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们这些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也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童年，我们的金色年华，我在此就不抛砖了，直接的抛翡翠引玉，引来一个我们将要聚会的主题，最最令我们难忘的童年往事。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部队大院旁边成长的，最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那一束光柱穿过灰黑的暮色，打在一面被微风吹动得摇晃的窄小或是宽宽的银幕上，对了，就是露天电影。露天电影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露天电影也是那个时期我们唯一带有民主自由色彩的公众娱乐，我们的青春曾在这里绽放，人性曾在这里张扬。

那个时期我们所有的恶作剧和笑话都源自于电影，我们在露天电影里接受的启蒙远比学校的更多，如果你还记得《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冯小军，像疯子一样的高喊着“瓦西里同志”然后从高高的墙上跳下，那么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我们的童年就这样充满傻乎乎的片段和点滴。当一个同学吃鸡蛋的时候，总是会先大叫一声“一口端”；一个迟到的同学在上体育课时叫声“报告”，迎接他的将是全班男生异口同声的怪叫“汤司令到”；当一个打架闯祸的同学将对方踢下台阶的片刻还轻轻的嘀咕一声“我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你死刑”；而不幸摔断了胳膊的倒霉同学打着石膏绷带在大院里重新出现，也要带着几分受辱的神情，但让他绝望的是在他痊愈前的时间里都将一直被叫做“王连举”。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否知道王连举是谁。那个时期我们真的很像是集体癔症蔓延，所有的日子都被电影情节充满，所有的人物语言都照搬台词，并且乐此不疲，那个时期是文化沙漠年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那些最初的欢乐，最初的影响都是电影中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电影真的是不坏的娱乐，和我们每天听到的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道理相比，电影提供给我们的故事、人物、光影都是足够鲜活和生动，而这些故事、人物、连同电影宣传的各种观念一起，以一种美丽的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当时的生活，那是的电影好人就要好得纯粹，坏人就要坏得坚决，没有人性的冲突和折磨，倒是很符合学龄前儿童的思维方式和特点，想来这也是我们当时对电影津津有味的原因吧。现在记得的也只有那些个性鲜明的反面人物或中间人物，比如：投机倒把的钱广、弯弯绕马小辫、讲马尾巴的功能的什么教授（忘了）、还有“下吧下吧，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的坏分子，想想除了这些人物性格鲜明以外，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见到过坏人，所以银幕上塑造的那些坏人形象，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比如：汤司令、胡汉三、松井等等，类似“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复辟宣言，几乎是成了大反派的象征。玩打仗，看打仗电影，是我们那个时期男孩子的最爱，敌人的银幕上狼狈逃窜，鬼哭狼嚎，而我们则在大银幕下眉飞色舞，喜笑颜开，年幼无知，不懂得战争的残酷和沉重，只是从银幕上看到胜利的场面很热闹，心里也就很快乐，

那个时候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相对应的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说法，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记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少数几个铁哥们是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幸运儿，我们银幕上放映的以上几个国家的电影也不厌其烦地印证着这样的说法，而让我们真正相信的这一说法，还是在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之后。七十年代，我国引进了大量的朝鲜电影，而朝鲜电影也更多的体现了和中国相似的国情，《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是一样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而《卖花姑娘》一样的新旧社会两重天，这些电影在当时上映时，其狂热程度绝不输给今日的韩流，看《卖花姑娘》时，露天电影广场上人们涕泗横流、哭声一片。卖花姑娘曾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主题歌曲更是被广为传唱，后来人们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剧作者是朝鲜的最高领袖金日成，而电影的监制则是他的儿子金正日。现在已经不能准确的记起看过最后的一部朝鲜电影是什么了，反正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但是现在的韩国电影也是极尽煽情只能是，只是比朝鲜电影煽得更精致更技巧，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仔细琢磨一下，也是啊，毕竟是三八线两边的人民流着相同的血。顺便说一句，这些以朝鲜电影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观众来说，就是“外国电影”的代名词，有人编了顺口溜，形容当时的情况，“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一年，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芭蕾舞剧彩色电影《红色娘子军》为开始在各地上映，这是第一部中国民族芭蕾作品，改编自1963年的同名电影，这部舞剧，第一次将芭蕾中的主角由仙女、公主变成了战士，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彻底颠覆了在西方有百年历史的传统足尖舞。饰演吴琼花的是当时25岁的中央芭蕾舞团演员薛青华，来自江南的薛庆华高挑消瘦，拍摄时为了突出工农兵英雄粗犷豪迈的形象，化妆师专门为她做了两个又粗又浓的眉毛，贴了个双眼皮儿，嘴里还塞了两片削了的苹果，电影中所有的特写镜头都取仰拍的方法。影片上映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战旗似火，豪气如虹》的文章，赞扬道：“影片赋予芭蕾艺术以崭新的生命力，使他变为革命人民手中的锐利武器，以政治上、艺术上的成就，屹立在人类芭蕾历史上”。

那个时期的反特电影也很多，特务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大提了，所以反特片也不再是影视创作的热门题材，这和我们小时候有很大的不同，那是“反攻大陆”贼心不死的蒋匪帮，一直想颠覆我们的美帝苏修还都很猖狂，所以银幕上便总有特务的身影，反特变成了当时主流题材之一。比如《黑三角》这样的反特题材电影还不少，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电影往往是一次很好的猜谜过程，越难猜出谁是坏人的电影就越是好看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看，《黑三角》绝对是一部好的反特电影，因为除了郎井田这个从一开始就大摇大摆做特务状外，无论是凌元的角色还是劳力扮演的角色，都是在影片的最后才露出峥嵘的。那是的语文老师还教我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成语。所以当时我们只能在看完电影后连说几句过瘾。词汇虽然贫乏，快乐却一点也不少。如果说当时看电影时时被影片的悬念所吸引的话，那么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想起这部影片，我们体会到的快乐则要有趣得多，比如电影中的两个特务接头，当然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猥琐样子，但是他们的接头暗号却一点也不猥琐，“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连暗号都这么有文化，看来特务们的学历应该不低。

三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的露天老电影和那些岁月一起在记忆中变得日益模糊。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电脑和家庭影院的时代，更加刺激也更加鲜艳的色彩充斥着我们的银幕和屏幕，我们也像年轻人和孩子们一样，以一种更无畏的姿态吸纳和享受着这一切。

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这些有同感的网友们在一起聚会举杯畅饮，可能喝高了，于是我们这些同龄人开始说那些年轻人听不懂的话，那些经典的老电影中的台词，让我们眉飞色舞、旁若无人的反复述说，诸如《智取威虎山》中的“天王盖地虎”等，那时也许我们突然发现，在那个从物质到精神都青黄不接的年代里，听的话匣子里的样板戏、啃着热乎乎的窝头，看着充满划痕的露天电影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奢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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