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站起来吗（精神崩溃篇）

中国精神崩溃了吗？这个命题着实令人迷惑，也让一般中国人很难回答。既然是“精神崩溃”，我理解它的主语应该是指“中国人”。中国人的精神崩溃不崩溃，恐怕要在调查后才能有发言权。但在摩罗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精神早已崩溃了，理由不外乎是因为我们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累积的失败使然，因而中国人便“唯西方马首是瞻”了。摩罗先生说：

“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是西方殖民者反复侵略与掠夺的结果，中国的精神崩溃则是所有这些失败累积起来导致的心理效应。”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我不知道，摩罗先生所得出中国精神大崩溃的结论,是指所有中国人，还是一部分人。其实，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早就说过：“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所以，首先要建议摩罗先生，应该将“中国精神崩溃了”的命题再斟酌一番了。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你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吗？相信有些人确实会犹豫。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国民性而丧失自尊和自信的吗？我想绝大部分人会给一个否定的答案。

摩罗先生说，我们的民族有一些自卑感和挫折感，我基本可以同意的。但我们的自卑感和挫折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文化和国民性，更多的自卑恐怕来自经济和政治层面。一个富足和充分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民族没有自卑，也不会有深重的挫折感。一个终年胼手胝足为肚皮和房子忙碌的民众，不会去关心什么文化面子问题。相反，如果百姓的生活依然贫穷，我们依然享受不到人类天生本应拥有的权力，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之林呢？

是的，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卑，因为我们无法享受到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和自由。是的，我们自贱，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良心和勇气，成为精神阉割的一群犬儒。是的，我们自虐，因为我们不敢对那些压榨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维权，我们对不法的侵犯只能以自焚自残相争，不是自虐又是什么！但是，我们感到自卑自贱的从来不是文化，更不是国民性！

所以，摩罗所说的“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只能说是某一部分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文化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真正的中国人精神并没有崩溃，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挫折感和自卑感，应该反求诸己，而不应该一股脑归罪西方了事。

坦白地讲，我能体会摩罗先生作为一个文化学者，重塑国人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努力。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丧失，并不是我们意识到国民劣根性。而是21世纪的我们，仍然无法享有西方国家最基本的民主和自由，最基本的人权尚无法保证，这是我们尊严的最大失落！至于国民劣根性，是会随着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并不是我们感到自卑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从香港和台湾的发展看到了国民性的改变！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自信和骄傲。

当然，摩罗先生要揭示的，可是我们民族深层的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说白了，摩罗先生所说的“深层”其实很浅，不过是中国文化分子的面子而已，因为众所周知，面子才是中国文化分子自尊心的最积极的体现。其实，摩罗开出的药方上早就写着：要拯救中国文化软骨症！可见，摩罗先生所谓的自卑和挫折主要与文化有关，似乎和百姓的权益并无多大的关系。摩罗先生首先要拯救的是国民劣根性，在摩罗先生的逻辑里，国民劣根性没有了，中国人就可以挺起胸膛站立起来！摩罗先生大声疾呼：

“西方人犯下的罪恶与错误，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种族；中国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隶，必须砸碎一切精神枷锁，挣脱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做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国民。”

摩罗先生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平视西方，这固然是很好的建议。既然中国文化要站起来，必须拿出我们能无愧于站立世界的精神财富。放眼当今，中国出现了一位世界范围内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吗？没有。如果说香港和台湾出现的新儒家学说的学者，在古代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上，还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可是在大陆，除了老一辈陈寅恪和熊十力外，又有几人对古代传统文化，真正做过思想上的研究和整理？我们的民族主义者既不肯对传统文化做一番严谨的整理工作，又拿不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精神财富，却一味地做出文化崛起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意淫自慰而已。更有甚者，有些人喜欢在别人的过错里找到自己的自信，这种自欺的行为表面上很隐蔽，其实更加拙劣，因为即使找出别人的罪恶，就能证明自己多么优秀吗？

我们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和生产思想的能力上，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但是却有两种特殊的看家本领，不由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先入为主”的本领，不管西方有什么新创造和新思想，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能有办法说“中国古已有之”！以此证明中国古代多么令人自豪。另一方面　，则是千方百计找出西方的罪恶加以抨击，从而证明自己的伟大和光荣，建立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这两种本领，我们也不难看出，所谓的民族主义者是多么脆弱和自欺欺人。

