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古古先生的《穷人缺什么》一书，感慨颇多，获益匪浅。古古先生以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敏锐的洞察力，详细分析了穷人和富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找到了凿凿有据的穷人为什么穷的五大原因，即：穷人缺钱，穷人缺心计，穷人缺方法，穷人缺品味，穷人缺帮助。原因是找到了，可是穷人的命运却很难改变，因为穷人生来就处于不利的卑贱地位，很难高瞻远瞩，少时的鸿鹄之志，后来迫于等米下锅的生计，日削月朘，殆无孑遗，只好仰人鼻息，为富人的事业添砖加瓦。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看来，求得富贵，应当走正道，不以正道得到的财富是保不住的。孔子认为，在政治清明的国家里，富贵是光荣的，贫贱是可耻的。但从古古分析穷人为啥穷的原因里，并看不到贫富和品德的关系，因为他认为人的贫富和人的善恶无关。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化就有钱”，这句话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大家早就将金钱和道德联系了起来。我虽不完全赞同这句话，但也不完全地反对。可古古先生却认为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富人的变坏，是在没富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句话听起来蛮有道理并符合自然界的规律，就像鸡蛋能孵出小鸡，石头不能一样有说服力。

但人的善恶是天生的吗？或是在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吗？

笔者对这个观点有些微词。“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无论是大善人、大恶人在婴儿的时候都十分的可爱，招人喜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化环境的改变，人的思想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有些人变得仍然可爱，可有些人则变得让人讨厌起来。这种变化虽然在世界观形成的年龄段尤为显著，但在后来阶段对人的思想变化仍然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其实，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无论人的年龄多大，都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当然极少数的圣人除外。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善良的，一面是不善良的，甚至是丑恶的。人的善恶行为当然和人的品德素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和人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关。毛泽东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他的品质毋庸置疑。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他胸怀天下，心系国家，把实现共产主义当做他最崇高的理想和事业。他曾对斯诺说，“我年轻的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可到了后来，随着地位和权力的稳固，随着局势和环境的好转，他逐渐对女人感起兴趣来，并传出了一些绯闻。后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举全国之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那些开国功臣打倒并再踏上一只脚，他这些表现和年青时思想简直判若两人。当然这些和他的功劳相比，不过是大醇小疵，不足齿数。就像孔子评价管仲一样，尽管他贪财无礼，但孔子仍然赞叹道“如斯仁，如斯仁！”由此看来，就连伟人的思想都在随着地位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更何况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了。

林彪早期不仅功劳赫赫，而且对党和国家也算忠诚，可后来由于形势所迫，他却要篡政夺权了。江青和叶群在未出山之前，其实都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可一旦当政掌权，人就变坏了，开始独断专行害起人来。明朝的大奸臣严嵩其实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很清廉仁孝，可后来掌握大权以后就变质了，谗害忠良，贪脏枉法，干尽了坏事。王莽以仁孝著称，这未必完全虚伪，至少有五分真实的成分，他在开始的时候绝不会有觊觎皇位之志，他的野心也是随着其地位不断提高而逐渐膨胀起来的。对这些人基因的突变，或许可用大奸似忠来解释，但笔者认为如用孔子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的话来解释更为合适。人为了保住既得的利益，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人的变坏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历史上还是有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清官忠臣，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与世沉浮，随波逐流，以求自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的善恶行为确实和人的贫富地位有关。人们常说，万恶人为首，百善孝为先。毛泽东少时确实不孝，但他却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彪炳青史的伟绩；王莽严嵩确开始都以仁孝著称，可后来却干了许多坏事。其实，大多数人都想当好人，但由于人性的不知足和追求富贵的心理，或迫于生计和自保，人们往往会做出一些有悖初衷的坏事来。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有了饭吃、有了衣穿，才能知道礼节，才能顾及荣辱，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国家只有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社会才能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人比穷人好，至少他们彬彬有礼，懂得廉耻，在表面上不为狗彘不如的事。人有了钱，就有了体面，就有了尊严，就有了社会地位。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在满足了基本生理欲望之后，下一个要求就是满足自己的尊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尊敬自己。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必然要道貌岸然，并做些让人尊敬的事，所以富人一般在表面上都遵纪守法，脸上常挂着仁慈的微笑，并为慈善事业捐款，不像穷人那样常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来。

尽管很多富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是见不得阳光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一旦发达之后，就变得规矩和仁义起来，就像庄子说的那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无论钱是咋赚来的，人一旦富有了，头上就出现了光环，有了光环，人做事就知道廉耻荣辱了，知道廉耻荣辱，自然就要多做些好事，尽管他们做好事是为了名，最终转化为利，但毕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

孔子说：“仁者安人，智者利仁。”富人不一定是仁者，但多是智者，他们知道利用仁，因为仁德能照亮他们的发财之路。所以，乐善好施，既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智慧。穷人和富人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无论在那个阶级中，都有好人和善人，也都有坏人和恶人。人的秉性不会因为穷富的变化而马上发上改变，但人的行却为会因为穷富的变化而发生重大改变。

富人一般不仇视穷人，但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穷人，虽然他们有时在穷人面前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但那不过是装点仁义的门面或显示自己绅士的风度而已。在稳定的社会中，穷人在富人堆里，虽然受歧视或遭冷眼，但相对较安全，因为穷人身上一无所有，不会引起富人的非分之想，当然美女除外。而富人陷入穷人的堆里，则常常怀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惴惴不安的心里，生怕腰缠万贯的他受到不测。

穷人则仇视富人，只要有条件，穷人都想吃大户，至少希望大户为穷人出点血。虽然有“为富不仁”之说，但也有“穷山恶水出刁民”之论。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哪里出现天灾饥荒，哪里出现贫穷饿殍，哪里就容易出现暴民盗匪，哪里就容易出现叛乱起义。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待那些灾民常常开仓放粮，提供帮助，其主要目的不是济世爱民，而是为了防止暴乱。

就人的秉性而言，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就行为而言，差别就很大，因为富有是文明的物质基础，贫穷是愚昧滋生的土壤。要想减少野蛮愚昧，要想减少肮脏违法，要想减少犯罪暴乱，就要使人们不至于挨饿受冻，就要使更多的穷人富起来。古人说：“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往往啥事都能干得出来，不吃嗟来之食的人究竟是个别现象。所以，任何明智的政府，对穷人都采取雪中送炭、立人达人的态度，而不是为丛驱雀，雪上加霜。

司马迁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人生在富人之家，就继承了富贵，生在穷人之家，就秉承了贫穷，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并不容易。即使多读几本《穷人缺什么》、《你为什么是穷人》等佳作，也未必能洗掉你身上的穷气，至多只能学会几句口头禅“穷人做事情，富人做事业”、“穷人一旦变为富人，往往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和穷人拜拜”，或知足常乐道：幸福才是硬道理，因为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在向富贵的攀登的人们中，只有少数不畏艰险、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达到富贵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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