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从网上看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阮青所写文章《慎提“三年大变样”之类的口号》（2010年2月1日北京日报刊发），读后深以为是。阮教授在文中认真分析了“三年大变样”之类口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能性问题，指出：“大变样”口号的提出，体现了一些领导干部想干事、要干事、敢干事的魄力。但是，仔细体会和琢磨一下这个口号，总是感觉带有浓重的“大跃进”色彩。而且，为了把“三年大变样”之类的口号变成现实，有的地区把“大变样”局限于城市建筑物的大变样，集中力量进行大面积的拆除……有的地区在拆除中甚至动用一切行政手段，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导致各种矛盾激化”。为此，阮教授特意提出忠告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和确定究竟什么东西要“大变样”，什么东西要不变样；该变样的一定要尽快彻底大变样，不该变样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变样”。“绝不能把大变样口号简单化、庸俗化、片面化”。

近日，从网上又看到一则报道：“河北贫困县违法拆迁千户家庭房屋建形象工程”（　2010年5月25日　京华时报刊发）。说的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北邯郸广平县为实施“三年大变样”工程项目，在根本没有与住户签订拆迁、安置等协议，甚至连拆迁通知都没有全部发放到被拆迁户的情况下，就动用行政手段，用10天时间突击完成了33万多平方的拆迁任务，使1000多户群众的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用。致使有的被拆迁户被迫在承包地里搭建简易窝棚住。而且绝大多数被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远远不足购买安置房需要，今后的住房如何解决令人心忧。而究其原因，却是因为该县按照上边提出的“三年大变样”要求，在去年财政收入仅1.3亿元的情况下，今年，确定要在年内完成20多亿元的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我不知道“三年大变样”这个口号是从什么时候、从哪里开始提起的，也不知道其具体内容和要求都包括些什么。但我从媒体上看到和听到，举凡动辄投资数千万或数十亿，大规模进行城市拆迁改造，建设商业中心、科技园区或旅游景区的，大多与“三年大变样”之类的口号相关。因而，便觉得阮教授所写文章很有道理，所提忠告很有意义。因为这个口号着实让人感到带有大跃进的色彩。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可以，财力充足，群众要求迫切，由政府牵头组织实施一些城乡建设项目或商业开发项目，在较短时间里，力求改变城市市容面貌、投资环境或乡村环境面貌，以及城乡群众住房条件等，无疑是件好事。正象阮教授所说，它体现了一些官员“想干事、要干事、敢干事”的魄力。但如果不顾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经济实力如何，以及是否具备在短期内实现大变样的条件，便硬性要求在一定时间里实现某种程度的“三年大变样”，那就确实应该认真商讨一番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要求和实事求是原则了。试想，倘若各地都象广平县那样，在上年财政收入仅有1.3亿元的情况下，为了完成上级提出的“三年大变样”要求，便不顾财政承受能力和群众接受程度，组织实施投资高达20多亿元的市政建设项目，并为争时间抢速度，违规进行强拆强建，那后果又将会怎样呢？也许三年之后，有些地方为完成“大变样”任务，投入巨资实施的城市建设项目或开发项目，由于财力不济，贷款受挫，资金断链，中途被迫停顿，扔下一大堆烂尾工程而无法解决；也许有些地方通过努力，跑来了贷款，找到了资金，完成了巨额投资项目，实现了“大变样”目标，但却给本地财政留下了巨额债务和沉重包袱，而那些决策实施“大变样”工程的官员，或因任期关系，或因年龄问题，或因政绩突出，或因“工作需要”，早已离任休息或调动、升迁异地，而因为实施“大变样”工程留下的烂尾工程和巨额债务，却只能由后任去发愁犯难，由百姓去承接苦果了。

想到这里，不禁要向那些手握决策大权的官员们诚恳建言，还是听听阮教授的忠告,慎提“三年大变样”之类的口号吧。尤其不要把“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作为考核目标，不管各地情况如何，硬性要求完成。否则，那些虽然明知本地无力“三年大变样”的官员，为了完成考核目标，同时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如广平县一位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不等经济好时再实施“大变样”工程时说的：“我们的工作干不好，那考核肯定是不行。”而那样做的后果，实在是每个对国家、对群众有责任心的人都不愿意、不希望发生的。　

2010年5月30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