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是一个谎言吗？(国民性篇)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

最早听到摩罗的大名，是在朋友的论文里。文章中提到孟繁华和李新宇先生曾为摩罗群体,是属于知识分子还是无产者写作而发生争论。当时，摩罗先生好像是某个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在《耻辱者手记》里，为被损害、被侮辱人群发出痛彻心腑的呐喊，激烈地抨击强权,争取个人尊严的灼痛，曾经引起我强烈的震撼和共鸣。时过境迁，摩罗先生现在已经成了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一本《中国站起来》让摩罗先生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摩罗先生在书中完全颠覆了鲁迅和五四精英关于国民性批判的功绩，认为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肇端，五四精英在摩罗先生的笔下一瞬间成了“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这确实是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论断。

据说，摩罗研究西方殖民史后，惊呼：“西方人批评甚至污蔑中国人是蓄谋已久的，是潜藏着殖民中国的祸心。其实，中国人并没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亲手打造并由五四精英亲手戴在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这很有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惊喜，原来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西方人制造的谎言，似乎，摩罗先生就是《皇帝新装》里的孩子，道出了一个蒙蔽国人100多年的真相。

此言乍听当然很令人兴奋，因为很多人看来，只要证明是他们的蓄谋，我们的“精神枷锁”从此可以卸掉了。但大家知道，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并不是单一的批评声音，事实上，自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家”对古典中国是表扬远过于贬斥。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欧洲的模范》这部书，看一下著名学者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评价，“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惟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可以看出，外国人并不是全都是批评和污蔑中国人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名不副实的描写和高度评价，很让我们惶恐和汗颜。据说，这是西方人为了自己的发展，故意美化别的国度，以促进自己国家的奋发上进，也就是世人所谓的“打棍子理论”。

当然，也有部分欧洲学者则对中国文化抱有批判的态度，如黑格尔、孟德斯鸠、尼采等。不管是批评也好，还是赞美也罢，我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说的是否符合真相，来判定其论断的科学性。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指出我们的缺点，而指责其包藏祸心，相反，也不能因为对我们有大而不当的美誉,便把他们当成忠诚的朋友。我想，这是一个成熟知识分子所应抱有的最基本的心态。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中国的评价呢？我想，这里主要有文化的解读问题。不同文化之间隔着一无形的墙，要真正了解一种陌生的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交流很少的情况下，并非那么容易。17或者18世纪，外国人对古老的中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难免加上自己的想象，把中国想象成心目中的理想之国。这种误读，正如马可波罗把爪哇的犀牛，认作是欧洲传说中的独角兽一样。19世纪后，随着双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越来越多，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就像黔之驴最终被摸清了虚大的底细，再加上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中国仍处在闭关锁国的蒙昧落后的生产关系里，西方人对落后于自己的古老国度卸去了神秘的色彩，于是，便更多地读出了中国人的缺点。这种解读与其说是殖民者“蓄谋已久”，不如说随着形式的发展“水到渠成”。那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为什么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发现，而更多的由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肇始的呢？

一则伊索寓言说:鱼所理解的飞鸟就是空中能飞的鱼，鱼所理解的车辆，是鱼的肚皮下长出了四个轮子。也就是说，人们经常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和自己，特别是对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都难免挣脱不了“我族中心主义”的趋向。因此，在没有任何参照系的情况下，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郭宏安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认识别的民族，要走进别人的文化墙内，从里边看。相反，一个民族要真正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文化墙，从外边看。因此，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墙内是不够的，所谓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找到国民性的弱点，必须站在自己文化的墙外，才有能打破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观点，用一种崭新的文化价值标准加以判断，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而作为第一位常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因为站在“墙”外重新评价中国人和他的文化，而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甚至一些顽固文化分子认为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　于是，“湖南人耻与为伍”，一些激烈的“爱国愤青”欲焚毁他的祖屋。可见，作为中国人，一旦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不符合旧有思想观念的判断，必定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的反弹和镇压，“几乎无路可走　”。而传教士们则从自己的文化走出来，进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道德的痼疾，看得比一般中国人都要清楚许多，并且，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说出真相所面临的攻击相对较少。因此，我们自己对国民性的反思反而在传教士之后了。

