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起事儿的时间是五六年，其时五岁。有天我和比我还小一岁的老五拣些笋壳叶来堆在他家的龙门子下，偷了盒火柴在哪儿烧，熊熊的大火燃起来，我俩在那儿守着烧，把门都烧糊了，眼见的我们就有成功感了，不想老五的妈刘大婶拿把捞草耙赶出来，凶神恶色吼道：“打嫩颠的龟儿子些！丁丁儿大就烧房子！掺死你狗日的些！”说着两下把燃物捞开，紧接着我和老五各人挨了两耙耙，打得我们奔山跑。于是我第一次挨打，第一次遭到家里奶奶父母的冷脸。当时我还想不过，人家在外头被别人打了，你们不但不心痛我，还马起脸大声说人家，还叫我认错。你们天天都在烧火煮饭，我们烧一回就不行？于是中午我就耍出我的杀手锏，使气不吃饭。要是以往，大人们见我不吃饭，是又哐又哄又是弄去看病，这次谁也没理我，不吃拉到。我满心委屈，就哭就闹就耍横，父亲就拖我到牛圈屋去把我关在里面，叫我哭够了认了错就放我出来。到了半下午，我肚子饿得慌，告机告饶的认了错，才得到解放，出来狼吞虎咽地吃饱了肚子。后来我问老五：“你妈打你没有？”他说：“没有，就是喊我不烧房子了。”

五八年上半年，我上学读书了，老五见我读书，他也要去，于是我们不但在一班还分在同一方位。有一天上课时我摸我篼里的一分钱不在了，我问他拣到过我的钱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刚才都还在，到哪儿去了呢？虽不敢明说是他摸去了，但表情对他就很瞧不起。理都不想理他。但不一会儿他说你的钱在这儿，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原来在他的凳子下面。他主动捡起来还给我，于是我们又和好如初。那年大战钢铁，吃公共食堂，我们的学校也转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我们本村读，那时大概叫正义三社，因为桌椅板凳上都用红漆写有正义三社的字样。第二次是下半年，就转到九河村去了，仍然读一册，从头开始。还没读到半期，又转到白鹤村中心校旁边的一户人家里去读，直到第二年，又才转回本村。在三次转学的过程中，一路上我看到红苕洋芋抄翻在地里没人收，该种的田地没人种，大家都去大战钢铁去了。

那时吃公共食堂太好耍了，说是过的共产主义。开初吃的是白米干饭红烧猪肉土豆烧牛肉什么的。一间比教室还大的敞房里，一长排超宽大的灶面上安了七八口像斗腔样的瓮子锅，炊事员拿着煤铲样的铲子炒菜，大甄子要四个人才抬得下来。一到吃饭时间，事务长就拿铁锤把挂在树上的钢轨敲的“当当当”的响，远近的人们，一听到钟响，不管大人小人，本地外地，一窝风都赶来吃饭，人山人海，一开始争先恐后打涌堂挤得很，有的鞋踩掉了，碗挤掉来摔碎了，惊呼呐喊，蜂子朝王，还有把人挤倒踩伤甚至踩死了的。我人小，还没甄子高，每顿都是大人给我舀的饭菜，因此还没有资格与他们挤。一些人面对墙壁上写的“···多快好省···”舀了很多饭，焖吃死胀，吃不完就随地倒掉，满地和檐沟里到处都是剩菜剩饭，被炊事员们都扫到沟里随水哗哗的流掉了。赵洪堂老人看着心痛，说：“作孽呀！糟蹋粮食要遭天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没等他说完，干部们就插他的白旗，说他是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右倾，坏蛋。吃饱了饭的人们打着饱嗝应付式喊了两声“打倒小农意识，打倒封建迷信，打倒······”便像晚会散场一样的掏着牙齿散了。

