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复兴，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人们的生活，是必然的，这就引起我们一个不希望看到的负面效果。作为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永放光芒。但是，一些社会价值观念，却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甚至是反社会发展的。

近读欧阳文忠公《五代史宦者论》，联想当地一性功能缺陷的年轻人，有了“太监”的绰号，由于一个个婚姻对象的告吹，成为社会上一个知名人物，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他羞愤自杀，使人不胜唏嘘。

人们这种偏见，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深远的历史原因。

孔子说：“食、色，性也”，是说吃饭和男欢女爱，是人的本性。没有这些功能，就丧失了人的本性。也就不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了。

孟子《离娄上》上也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人们常骂人说：　断绝后代，香火断绝、　后继无人、　绝代无嗣、　断子绝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而人们的传统观念，是传宗接代、代代相传、香火不断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传宗接代，也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没有性功能，就不能完成这个“大业”。所以在朝廷，就有“狸猫换太子”的一幕；在民间，借男生子、借腹生子的也大有人在　。

欧阳修修五代史，在《五代史宦者论》中，给了太监以“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的结论；认为太监“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主要依据，就是认为太监没有性功能，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有严重的自卑感，心里扭曲，进而对社会、对正常的人们，产生逆反心态，做事就不近人情。

苏洵的《辩奸论》，也提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观点：“貌丑而心险”，也是根据这个论点发展而来，更是对这个论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司马迁的史记《齐世家》中，也借用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和一代名相管仲之口，用易牙“杀子以适君”、开方“背亲以适君”、竖刁“自宫以适君”，均“不近人情”的事例，说明这些不近人情的人不可用；

司马迁在他《报任安书》中，也羞愤的说到他被“宫型”的悲惨遭遇。他说：……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被阉割），是被侮辱到了极点。

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观念一直占统治地位，骂人最重的话，就是断子绝孙。所以，对一个人有没有性功能，是十分看重的，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做了太监的人，虽然近在天子身边，可是，在家族中，是被除了“族谱”的，死后也是不能进坟地的。

而民间老百姓嫁女，也是“嫁老、嫁残、嫁贫、嫁丑，不嫁无后（有性功能缺陷者）”。

虽然有上述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生理因素，哪个女人也不肯牺牲自己的美好青春，去守活寡、谁也不肯让自家女儿这样生活一辈子。

性功能的伤失，对本人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他们不能享受作为一个正常人所能享受的快乐，而最大的则是心理上的伤害，他们到处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嘲笑。所以，最近一则报道，一个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企业家，由于没有性功能，产生自卑感和报复感，就用其它性俱，来大量玩弄女性。

而人们对自己的所有疾病中，最讳莫如深的就是性病。所以，我们就能在公共厕所里，看到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而其的广告词中也说：“难言之隐，一治了之”。

我们毋庸讳言，人们的心理活动，生理因素决定了很大的成分；而有生理缺陷的、特别是性功能缺陷的，他们的心理是受到严重影响的。而相术大师们，也常常以相貌来评判人们。

但是，我们要说，古代的太监，他们之所以被阉割，一是被强迫的，二是被生活所逼迫的。现代有性功能缺陷的，只是一种疾病，更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而不是歧视，就像我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一样。

在深刻的总结了社会和人们对性功能缺陷的历史原因，就是要告诉人们，在我们欣赏美轮美奂的古代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同时，一定要吸取其精华，剔处其糟粕，起到反历史发展的作用，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对已经有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现代社会、对人们思想改变也有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状况下，这些旧的、不符合历史前进的观念，要彻底的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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