那么，由西方人肇始的对中国人气质和性格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呢？摩罗先生没有从正面加以反驳，只是说传教士和五四精英所批判的国民性，是普遍的人性，而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摩罗说：

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据说，莫罗先生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所谓国民劣根性是世界人民共有的，而不是我民族独有，如此一来，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就是普世劣根性，不，应该说是“普遍的人性”。因此，我们的国民大可以欣然而安了，中国人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脊梁了，似乎，我们不能不感激摩罗先生和他的那些民族主义朋友。终于让我们也可以坦然面对性格中的丑陋了。

可是一番飘飘然陶陶然后，我们不禁要怀疑，我们的国民劣根性真的具有普世人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人性和国民性，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义来加以区别，否则，真有可能“你不说我还明白些，越说反倒越糊涂”了。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定独有的思想、感情、理性等表现行为，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譬如说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和追求自由等都是普遍的人性。而国民性则是指某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不同的自然条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之下，所形成的较为普遍的共同的性格特征。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特征的综合，而不是个体特征的总和。因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国民都有国民性中的每个特点，也不能因为个体或者少部分人不具备某些特征，从而否定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是又和人性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性是全人类的普遍性的特点，而国民性则有着地域和国家的区别。

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性当然差不多，但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制度塑造的人的性格特征是不同的，这似乎早就成为人们的共识，不知摩罗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孟德斯鸠总结：“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孟氏的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当然，对国民性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应该是文化和社会制度。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历史上，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机会较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摩罗先生在没有拿出足够的逻辑推理和事例论证下，却得出这样石破天惊荒诞不经的结论：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样的结论除了耸人听闻和蒙蔽一些激进愤青的心智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关于国民性的差异，我们通过奥运赛场上运动员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大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在现实生活中，外国人的公共道德确实令某些国人（鄙人是其中之一）自惭形秽：外国人排队是一种生活，外国人尊重斑马线不闯红灯是一种生活，外国人环保意识很强是一种生活，西方人尊重人权是一种生活等等。记得一个网友曾经写过，在德国的动物园里，有着汉语提示牌：请不要大声喧哗。我想这也许不是德国人对国人的偏见。当泰坦尼克号发生沉船的时候，我们的国民能够说出：让妇女和儿童先行吗？当新疆大火烧起来时，我们喊得可是：孩子们坐下，让领导先行！这些毋庸置辩的事实，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民性与西方国家相形见绌。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事实都不敢承认，那么所谓文化复兴只是海市蜃楼而已,更谈不上中国站起来的命题！胡适曾经说过：“我们不能不承认民治国家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为什么西方人重视规则，具有公共道德，讲诚信，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凡是经过民治的国家公民知识和道德都比别的国家高得多”。当然，有人认为那是社会制度和文化使然，非不同国家的国民性之差别。其实，国民性不就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产物吗?　各国的国民性不同，国民劣根性自然不可能相同，我想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摩罗所谓“国民劣根性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在不道德面前，西方人也跟我们完全一样”　的说法，可谓不攻自破。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熏陶下，必然导致国民性的不同。而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2500多年的专制历史，这样的历史必然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许多“罪恶”的沉淀，必然存在着许多国民的劣根性，这些国民劣根性早已为大家所熟悉。而摩罗先生所说的令人激动的“自然高贵”之身，本身恐怕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摩罗先生说，“我们的卑贱是西方殖民者强加于我们的”，这就很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了。难道西方殖民者到达中国之前，中国专制文化所塑造的国民性就没有缺点吗?我们的国民劣根性会在一夜之间长出来吗？正如医生看病一样，如果医生诊断出你的病症，你能说是医生强加给你的病症吗？这样的逻辑，与三尺幼童有何区别？

