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的“问题”和鲁迅的“主义”之争曾引起思想界之广泛的关注，在当时那个党争和内忧外患不断战乱频繁的时代，“问题”显然没有“主义”的分量重，因为那个时代即便能解决很多实际社会问题也解决不了根本的社会矛盾，于是胡适之的“问题”论就败北，尤其是在解放了全国的gcd之领导下，胡适之的“问题”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市场。

胡适之是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解决问题，鲁迅是医生，医生的职责自然是治病救人，这两人所宣扬的理论其实都没错，当初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在今天看来显然属于各执一词，如今看来，即便“主义”论获胜，若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军队建设问题，比如发动工农问题，比如建立根据地问题，比如解决武器供应问题，比如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问题，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任何时代，问题永远都是一大堆，时代的发展是依靠不断解决新问题而推动的，当然在解决问题之前，总会有某种“主义”去指挥着改革者的灵魂。

但“主义”者也有偏颇到极点的时候，任何“主义”一旦强调过头，就会变成仅为主义而主义的形式主义，像这种形式主义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完全彻底地忽略问题而转向“唯主义论”的愚民路线，而舆论就是这样一种用来愚民的利器，文人群体往往又是些“主义”的推波助澜者，所以在如今的舆论界，主义多，问题少，因为像胡适之那样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文人显然越来越少，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在昨天写了篇《文人无需民主》的杂文。

文人无需民主的论点是建立在如今的大部分文人都不喜欢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喜欢解决问题而只喜欢援引某个社会事件乱发牢骚无病呻吟无耻炒作为扬名立万不择手段的卑劣行为。在如今的文人群体中，不学无术之流越来越多，以攻击体制和政府，以“民主”为口号的韩寒就自鸣得意地放言“七门红灯照亮了我的前程”，其实真正的事实是：七门红灯仅仅不过是在特殊时期内照亮了韩寒的钱程，韩寒以后的钱程是否还能依靠不学无术胡乱骂人的卑劣行径去照亮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但韩寒的不学无术肯定是这个时代的通病，也是这个时代所有主义者的通病。

现在舆论界出现得最多的不是爱国者，而是爱国贼，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民主贼，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贼，不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而是简单模仿鲁迅文风的砸文贼，不是想办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而是一大群挖空心思找机会去炒作他们自己的穴者，因此才有某位大牌演员导演了一部短片《穴居动物》。

穴居动物们不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只以不学无术的炒作为目的，当然最后的目标依然还是为了照亮其“钱程”。

因此我在《文人无需民主》一文中强调的问题核心就是：文人就不该获取权力，不论是民主权力还是为谁当家作主的权力，都不应该让文人获取，甚至连所谓的“民意代表”或“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力也不该让文人得到，众所周知一旦让文人得到了以上这些权力后会产生多少不良社会后果：文人大多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或技能，但在煽动动乱方面却大都具备很强的潜力。

喜欢造谣诽谤指鹿为马并到处摇唇鼓舌惟恐天下不乱是古今多数文人的通病，能真正潜心研究问题的文人历来少见，喜欢踏踏实实为社会服务并为社会提出中肯而可行的改良提案的文人也往往是凤毛麟角，多数文人都喜欢生产文字垃圾，并把“学而优则仕”作为其个人的人生目标或“终极关怀”，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相信的东西就是文人的呐喊及主义者的歇斯底里。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的呐喊及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其实更接近精神病院里的那些病患——都是在一己私欲得不到满足之下的癫痫发作。

冷眼细观如今的文人群体，若把他们与胡适之和鲁迅等人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文人群体早已变成了一大群专门喜欢挂羊头卖假肉的混球。胡适之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鲁迅以治病救人为目标，现在的文人却大多喜欢信口开河乱放屁，尤其擅长说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无数社会问题尚待解决，无数体制弊端有待改良，文人就像百无一用的看客，只喜欢站在旁边看着别人的热闹找自己的开心。

文人没良心，文人只想开心。骂人很开心，骂体制更开心，骂政府就像打了鸡血或吞了摇头丸，文人的精神鸦片就是到处乱骂信口开河发泄牢骚说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一如韩寒的老板路金波如此评价韩寒：“他只是一个喜欢说些风凉话的外来户”。

外来户对本地的建设往往毫无兴趣也毫无参与的热情，多数外来户只想挖空心思寻找本地建设的不足之处只想说些让他们自己开心的风凉话，风凉话里通常都带着恶毒的攻击刻意的诋毁甚至无端的诽谤或谣言，而这些就是外来户文人所惯用的伎俩。

外来户文人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作为基本的人生坐标，他们就像无处不在的苍蝇和蚊子，他们贪婪地吸着本地人的血，疯狂地掠夺着本地的生存资源，但决不会为本地的建设出一分力，同时还会想尽办法在本地传播各种危害公共社会的精神病毒。

有个针对文人的问题：“你打算为建设这个国家出一分力么”？文人回答：“我只是一介书生”[言外之意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自然不会参与建设]，而自诩为“一介书生”的韩寒回答：“七门红灯照亮了我的前程”。

然后我们就会结论：不论是问题还是主义，在如今文人的内心里面其实都不再重要，如今的文人只喜欢援引某些社会问题去说些信口开河的风凉话，或只喜欢援引某个“主义”去为他们的肮脏心理作后盾。如今的文人其实很少喜欢去关心社会问题或主义，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言论权力，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的私利，他们只重视他们自己的言论是否能被社会关注，他们从来没想过为建设这个国家去出一分力也没想过去改良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们只想着不管多少红灯都要想办法去照亮他们自己的前程和钱程”。

如今时代，在文人那里早已不再存在任何社会问题也不存在任何类型的主义，尽管在他们的嘴里说得最多的就是问题和主义，但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在乎问题和主义的一群人，因为他们都只是喜欢说些风凉话的外来户，他们就像这个社会的寄生虫，传播病毒的同时只为着吸血而蜂拥而至。

真正每天都要面对各种问题的人不是文人而是民众，真正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主义”的人也不是文人还是民众：民众在无数问题面前焦头烂额，民众在各种“主义”面前无所适从，民众在文人的叫喊声中倍感寒意彻骨，民众在文人的吵闹声中忍无可忍地对着文人开骂：“狗屁文人”。

一介书生百无一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为人所用，他们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自己最高贵，而最高贵的人历来都不会去劳心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想劳心劳力的文人只喜欢做个社会寄生虫——在拼命吸血的同时以传播病毒为乐。

2010年7月4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