但摩罗先生对那些民族主义者却倍加赞赏，称他们是中国的“国胆”，可畏惺惺相惜。可惜，当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去批评别的国家，而是要把精力放在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上。如果你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你必须拿出特有的让人尊重的精神财富，而不是在别人的缺点和不足上，建立我们的信心和自尊。毋庸讳言，欧洲历史也曾有一千多年黑暗的时期，也曾镇压科学，反对思想独立，也曾烧死过异端。但是，这却不是我们的信心基础所在。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缺点上，如果因为别人的黑暗，而自我欣慰，只能说明中国依然处在阿q的时代。正如中国足球每次世界杯比赛，都要找几个实力比较差的国家队练兵，建立所谓的信心，但到了真正的赛场上往往让人打得找不到北。信心，是一种实力，没有实力的自信是自我欺骗。

固然，西方人有一段罪恶殖民史，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英国鸦片战争的胜利，其实是文明社会的奇耻大辱。对中国来讲，虽然失败令人痛彻心扉，但是，何尝不是一次机遇和挑战？我们不能总纠缠于历史，历史是有诉讼有效期的，我们不能把别人的罪恶，永久地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应该在历史中学会成熟和发展，学会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学会在历史错误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而不是在别人的过失中意淫自慰。

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中，学到的是控诉别人的罪恶，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美国两艘军舰的打击里，学会了富强和接受新文化，他们把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他们把国耻日变成了自己的光荣日。如果说鸦片战争本身是深重的罪恶，他留下的惨痛却以中国巨大的进步作为补偿。我们的祖先，曾在惨痛中打破了天朝大国的美梦，今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并且自觉溶入世界潮流当中，在新文化和新价值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正是祸福相倚、反求诸己的道理吗？

摩罗在文章抱怨说：“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唯我独尊，而中国部分精英的民族主义者却唯我独劣呢？”似乎在责备和批评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那么，何谓民族主义呢？“简言之，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往往都要从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找出其优越的地方，大力宣扬引起民族自豪。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却唯我独劣”呢？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陷阱。如果我们的民族真的很优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令人自豪，我想凡是民族主义者，都更愿意夸耀自己。凡是不夸耀的，或者是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本身劣迹斑斑，或者本身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喜欢把别国的缺点放在嘴上，通过攻击和嘲笑别人来获得心理满足，对自己的缺点则讳莫如深，或者轻描淡写，以“别人也好不到哪去”而心安理得，这才是我们民族主义者天下无双的独特之处。

民族主义者除了这两样本领外，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件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煽动群众的民族情感。大家知道，民族情感神圣不可侵犯。似乎只要有了民族情感，就有了尚方宝剑，就有了百战百胜的武器。即使变成“爱国愤青”、义和团，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我们也要对他们感恩戴德。这种只管“爱国”不管利害的做法，必然导致盲目狭隘的爱国主义，不仅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极有可能将中国带到苦难的深渊。

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和维护民族大义旗号的目的，不外乎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后用极其煽动人心的语言建构一个群狼环伺的外部环境，似乎中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西方的公共食堂”。然后把自己伪装成拯救中华民族的英雄，大有和我作对，就是和民族和国家作对之势，谁如果胆敢批评挑战，便会招来民族主义的讨伐之声，甚至给他们戴上卖国贼或者洋奴的帽子。他们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爱国，当然没错，但也要分理性爱国和非理性爱国。非理性爱国不仅不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且会给国家造成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这样的人虽然打的是爱国的旗号，但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严格说来，应该叫“爱国贼”。

“爱国贼”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崭新名词，自然是从“卖国贼”演绎而来，既然爱国，焉何反倒成贼？其实，爱国贼是指那些打着爱国旗号却要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的人群，这些人表面上是爱国的，其实是庸医杀人！正像义和团盲目排外一样，这些人闭着眼睛喊爱国，表面上为国家争取利益，实质上却在损害国家利益，把国家带到战争和血腥的边缘。这样的人是爱国者还是误国者，不是一目了然吗？这些勇于把国家带向深渊的所谓爱国主义者，不正是国家之蟊贼么?

