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自轻自贱自虐吗（文化篇）

前面提到西方人的打棍子理论，西方人为了自己的发展，往往美化别的国度，以促进国家的奋发上进。而在中国，如果你拿出打棍子理论，不把你自己打死才怪，因为中国人的面子是第二生命，一旦把人家美化得让自己自惭形秽，中国人的精神就会崩溃。所以，在中国讨论发达国家时一定不能说得太好，否则会被大家说成“崇洋媚外”，但是说那些落后的国家则不在此列，其中的道理你自己琢磨。

所以，现在所谓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激烈抨击西方国家的丑陋，并且不忘记对中国国民性和文化大加赞美的那部分人。那些民族主义者——那些恨不得把中国变成东方不败的学者文人，也因此被浅薄无知的愤青叫好。而那些觉得百事不如人，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常常被冠以卖国贼、洋奴的“美称”。这是很混蛋的逻辑，难道我们对先进的文化只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先进性就销声匿迹？摘一片叶子，也许可以遮住眼睛，但是真的可以遮住真相？这种讳病疾医、自欺欺人的行为，恰恰却成为国人最经常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不幸和悲哀！西方人在打棍子理论里奋发图强，而中国人则在掩耳盗铃的自欺里固步自封，更有甚者，大放厥词污蔑那些进行国民性反省和传统文化批判的人为洋奴。

摩罗说：

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推手，那当然是西方殖民者。至于旗手，那当然要在中国人中找。我认为蔡元培比较合适。正是他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时，被树立为文化领袖，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

五四精英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所做的贡献，被摩罗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原因是他们“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当时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为什么歌颂西方文化反而批判传统文化呢？难道他们都如摩罗所言：集体得了所谓的“自虐症”不成？事实上，当时拒绝西方文化捍卫中国文化的学者精英并不少，像辜鸿铭、梁漱溟等，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他们有人能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强国富民之道吗？而鲁迅、胡适等人之所以放下了所谓的民族尊严，肯拜西方文化为老师，不仅是当时形势被逼无奈之选择，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在探索道路上的自觉和自省。从最早林则徐严复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再到后来胡适鲁迅试图从文化上找到妙方灵药，其目的和作用不外乎救国图存、拯黎民于水火。五四先贤为祖国的富庶强盛，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可谓功标青史流芳百世。这样的先贤在摩罗的笔下却成了“洋奴”，却成了“精神大崩溃的旗手”，无怪乎其好友萧瀚先生称之为“所见过最神经错乱的文字”。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民主和自由，是科学和平等，而传统文化的核心则是三纲六纪（陈寅恪）。摩罗先生所自我陶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实质是专制文化的代名词，是培养太监、包小脚、“人相食”的罪恶文化，是宣扬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和贞节牌坊的愚民文化。而如此令人作呕的封建文化，在摩罗的眼里竟然成了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成了我们在世界上骄傲站立的基石，只能说摩罗得了苦难健忘症而已。

其实，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兴衰。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在运动场上，运动员有起起伏伏，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每个地区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传统文化也许是世界上当之无愧较为先进的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再加上封建专制的禁锢，传统文化逐渐失去百家争鸣的活力，传统文化逐渐沦落成儒道释三家垄断的营业场。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已经停滞凝固，失去了从内部打破其权力架构的力量。传统文化无可奈何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相对均衡，让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传统文化已经落后的现实。

同样，西方文化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文化。但是中国文化要复兴，首先必须老老实实拜西方文化为师，然后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的优点，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可能。否则，打着文化复兴的旗号，妄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袁伟时先生曾经说过：“学术文化无国界，只有是非和高低之分。”我们现在的器物、制度、价值观念，哪一样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正如摩罗先生穿西装打领带，坐汽车用电脑一样，并没有因为是西方科学和文化的产物而拒绝他们。摩罗先生既充分享受到西方文明的成果，却一转脸便骂那些号召学习西方文明的人为洋奴，岂不知自己也早成了“洋奴”呢！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大门越敞开，国人的思想越开放，我们的国家进步会越快，而当我们一旦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时，我们国家的发展就像老牛拉破车，走得艰苦而且缓慢。主动融入世界潮流，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理性知识分子的共识。

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实质是民主和专制的选择，是现代化的科学理性和传统的封闭愚昧的较量。倘若我们能够抓住事物本质，就不会为表面上的字眼所迷惑。摩罗先生故意撇开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纠缠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把五四精英对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的推崇，说成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开始,以唤起国人的民族情绪，打着抵制西方化的旗号而阻挡现代化，甚至把中国当前的思想和文化现状，归结为“全盘西化”的结果。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把“中国精神大崩溃”的罪魁祸首推给了蔡元培——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誉满天下而谤不随之”的神人般人物，竟在新文化运动近百年之际被摩罗游街示众，其行为不可谓不卑劣，而其用心更是昭然若揭。摩罗说：