因为在公共食堂吃饭，过的是共产主义的军事化生活，又要大炼钢铁，到处都建了土钢炉，既需要大量的铁，也需要大量的材火。于是家家户户的铁锅，门扣门锁钥匙乃至带铁的农具等，都拿出来作为炼钢的原料，都投到土钢炉里付之一炼，我大娘的铜水烟袋就是那个时候没了的。那时真真正正才算得上夜不闭户，门扣门锁都拔了，你就想闭户你都闭不上。家家户户都身无余物，也没有闭的必要。炼钢的燃料需用量极大，当时有的是办法：一是用现成的，就是把每家每户的现成木料拿出来，谁管你是放在那里修房子还是做棺材，就是现成的棺材也一样拿去炼钢；二是撤掉一些地主富农的房子和公家的公房；三是就近把坝上的大树古木统统砍来炼钢，我家附近的白鹤林，一夜之间就成了树桩桩，我们坟山上的一片柏树和我家竹林里的两颗帧楠两颗苦楝都是两三人才能合围的，也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记得我每年生日大人把蛋给我煮好，我都要拿到帧楠树下靠着树身吃蛋，意思是我将来也要像它一样成长成参天大树。现在我之所以在社会上没啥本事，没啥作为，与这心理因素有关，至今想起还耿耿于怀；四是坝上的树子砍完了就向山上进军，五八年的冬腊月，正是我国山林遭劫的苦难岁月。当时还不满八岁的我，也成了消灭山林的帮凶，记得有天下午，我和同学们先到净皇的农林村拖了一根树丫回到府河街上的炼钢炉，当时刚带红领巾，为了显示我少先队员的先进，已是下午四点过了，我一个人又过河去拖了一根树颠回来，还没过河，天就黑了，渡船早就收渡。我在河对面大声喊，奶奶也寻到河对岸来了，听到是我，央求了撑船的把我接了过来。回家奶奶问我，“你过不来河，哭没有？”我说：“没有。奶奶，我勇敢！”奶奶把我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也就在森林大遭砍伐破坏的时候，公共食堂的伙食质量也大幅度降低，白米饭和浑菜难得一见了，代之而来的是红苕萝卜白菜稀饭。进入五九年，大食堂就分为小食堂了，即把一个村一个食堂改为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大约是上面实在管不起饭了，分成小块去各想各的办法吧。小食堂的伙食更差劲，当时有个顺口溜：“走拢食堂门，稀饭一大盆，米米没几个，清得照见人。”后来干脆米都见不了，红苕也难得一见了，顿顿都是红萝卜、瓢儿菜，又没盐没味，大股土气，吃得打呕。先前还是每人一斤，后来就每人半斤，根本吃不饱。人们的体质急剧下降，有的出现了浮肿。这时人们想起了去年烂在地里的红苕洋芋，于是纷纷自发地去把它们掏起来，各人掏来是各人的，然后把它们切细，晒干，磨成粉，煮粥充饥。那时我爸在当船工，每月节约几斤大米回来；我妈我姐去掏了很多红苕，晒干装了三麻布口袋，当时没锅煮就用沙罐炖，后来爸回来时又带了一口锅回来。就这样，队里一个伙食团，家里一个伙食团，两个伙食团维系了我家七口人的性命。当时很不懂事，记得有天中午妈给我们三姊妹煮好了红苕粥，她和大娘、奶奶、姐姐到伙食团吃瓢儿菜去了，我嫌粥里没味，就放了很多盐，咸得没发吃，就倒给小狗吃，结果小狗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光吃水，肚子胀得灯（儿）圆，妈回来也没责备我，就把小狗吊死了，晚上煮狗肉给我们吃。生产队的食堂一直坚持到五九年的下半年，实在找不到什么东西来让大家糊口了，于是宣布解散。说来好笑，当时还不叫散伙，而叫食堂下放。临散伙时食堂还竭尽全力办了一顿九大碗给大伙吃。九大碗的膀是米粉代替的，墩子是洋芋做的，在所有的菜中找不到一丝肉。

食堂下放没多久，我从未蒙面的大哥从彭山碱厂下放回来了。据大人们说，他是眉山太和人，解放那年我家人正在田里打谷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年青人见人手不够，就主动下田来帮忙，而且手上活路也不见生，中午叫他吃饭他也不推辞，晚上吃了饭他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一问，原来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无家无土，居无定所，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是因身体比较拽实，是人都叫他莽娃儿。那时还没解放（我县解放时间是当年十二月），户口管理也混乱，我爸见他勤快本分，就收他做干儿子。他说：“收我当干儿子的多了，要当就当亲儿子！”说着他就跪下去磕头：“爸，您就是我的亲爸；妈，您就是我的亲妈！”眼泪长淌伏地不起。慌得我爸妈直叫他“亲儿子”后他才起身。至此，我还没出世，就多了一个大我二十岁的哥哥。

莽娃入户我家后，不多言不多语，做活很上心，成为我家的主要劳力了，我爸很开心，再加上没多久又解放了，是共[chan*]党给我家带来的福，是莽娃给我家带来的福，因此爸就按毛家的排行给莽娃取了一个名字叫毛先福。解放后毛先福就一直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他的命运，他的一切都给这个家连在一起了。正当大人要给他说婚事的时候，朝鲜战争暴发了。我有一个同屋的隔房么爸叫毛万林，大先福一岁，他们两个平时关系就很好。么爸要去抗美援朝，先福也争着要去，态度很坚决，爸妈也支持，就这样，先福上了朝鲜战场。那时我家的大龙门子上方挂两块光荣军属的大匾，好气派啊，好感到自豪啊！一直挂到五八年后才不见了。据先福说他在战场上击毙过两个敌人，还立了个二等功，么爸也立了个三等功。五三年三八线谈判停战撤军，他们俩都回国了。由于俩叔子都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回国后么爸直接被安排在威远煤矿，先福安排在彭山碱厂。