让我们认真看看阿瑟．斯密斯所揭露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逆来顺受、被动懒惰、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爱面子、贪婪、懦弱、冷酷”等性格特征，扪心自问，哪一样不是我们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纵观阿瑟．斯密斯《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正是一个外国人从自己的文化里走出来，进入我们的文化墙内，并通过20多年的观察和记录，在科学方法基础上，所写的一部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性格的著作。他的初衷是帮助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人，（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由张梦阳翻译成汉语，已经是一个世纪后的事了）而不是“捏着中国人的脖子告诉中国人如何的劣等”。这部书总体上，客观真实地描述了19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书里并没有虚假的污蔑和故意的抹黑，更没有添枝加叶的敌意刻画，也许有由于文化原因而造成的误读，但绝不能说成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精心建构的精神枷锁。此书如此深刻真实，以至于我们今天读来，依然还能感受到他所描述的栩栩如生的中国人的身影，我们不能不佩服阿瑟．斯密斯先生的写作态度。当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发现并阅读了这部奇书，他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当然，在摩罗先生看来，鲁迅先生是上了传教士的当、中了传教士的毒了。因为，在摩罗先生看来，传教士故意挖掘中国的劣根性是为殖民服务的，是为歧视和奴役中国人找借口，传教士就是《小红帽》里的狼外婆。狼外婆的意思当然是包藏祸心，其实，但凡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绝大部分传教士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来到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一直抱有戒心，“甚或谓传教士之来华，中怀殊叵测也”。事实上，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目的相对单纯，我们不能因为，传教士在侵略者之前来到中国，就给他们冠以“殖民侵略的开路先锋”的称号，也不能因为他们在比较中，得出欧洲文化优越的结论，就说他们在为歧视和奴役中国人找借口。客观地讲，这些人到中国来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事情，譬如赈灾和治病救人，并且将西方的医药和技术带到中国，甚至开办以西学为主的学堂，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打下基础，将西方的历法和科学带到中国等，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

很显然，绝大部分传教士并不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因此，他们来中国宣扬基督教文化就是殖民文化。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言：“只有那些掠夺和摧毁别国的文化遗产，或者培养只爱外国而不爱自己祖国甚至背弃自己祖国的教育才是文化侵略。”譬如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日本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下的文化教育，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侵略。而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文化虽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甚至使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只能证明传统文化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这是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对话中必然的反应。那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而不能算是文化侵略。正如我们不能把印度当年的达摩禅师，来到中国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殖民文化一样，鉴真法师远渡东瀛，也只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不能把后期发生的战争和基督教的传播联系起来，想当然地以为这些传教士就是侵略军的先行者。也不能因为基督教在战争后大量的涌入，就说殖民战争是基督教的保护伞。这样的思维只能说符合某些中国人的逻辑，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毋庸讳言，正如中国人也良莠不齐一样，传教士里也有少数不法之徒，做过鱼肉百姓，为侵略军传送情报、做间谍、甚至残杀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传教士应该说是传教士中的败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而把满囤的粮食一起扔掉。应该说，不管本意如何，绝大部分传教士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或者有意不愿提起的事实。即使被人误解成侵略者的代言人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传教士，虽然其种种言行遭到许多非议，但是他们促进中国变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初衷是不容置疑的。其他像傅兰雅，与其说是英国传教士，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他曾把129本外国科学和人文书籍翻译到中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1911年，傅兰雅以私人名义捐出六万两银子，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开办了上海盲童学校。这是我国特殊教育史上第一所由美国大学教授创办的盲校，对中国的盲童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摩罗先生反复抨击过的阿瑟．斯密斯，更为中国人做出了很多好事。譬如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为清华大学的创办和留美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很多，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怎么能一概说成殖民者的帮凶呢？　

如果说摩罗先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传教士，是中国式逻辑使然，尚且可以理解，而摩罗先生把五四先贤的国民性反省，当作为殖民者奔波操劳，就有些不可理喻了。其实，中国的国民性反省有着曲折的历史过程，我们的先行者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痼疾，而是从多次失败教训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先行者探索富国救民的道路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我们的先驱者已经意识到，西方的科技是我天朝大国所不能比拟的，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然后有了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第二个时期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我们的国家精英开始承认制度上的不足，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建立民主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第三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中国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对西方和日本的文化、制度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得不承认我们不仅器物、政治制度不及西方，而且在道德文化上也有不及西方之处，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文化和道德优势。这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成熟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外国殖民者按着中国启蒙者的头颅，输入的殖民芯片。正是这种“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正是中国人真正觉醒的标志，不想100年后，却被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反思成帮助殖民者培养“洋奴”，让中国人永远匍匐在洋大人面前的元凶！这种忘恩负义的反思，简直就是一种丧心病狂的亵渎了！