自从五四时贤主张全盘西化以来，中国的教育资源全部都是西学，我们每个读书人都可以说是西方教育背景的人。我们早就习惯于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制定的统掌世界的游戏规则为金科玉律，丝毫不敢怀疑，尤其不敢稍有违背

五四一代的思想遗产，给几代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离心力，许多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讨论问题的立场、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是西方的，他们的言论往往也是代表西方利益的。

上面的话似乎告诉我们，中国早已西化了，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都是（？）西方的，所以，我们早就“全盘西化”了！多么可笑的逻辑！我们知道，所谓的西化，最主要是西方民主和自由等核心价值。按照摩罗先生的看法，似乎中国早已拥有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和价值，早已在享受西方几个世纪前就拥有的民主和自由了。那些还在倡导和争取人权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岂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但是，党和政府还在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按照摩罗先生的逻辑，接受了西方的观点，就有了西方的视角，所以说出的话就“往往代表西方的利益”，这样的话出自摩罗先生之口，真的给人一种很“没文化”的感觉，让人不由怀疑摩罗先生是否懂得逻辑。如果说，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就会有西方的视角，就会代表西方的利益，那么，日本和韩国这些学习西方的国家，岂不是都在代表西方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岂不成了卖国国家？而事实却是，这些国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富强和壮大起来，这不与现实相悖吗？何况，西方文化中有许多普世价值的东西：譬如民主和自由，既然是人类最普遍最美好的价值，又哪里有东西方之分呢？我们能说一旦拥有了民主和自由，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吗？所以，摩罗先生所谓学习了西方的观点，就有了西方的视角，就代表了西方的利益，依然只是摩罗先生荒唐的推理而已。而且，在《中国站起来》里，摩罗先生故意混淆西方化和苏联化的固有辨别模式。把苏联化的专制思维和我们固有的西方化观念混淆起来，把我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挫折，别有用心地推在西化身上，以蒙蔽民众引起人们对西化的反感，反映了摩罗先生的“无畏”和“智慧”。

正如那些民族主义朋友一样，摩罗先生一方面把对传统文化和种族的反省，当做是崇洋媚外，另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者和文化的坚守者。摩罗先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愿意承认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而不愿意承认传统文化的失败。在摩罗先生的眼里，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生气勃勃，是西方列强把我们的国门打破，摧毁了别人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从此，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

在摩罗看来，中国人民的苦难完全是因为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的大门所致。所以，摩罗在文章中反复抨击殖民者的罪恶，以激起民众对西方的痛恨。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封建专制社会贪官污吏如狼似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整个封建历史战乱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简直就是暗无天日。鸦片战争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此后，西学东渐，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等理念也渐渐传到了中国。科学器物的输入不仅使生产力大幅提高，而且大开了中国人的视野。民主和自由更是从思想上打破了我们千年跪伏在专制统治的奴性，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平等。从此，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产生靠传统文化有可能吗？公正地说，中国人的苦难恰恰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之路，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之所以举步维艰，除了政治的干扰因素外，还因为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民族自大者，他们拒绝学习西方文化，生怕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丧失自己的文化，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也是不自信的表现。试想，如果传统文化真的是强大的文化，怎么可能会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消湮呢？

我们知道，要判断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是不是富有生命力的的先进文化，就要看他们自身是否具有强大创造力，并且有海纳百川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气度，是否毫不避讳对自己文化缺点进行批判等。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则是停滞保守、妄自尊大，这样的文化怎么可能是先进文化呢？何况，传统文化的消逝，应该认真检讨自身是不是还有生命力，不应本末倒置，责备和讨伐新文化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强大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会在军事的征服中消亡的，即使在国家战败之后，仍然有强大的同化力，仍然会把落后的文化加以同化。

譬如说古希腊虽然在战争中败给了古罗马，但是他们的文化却被罗马人吸收了，他们的文化并没有消亡。譬如我们中国汉文化在历史上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文化，在当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不仅没有消灭我们的文化，反而最后都被同化。譬如北魏的孝文帝，蒙古人和满清人，虽然在战争中打败了汉族王朝，但汉文化却没有消亡。原因就是汉文化对其他民族而言，是先进的文化。即使包括印度的佛教，也都在传播的过程中和汉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了鲜明的中国佛教的特色。那么，如此强大同化力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同化西方文化，反而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只能说明，我们遇到的西方文化是一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更强大的文化，比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加先进而已。

