国。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罔视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将其曲解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同样，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也是在对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的批判中产生的，后来却被法西斯主义奉为思想渊源并发展成反动的唯心意志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和中国特有的文字狱何其相似。

大国之惑

看过一部美国影片，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把阿拉伯移民的融入称之为“归化”。言下之意，阿拉伯文化是属于蛮夷狄戎、尚未教化的阶段。说话的人表情很诚恳，言语很自然，不难看出这种文化优越感已经渗透进整个民族意识之中。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坦诚的承认“美国和日本一样，都有民族自我中心的思想”。我国驻德大使吴红波曾经精辟地论及欧美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欧美则是“三人行我必为师”。

特有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民族和国家的必然条件，因而必须有认同感，应当有自豪感，但不能有优越感。国家疆域有大小，主权无差别，文化无优劣。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健康的民族和国家心理。妄自菲薄是奴化，妄自尊大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象战前的日本一样走上一条自不量力、自取其辱的道路。

不可否认，就综合实力而言，美国是大国。但所谓的“大国”并不是高人一等。对不同的文化甚至是异质文化都应该给予尊重和包容，而并非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理念强加于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心态，才能够得到世界的尊重。后危机时代，在内外舆论一片“中国强大”的喧嚣之中，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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