其实，谁是爱国者谁是误国者，并不是看谁喊的爱国声音高，谁把祖国和民族利益整天挂在嘴上。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打的是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旗号，但是，却给德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或者“洋奴”的文人，不惜要在“血腥”中崛起的愤青，不惜在国际上制造和激化矛盾破坏和平发展环境的家伙，才是真正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贼”。

这些人打着中国崛起的旗帜，打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排斥西方文化，成为和权力遥相呼应的鼓手。这些人拒绝承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刻意将社会的主要矛盾歪曲指向西方，而且给自由和民主冠以西方殖民文化的帽子，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其用心可谓良苦！他们高高打着的爱国主义大旗，其实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遮羞布。其实，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成分的继承者。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并不是爱国者，我们不能把两者等同。否则，清政府那些腐败愚昧的官僚们，岂不是最最爱国的那一部分人？真正的爱国者是为了让百姓生活幸福，促进社会进步，这样的人才无愧于爱国者的称号。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动不动就要建立一套东方话语权，动不动就要建立世界新秩序，表面上是“外争族权”，实质上却要中国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无视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100名靠后的现实，无视中国国内矛盾风起云涌，却要代表中国人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说不，一会儿要站起来，把自己装扮成民族英雄或者新的启蒙者，岂不知自己正在以“蒙”启蒙呢！

如果说五四启蒙者极端反传统有着情感的干扰，剔除其过激的言论恢复理性才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而摩罗先生不仅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驱使情感，以激越无羁的文字驱动惊世骇俗的论断，强烈地表现出摩罗自己所云的：“我清醒我疯狂”的特点。其实，正如喝醉酒的人自以为最清醒一样，真正清醒的人不会疯狂。摩罗的“疯狂”其实正是摩罗先生现实状态的自白状。

我们愿意原谅摩罗先生的疯狂，据说摩罗先生的这部书是给50年后的人们看的，是“最具前瞻性”的一部巨著。虽然摩罗精心建构的国家复兴方式，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中国终有一天会站起来，中国人民会成为有尊严的国民。

应该说，单从文学角度，摩罗的文字是无可挑剔的。摩罗先生依然保持着文人作家的敏锐和煽动力，摩罗先生通过“笔端恒带感情”的文字，往往把平和的说理变成激烈的论断。这种文笔在反抗奴役和压迫方面，容易使人热血澎湃，激发人们感情的共鸣，这也许是《耻辱者笔记》成功的原因。但是，摩罗的文字一旦用在历史和思想的探讨上，其弊端同样显露无遗。一旦剥去其承载激烈情绪的言辞，我们不难发现摩罗的论断是草率和虚妄的，摩罗独特的视角和激愤的文字是经不起推敲和怀疑的。

摩罗也许是真诚的，因为摩罗先生一直在犯一些很幼稚的错误。譬如摩罗自称“不是祖国的儿女，要作祖国的父亲”，来表达自己另类独特的爱。这个比喻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可惜，仔细一想就觉得很荒唐，怎么可以把一个生你养你的地方比喻成自己的子女，从伦理上讲不通嘛。当然，这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从摩罗先生的文章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其缺乏逻辑和理性的致命弱点，摩罗先生在文中夹杂着许多震撼世俗的论断，可惜这些论断的背后却缺乏严密的论证。众所周知，明辨是非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证，离开了论证，摩罗所得出结论，当然就变成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了。而且，由于摩罗先生并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史学观，许多史论本身就很荒谬。譬如说摩罗对希特勒的评价，摩罗对义和团的赞美，已经走向了基本文明的反面。我们也许可以原谅摩罗先生作为文人对历史文化的浅薄理解，但是我们无法原谅摩罗先生背叛社会基本文明价值的做法。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我不是一个泛道德主义者，我不会因为摩罗先生的文章而否定其人品和道德情操。而且，我始终认为，每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切入点不同，对社会和世界的观点必然有差异，这也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大价值所在。反之，万马齐喑或者众口一词，则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被扭曲的时代特征。我愿意相信，摩罗先生不惜以今日之我于昨日之我血战，并不是社会地位的改变，也不是权力和地位腐蚀的结果，更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精心打造中国崛起的神话，而是摩罗沉潜十年后真正独立思考的结果。