但是，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却不愿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因为他们赖以自豪的泱泱大国的五千年文明，竟然被弹丸小国的蛮夷文化所征服，真太让“中心之国”颜面扫地。中国文化分子，历来看不起蛮夷，而“严夷夏之防”，防止“以夷变夏”。传统文化由于其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东有大海，西有高山和戈壁荒漠，北边冰寒，南边潮热，再加上周边国家的文化都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遭受到真正的挑战，必然形成传统文化的封闭和自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对待西方文化的傲慢和无知上。譬如当年马戛尔尼第一次来到中国，乾隆皇帝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向圣朝朝觐的。把他们不向皇帝下跪，牵强附会成外国人的腿不会弯曲。甚至连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法两国的区别尚且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却要摆出居高临下的天朝大国的架子，摆出泱泱文化大国的姿态。这种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如果不是处于坐井观天的无知，就是那种趾高气扬的自大狂。而这种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竟然被摩罗先生认为是“理所当然”，确实让我们见识了“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文化只有才碰撞中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也只有在文化交流中才具有蓬勃发展的活力。

所以，对于中国这样自大封闭的文化古国，要想让文化分子放下架子学习西方，便显得荆棘横生困难重重了。当中国的大门在西方的炮火中被迫打开时，中国知识分子既感到了其所未有的耻辱，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老师，这对中国虚骄自大的文化学者来说，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折磨，因此，每当国力强盛或者西方发展遇到某些障碍时，“义和团意识”便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千方百计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且不断地向世界宣布；西方文化要衰落，儒家文明要振兴，中华文明要拯救世界。只不过就像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喊多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李光耀先生在东亚金融危机后，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

严格说来，我们的文化屈辱感并不是始于五四先贤的反思批判，而是始于鸦片战争的炮声。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的黄粱梦，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正如一个武功自以为天下无敌的人，却被原来根本看不起的人击败所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差，并因此而产生无法接受的挫折感。当时一些手足无措的士大夫竟然喊出：“宁肯亡国，不可变法”的口号，内心的彷徨、急躁、失落和无助可想而知。再加上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蜂涌而至，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思想的根基。这对于一直生活在封闭自大文明古国里的文化分子来说，无疑是痛心疾首的奇耻大辱。由此可见，摩罗先生将中国文化的挫折感归罪五四先贤，就有点张冠李戴的味道了。虽然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里，中国文化分子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器物和科学不如别人，但是有些仍然顽固抱着幻想：就是坚信我们的文化和道德是西方人无法比拟的。这些冥顽不灵的士大夫，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里，沾沾自喜于所谓的“圣人道德”，认为“越古的就是越好”，　“好古而拒变”，仍然以民族自尊心为借口，虚骄自大，盲目排外，不肯虚心学习和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

但是，随着欧风美雨东渐，再加上我们的早期启蒙者走出国门，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很多五四先贤开始意识到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开始正视落后差距，在痛苦中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自觉打破奉若神明、不可更改的传统思想观念，宣传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针砭国民性痼疾，号召人们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桎梏，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精神改造国民性，以求建立新的道德，塑造新的国民，来完成社会制度的改良。其实这正是一个民族觉醒和奋发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觉醒的一个里程碑。

但莫罗先生竟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启蒙救亡图存工作，说成是为中国人戴上了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枷锁，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在中国将即将崛起的今天，五四先贤却成了中国精神崩溃的罪魁祸首。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真该忏悔自己所谓的启蒙工作，把中国人带到了“精神阉割”的境地。否则，中国人就可以高高扬起拖着长辫的头颅，在世界面前高高扬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颅了。都怪他们，让中国人失去了傲视群雄的机会，失去让世界各种文化相形见绌的机会。而摩罗自己无疑成了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成了让中国人站起来扬眉吐气的英雄。本来我们应该感激摩罗先生才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摩罗先生精心建构的陷阱。

凡是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发展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五四先贤们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经过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是中华民族打破天朝大国的骄傲心态，第一次自觉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滥觞。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人心中撒下了民主和自由的种子，为中国人走向科学和理性开辟了道路，为个体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打开了一扇窗户，其意义之深远，可谓前无古人，甚至连摩罗也不得不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功绩，非其学术水平所能否定。