当然，摩罗先生也说了，西方传教士所说的国民劣根性，西方人也都有。其实，摩罗对西方的批评，不过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是不愿正视自己反省自己的借口罢了。老实说，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结论。但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是，即使西方人有着这些缺点，是普遍的国民素质还是少数人的行为。我们总不能把少部分人的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吧。譬如说奴性，据摩罗先生说：“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过，也很奴性。”我不是一个十分擅长研究历史的人，我也不习惯在外国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找到一两处可以证明其弱点的案例，何况，在社会学这个领域，我们几乎可以为任何一种论点找到证据。且不说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的论断是否正确（摩罗的文字里有着许多震聋发聩的大胆论断，可惜都缺乏严格的论证而似是而非。有时，我常想，摩罗先生的思维更多的是一种作家的思维，而不是严谨学者的思维），因为“西方人也曾被别的民族征服过，所以就很奴性”这样的论断，我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众所周知，奴性事实上是专制社会和专制文化长期压制熏陶后的产物，而中国社会的专制，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专制程度上，都是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袁伟时先生曾半开玩笑地说“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袁先生独到的观察和见解，虽然不是从学理和具体史料上加以证明，但却能够形象而简明地道出中国专制尤烈的真相。何况，中国还有培养奴性最好的工具——儒家文化，而西方社会毕竟还存有古希腊民主的余风，并且还有基督教文化的熏陶，（美国的一位总统曾说：基督教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何况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关于人的解放等等。由此可见，即使“西方国家的人民也存在奴性”这个假设成立，但奴性也绝不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所塑造的奴性特征。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梁启超、鲁迅等的国民性批判，或多或少受到过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和他们塑造的国民，放在同一面镜子下进行对比，并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照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试图“引起疗救的注意”。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造成国民劣根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制度，没有抓住民主和自由政治制度这个最根本的主线，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得到根治，这是很遗憾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批判没有丝毫意义，他们最起码在文化层面上，对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揭露，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所作出的批判和梳理工作，在引起“疗救的注意”方面已经达到了目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即使他们当时不够成熟，也有着自身的弱点，但决不能把他们说成是被强行洗脑置于奴隶芯片的木偶，因为这里隐含着对先行者的侮辱。虽然摩罗先生用的是比喻的手法，但毫无疑问，摩罗先生文字里却是充斥着对先行者的不恭和嘲讽，把我们无法在世界真正站立的原因，归结到这群挽救国家危亡的五四精英身上，有点倒打一耙的味道了。

总之，国民劣根性的有无，并不是靠自己的臆想做判断，而是要基于民族品质的考量。如果传教士和鲁迅等人所揭示的民族劣根性确实存在，那么即使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缺点，我们也不可以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深刻的反省自己文化的痼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相反，对国民劣根性视而不见，并且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中国人即使真的站起来了，也必然跌的更惨，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坚实的基础上，而是站在流沙之上！

纵观摩罗先生对传教士和五四先贤们的国民性批判，我们没有看到摩罗先生对他们批判的国民性加以否定的论证。也就是说，恐怕摩罗先生自己也无法完全否定，他们对国民性的总结和论断。这在学术上是很荒唐的，因为你在那里给别人加了许多罪名，却不愿对人家的批判加以反驳，证明我们的国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那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摩罗先生只是说那是普遍的人性，只是说西洋人的国民劣根性比我们尤甚！可是，我们依然看不到摩罗先生的证明，我们只看到摩罗先生一直在痛骂西方殖民的罪恶。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西方殖民的罪恶，并不是西方国民的劣根性！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西方国民的种种缺点，种种丑陋，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罪恶！我们承认西方国家内部道德和文化的优势，并不是“认可了西方作为屠杀者和掠夺者而拥有的道德优势和文化优势”，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想，以摩罗先生的学识，不应该把两者搞混。但摩罗先生却故意在这里偷换了概念，这是很让人遗憾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国民性，都有一定的缺点和不足。美国人写过《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过《丑陋的日本人》，而他们都没有因为国民性批判，而失去民族自信心。由此可见，所谓因为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中国精神就大崩溃了”，“中国人就会永远跪伏在洋人面前”的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那只是摩罗先生的主观臆想罢了。如果非要说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崩溃了，那么也只是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文化和思想震荡后遗症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