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叫易善珊，已长眠地下十多年了。每当忆起，就勾起我心头的难言之痛。

舅舅是一位老党员、老队长、老劳模。他当了20多年的生产队长，一直在这个岗位上没动，可以说是中国当的时间最长的生产队长了。在他当队长期间，年年是乡里的先进，县里的劳模，队里的人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劳模”。他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芝麻小官”，当官的好处他一点没“捞”着，苦头却不知吃了好多好多。公社化时，他是大跃进的突击队长，为粮食跨“纲要”，白天带领社员在田间出大力，流大汗，脏活累活抢在前，晚上还要开会忆苦思甜，搞“政治夜校”；“学大寨”那年头，他带领队里社员开山凿石造梯田、修水利，冰天雪地不休息，为生产队新开梯田40多亩，新开毛渠2公里，修塘坝10　处，为农业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20世纪80　年代，农业实行了家庭责任制，他卸下了生产队长的担子，可家里承包了8亩多责任田、一口鱼塘，养了三头肥猪，一年365天没一天闲着。他每年为国家贡献粮食上万斤，还卖了生猪、棉花、油料，是全乡货真价实的老劳模。

舅舅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埋头苦干的老实农民，但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于生育儿女太多，自己苦了一辈子，没享一天清福。他生了四子四女，他把8个儿女抚养成人，为他们的读书上学，结婚建房，耗尽了毕生的辛劳与心血。满崽还没结婚，他就撒手而去了，但他在死前已为他建了两间新屋，为他的结婚花去了3000多元。他一生拼辛勤与血汗挣了很多钱，自己却舍不得花一个子儿。热天，他总是踏着一双烂凉鞋，披着一件旧衬衣；冷天，他总是穿着一双旧布鞋，一件旧棉衣。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买东西总是拣最便宜的买；上街赶场，从来不坐车，也舍不得在饭店里吃一点东西，有时饿了就在路上喝井水，真叫人心颤。舅舅为儿女付出了太多太多，可悲的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儿女的回报。他在六十岁就自己购置了棺材，还自己买了寿衣，甚至还买了烧纸、鞭炮、香烛放在棺材里，准备为自己办葬事之用。想起这些，真令人心寒。

更令人心酸的是，舅舅在临死的前一天，他还在挑着扁担上街买菜，因为他的满崽在广东打工还没回来。那天，刚好我也上街，在路上遇到了他。我问他买菜做什么，他说，满崽过年要回家结婚，他为满崽建了两间新屋，还没粉刷，买点菜准备请匠人来粉屋，我非常理解他对儿女的这份苦心，也很为他的身体担忧。因为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挑担子走十多里路，能吃得消吗？他说挑担子走路搞惯了，不要紧的，他能胜任。我们一同上街，有说有笑。到了街上，他买完菜，我请他在粉馆里吃了一碗普通粉和几个包子，做外甥的我平时很少孝敬舅舅，也难得见面，偶一见面，请舅舅随便吃一碗粉，只是一点小意思。可是，他却对我非常满意，十分知足，因为他有那么多儿女，还没有一个儿女特意请他在粉馆吃一碗粉。回到家，他跟老伴讲了两三次，他说外甥知舅舅的心，他买菜刚好把钱用完了，如果不是外甥请他吃了一碗粉，他又要饿着肚子挑菜回家了。他平时经常是这样饿着肚子挑东西，他吃的苦，数也数不清啊。

买菜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又打早起床了，这是农历的11月了，早晨打霜，气温很低，他却赤着脚套一双胶鞋，挑一担箢箕到菜土里去摘菜作喂猪煮潲用，他的第三个儿子和媳妇都到广东打工去了，家里却丢下两个儿女、一头大猪，要他和老伴照料。他蹲在田里几个小时，到八点多钟还没回来。天大亮了，太阳出来了，他的老伴到灶屋去烧火煮潲，可老头子的猪菜还没摘回来。忽然，他听到了菜田里一声惨叫：“快来人罗，我要倒了。”他老伴立即喊大儿子和大媳妇去田里看看，当他们赶到田里，舅舅已经昏倒在田里，不省人事了。他们把舅舅抬回家，让他静静到躺在床上，赶紧叫医生来看，医生一验血压，已经升高到280毫米水银柱，医生摇头叹气，给他打了一针就走了，这天上午10点多钟，舅舅默默地离开了人间。他走得太匆匆，他的儿女只有一个在身边，其他几个都在外面没回来。

舅舅死后，我每年的七月半，都要到他的坟上去烧纸进香。舅舅对我家太好了，我家种责任田的那几年，他曾经把自家的耕牛赶来，为我家耕田耙田，我给他工钱和租牛钱，他却不肯要，经再三送去，才勉强收下。我不知为什么，永远记得舅舅上街买菜的那一天的情景。舅舅勤劳、刻苦、坚吝，为人民鞠躬尽瘁，为儿女心力交瘁，不怕苦不怕累，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高大伟岸的形象永远浮现在我的心里。

舅舅，你苦够了，累够了,你应该彻底休息了。愿您在地下好好安息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