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上网，打开博客，忽然看见一个留言，署名“申天凤”，　不觉眼睛一亮，我想起，“申天风”是三十多年前的我所认识的一位文友——一个从城里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农村锻炼的女知青。是她无意间看到我的博客里一篇回忆文章提到当年的她。他现在问当年对她帮助很大的一位老师——也是我高中的老师，现在做什么，她一直感念这位老师对她的帮助。于是，时光倒流，我的脑海像过电影一样，当年与那最后一批知青的一点故事，慢慢清晰起来。

1975年年初，我刚从高中毕业回到农村，那时正热爱文学。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县文化馆创作学习班参加学习，认识了几个文友，其中有两个知青，一男一女。男的叫郭强，十七八岁，一脸孩子气，待人很热忱。女的叫申天风，人看去机灵，留着长辫子，面色白净，开朗健谈，在我们相邻的公社一个大队插队。记得在那次会上，休息期间，总见她对几个文友高谈阔论。

那次创作学习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文化馆杨立啸老师主编的《文艺新苗》上，刊登了申天风写的长诗《写在时代列车上》（现在看来还多少有模仿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的痕迹），抒发知青扎根农村，锻炼自己的豪情壮志。同期也登了我一首小诗。当时我觉得她很有才气，大家都在问，哪个是申天风，当然也有人打听我。我和我的同学刘永玉一同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实我们当时都很幼稚，都是才走入社会为自己的梦想盲目折腾的小青年。

从学习会回来以后，创作热情正高，为此，我和永玉骑自行车到四十里路以外，一个偏僻的村子凭信访问郭强，他和另一个知青住在一起，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从郭强那里，认识了自强不息的农村业余音乐爱好者孙又新，农民业余作者郭侠喆，精神受到极大鼓舞。几年以后，我居然不自量力，根据郭强他们的知青生活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并对永玉“吹嘘”，那时永玉已在苏州上大学，年上回来到我家来要看，我让他看了，他说，不错，有几万字，还要好好改一改。过了两年，我去师范上学，看了一些文学名著，对自己的所谓中篇很不满意，认为自己不是写长篇的料，一时冲动，就把它烧了。从此以后，再没写过那所谓“长、中篇”。

关于申天风，由于是女孩子，我和永玉不方便访问，那时的男女青年交往不像现在这麽频繁、开放。但是有一回，申天风和另一个女知青路过我们村，她居然到我们家来找我了。由于是夏季，天热，我在家赤着上身看书，她们的来到使我当下很尴尬，我赶紧穿了汗衫，让座，倒茶，接着是聊文学，聊写作，聊劳动生活。反正那天她在我家也吃了饭，我现在已想不起当时给母亲是怎样解释的。再后来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据说她紧张复习，考上了一所本科大学，从此，再没见过她。

其实，郭强、申天风应属于文革后期那一批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后知青，最早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广阔天地锻炼的应是1969年的那一批，那些知青年龄比我们大七八岁，称为老三届。郭强、申天风和我们年龄相仿，是1973——1978年毕业的城市高中毕业生。知青们给人的印象，有的踏踏实实，和群众经年劳动挣工分；有的很有才华，爱学习，被推荐为干部，民办教师；有的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经常参加群众文体活动；也有极少数吊儿郎当，干一些偷鸡摸狗危害群众的事。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1978年三中全会后知青返城政策的落实，到1980年前后，这些远离父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基本走光了。“知青”一词只留存在大汉语词典和上代人的记忆中，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并不清楚它的历史含义。

现在看着申天风的留言，我感慨时光飞逝岁月无情。郭强，申天风，你们现在哪里？还写诗吗？永玉，你在美国，生活的还好吗？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理想，都永久的珍藏在美好的历史记忆里去了！

（2010年7月3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