显而易见，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积极启蒙救亡，正是要帮助中国人走出屈辱的困境，帮助中国走向富强和民主之路，而绝不是要给中国人戴上“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枷锁。胡适鲁迅等五四先贤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并不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而是深陷其中并深受其害的强烈反弹罢了，更何况他们都是走出国门之人，亲身感受到西方文化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是在亲身感受到老大中国落伍于世界的现实中，所做出“反求诸己自我批判”的抉择，那是当时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中所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早期的摩罗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曾说过：“不敢面对耻辱是我们一切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学习西方文化，其实正是国民自尊和自信的表现。五四精英们面对国家积弱贫穷、积重难返的现实，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如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矫枉过正的一种策略，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因为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哪一个真正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哪一个认可了“强者对于自己群体的奴役之合理性”？而把他们为启发民智塑造新民，自觉地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称作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开始，只能说明摩罗先生已经背离了最基本的文明常识，把所谓的面子或者所谓的自尊心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其实质和那些颟顸顽固的满清士大夫又有何两样？

如果我们还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幻想，请看一下我们的邻国，同样是东方人的日本人，能够迅速地接受西方文化，并成为骄傲屹立世界之林的强国，除了和统治者的锐意进取和高远的政治目光有关外，还和知识分子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正视不足，并且自觉地向西方学习有关。而步履蹒跚的老大中国却一二再与西方文化擦肩而过，究其原因，与中国文化里的惰性和保守性脱不了干系，与老大帝国的面子心态不无关系。他们打着自尊和自信的旗号，闭目塞听，盲目自大，拒绝学习先进文化，这样的民族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既然我们承认西方文化具有生机勃勃的现代性特点，而传统文化是一种古老的落后停滞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放正心态，自觉学习西方文化。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我们不可能因为传统文化的长处而讳病疾医。譬如我们的身体得了重病，也许并不一定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全身上下并无一样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沾沾自喜于“康健”的身体部位作为自信心的证明，却不愿治疗恐怕足以致命的病，这样的人不是现代版的齐桓公吗？这样的人不正是戴着“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锁链的那群人吗？

我想说的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不是够多，而是远远不够。近百年来，我们对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学习还很欠缺，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学会创造思想。我们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甚至我们的民主和自由赶不上西方18世纪19世纪的水平。我们要对西方说不，首先要有说不的实力，特别是文化实力。知识分子不是靠勇气说话，而是靠理性说话。民族主义确实很诱惑人，大凡民族主义确实体现无知者无畏的勇气，譬如摩罗先生说：“如果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没有自尊、自信、自大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我也同意所有人都希望为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感到骄傲的说法，但是一个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种族和文化确实是令人感到自豪的。相反，如果我们的文化病入膏肓，但是我们却讳病疾医，妄称“自尊自信和自大”，而拒绝向西方学习，岂不是作茧自缚？有一位网友的一句话很有真识灼见：“自以为自己站起来的人，往往都是自卑之后无限自我膨胀而自大的人”这不正是摩罗先生的写照吗？

本来，摩罗先生要揭示民族深层的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本是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的课题。可惜，摩罗却将五四先贤当做造成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的罪魁祸首，对他们加以鞭挞和抨击，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当然，摩罗先生是爱国的，从他的那些燃烧着激情的文字里应该可以读出。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更是爱国的，他们是从西方文化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用西方的圣火照亮了中国的天空，同时也显露出火光里的阴影。摩罗先生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那些阴影，反倒责怪那些照亮天空的火把，我不得不说，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之前，请您先站起来吧。不要匍匐在那些被你镶上金色的传统专制文化面前！所谓的海清何晏，国泰民安的盛世，只是虚拟的传说！就像每个人都怀念童年一样，似乎在每个人的意识里，童年都是那么的完美和快乐。对传统文化的迷恋，更多是怀念童年的情结和面子心理作祟罢了。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治乱相迭、恶性循环的历史，中国人民可以说是长期地，甚至永远地生活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而不是摩罗先生所想象的世外桃源或者文明圣地。

文化藩篱阻挡不了文化的交流，试图建立文化壁垒只能是以卵击石而已。罗马的“围栏”没有抵挡住诺曼底人的进攻，中国的长城没有阻挡住蒙古和满族的进攻，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坚守文化的墙只能是画地为牢抱残守缺。但是，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却总是打着民族大义的和维护民族文化的旗号，不欲励精图治，奋发振作，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的改变，不愿作出学生的姿态，却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嘴脸，名曰民族自尊心，以至于蹉跎延误，导致民族悲运，尚不自省。而今国运稍强，有些所谓的学者文人，便打着文化复兴的爱国旗号，试图螳臂当车，拒绝西方文化，拒绝全球化，其实是将国家和人民带到血腥和灾难里，带到落后和封闭的深渊里。

究其实，摩罗先生挑起的依然是中西方文化争论的余波罢了。这本来已经是尘埃落定、无庸置辩的事实，但是摩罗先生却故作惊人之语，鼓唇摇舌虚词诡说，在表面慷慨激昂的爱国旗号的背后，却藏着混淆是非牵强附会的不经之谈。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任何开倒车走复辟路的行为必将为世人所唾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