但摩罗先生把五四时期社会精英，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探索，把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说成是为了维护五四先贤的利益而刻意打造，是为了实现以精英为核心的社会政治认同。这种用庸俗知识分子的目光审视五四先贤，简直就是对五四先贤的侮辱！也是对自己的背叛！以现在卑鄙无耻文人肮脏的思想境界为脏水，泼向那些铮铮铁骨的五四精英，刻意将五四精英庸俗化，反映了摩罗先生的堕落！甚至在采访中“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难道这不是典型的“自轻自贱和自虐”吗？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我不怕被证明有错误，我只怕被误解。”高尔基曾说：“别人是你的镜子”。摩罗先生把五四知识精英为争取国家富强、人民民主自由的行为，看作是为个人争取话语权，为自己争利益，反映摩罗先生不仅已经背离了五四优秀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而且背离了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摩罗对五四精英的评价，当然可以理解成“推己及人”的论断了。也许，摩罗先生向社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不论是前期为了那些被损害被侮辱人们的呐喊，还是今天义无反顾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船头上，原来都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已。鲁迅先生曾说过；人一阔就会变脸，也是，摩罗先生已经爬上了成功的阶梯，已经搭上了既得利益群体最后的班车，当然不必再为被损害被侮辱的群体说话了，这也许是摩罗先生华丽转身的原因。虽然至今，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样的结论。我总觉得摩罗先生是真诚和有良心的学者，应该只是个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摩罗先生的“五四精英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刻意打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结论，却让人不寒而栗。

曾经被钱理群教授奉为中国知识界精神战士的摩罗先生，据说“终于明白，学者并不关心真理本身”。这也算摩罗先生近几年的“大彻大悟”了。如果学者不关心真理，我不知道学者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难道学者真的只能成为御用的犬儒吗？或者站在某个制高点上，慷慨激昂地为某个集团利益说话，但是，如果不关心真理，他说的话还可信吗？

苏格拉底曾经说：“只问是非，不管其他。”为知识而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为政治而学术则是假学术。同样，表面上打着爱国的旗号，高呼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口号，并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良心。知识分子应该为真理而生存，而不应该打着国家和民族的旗号，贩卖虚假的知识，因为凡是虚假的知识，都会在时间的洪流中成为笑谈。知识分子不应该总是习惯于设计自己站在什么利益的立场上说话，而是应该自觉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说话。凡是打着站在某某利益立场讲话的，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必然要不断地自我冲突。因为你今天可以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那么明天极有可能站在权势的立场上说话。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学会了为知识而知识，我们才会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因为真正的知识往往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学术者，乃天下公器。也就是说，学术不应该成为个人或者集团诉诸利益的场所，不管这个利益是为国家利益还是集团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学术不应该变成利益工具，不管这种利益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国家或者民族的旗号。为知识而知识，应该成为普遍性的常识。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有为某种利益而写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我们的文章也应当为正义和公理而写作。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的使命依然是争取民主和自由，依然是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五四先贤们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启蒙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之时，摩罗先生抛出中国站起来的怪论，对五四先贤进行鞭尸游街，不由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当然要站起来，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和自尊。但是，正如胡适先生所说：“这种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基不稳固，一朝根基动摇了，信仰也就完了。”学习西方并不是我们失去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借口，落后和差距才是我们失去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应该建立在深刻反省基础之上，而不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爱国自大症上。我们的自信和自尊的根基就是民主和自由，就是民治、民有和民享。中国文化要复兴，并不是为传统文化招魂，而是要创造在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新文化。没有这些，所谓的中国站起来一定是弥天大谎。

本文只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摩罗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驳。虽然摩罗先生《中国站起来》许多经济和历史的观点也有很明显的纰漏，鉴于摩罗先生只是一个文化学者，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上的纰漏，尚情有可原，毕竟只是摩罗先生在“客串”时漏了点马脚而已。

最后，我要向摩罗先生道歉，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站起来》这本书我并没有买到，只是在网上看到了摩罗的相关博客以及《中国站起来》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崩溃篇。虽然大致可以把握摩罗的思想脉络，但肯定有一些认识误区，也希望诸位不吝批评和指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