先福虽然从碱厂下放回来了，但国家每月还供应他三十二斤大米。别小看了这三十二斤米，那可是我和弟弟妹妹长身体的救命粮，常常大锅里煮的是萝卜瓢儿菜，锅心里就有一团用布包着的饭团，那就是我和弟妹的专利。先福人心宽，大人叫他吃点饭他不吃，偶尔买点点心饼子的给他，他也悄悄的拿给我们吃了。而且仍然保持了部队的作风，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到自留地去了，开荒种菜是他的拿手。先福回家不到一月，么爸毛万林也下放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个曾幺婶回来。

五九年的冬月，有人给先福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江渎庙的，叫罗素珍，高高大大人才好，先福一见就迷倒了。两人在外面浪漫了一天后，罗素珍不愿意，说家里人太多，又有公公婆婆还有大娘奶奶，兄弟姊妹又是一大堆。说他又不是亲生的，何不离开这家人自己过活。临别时叫他考虑考虑。先福像霜打焉一般，闷在那里一声不响，人家走了他也不晓得去送送。爸妈听说后，就对先福说：“我们也不愿拖累你，就当儿大分家，我们打紧点分两间房给你，先把婚结了再说。”先福说：“除非让我死！把我说成什么人了！”但从此以后，先福就更沉默寡言了，有时不吃不喝就是一天，问他哪里不舒服他也不开腔，叫他去看病他也不去。家人见这不是办法，就托人给罗素珍说，家里同意给他两间房子分开过，叫罗素珍来劝劝他。谁知带信的人回来说，罗素珍已经结婚了。先福得知这一消息，更是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看得见的瘦。家里正在给他张罗另说人时，谁知有天早上妈去坛子里打米煮饭，发现坛子是空的，还以为遭小偷了。再一看，先福不见了，他的军被和军用水壶乃至一个锑锅也没了。毫无疑问，先福离家出走了。于是一家人饭都顾不上吃，分头到处去找，上至羊公场下至江口，找了两天没见人。第三天下午，乡公所的倪边花倪乡长到我家门外喊我奶奶：“贾二娘，你还要你的大孙儿不？”说着他就进来说：“你们先福在新津宝子山搬柴煮饭，从树上滚下来把脚杆拌断了，新津县打电话来说，现时在新津县医院。”因为是专业军人，乡政府也派人协助我家把人接了回来。那时医疗水平条件都有限，粉碎性骨折是难以愈合的，所以先福从此成了瘸子，只能杵着拐杖走路。过了年后的一天夜里，先福又失踪了，家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始终没找到，从此先福大哥再无音信。

我家住在府河官厅一队。那个地方又叫官厅榜。从成都流下来的府河穿过黄龙溪至泉水村，这中间就形成了方圆十来里的平原大坝（当然再往下还有更大的坝子），河从坝心川流而去。河的两岸是翠竹笆毛夹岸，鸟语花香，土地肥沃，村亩秀丽，平时旱涝保收，民风淳厚。我所处的河西坝心，从牧马山脚到河边，有一公里多长、二三百米宽的地形，高出前后平坝五六尺，我家所在的大院子就处在这溜高地的最末端紧靠河边。正因为地势相对高，一条灌溉渠从古佛堰流出来途经我家门口过，灌溉了左右千多亩土地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又回归到府河去了。因为这个地方姓毛的特别多，所以街和渡口的名字都叫毛家渡。仅就我们村子来说，三十三户人家就有二十七家姓毛，只有六家外姓，且人口占不到五分之一。毛姓人家分了很多支，在村子里是亲连亲根连根，关系错综复杂。我们这一支的排行是“珂际承凤丹，宇宗正启洪，永守先业，光昌客家，万代发祥。”我这也是记得了音而搞不准字。总之到了我们这一代“先”字排，是第十三代。上面的整不清了，光宇字排下面的就有三百多人，占据了两三个生产队。我的祖祖毛统山是前清武举人，在成都担任过武教头。他的三个儿子中我的爷爷占老二，是个地道的老实农民，中年早死。我爸是四姊妹，有姐有哥有妹他占老三。我大爷四七年在庐州的船上死于霍乱，尸都未见。大爷有个女，五五年就结婚走了，大娘一个人就跟着我们过。

在我家的兄弟姊妹中，我占老六。姐姐是老大，大我八岁半，叫毛桂英。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是男孩，但都在三岁之前就夭折了，且均死于麻疹并发症。我一出生，家里怕像前面几个一样养不活，就把我拜气给了我们队上的毛清和夫妇做干儿子。他与我爸同辈，本来我喊毛清和喊大爷，喊他的妻子李学华喊李大大的，拜气给他们后，就称他们干爹干娘了。老七是我弟弟，小名保安，学名毛先志，后改为毛先顺，小我两岁不到。保安很胖我很瘦，演相声是最佳拍档。老八胎死腹中。老九是女孩，名字就叫九九，大家都叫她九妹，最漂亮也最逗人爱，非常可惜的是她还不到三岁，也死于麻疹并发症。老十是我最小的妹妹，叫毛会芬，比我小八岁。我们十姊妹总共成长起来四个，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因麻疹夺取了幼小可爱的生命。尤其是九妹的死，让幼小的我饱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当时我就哭得很伤心，心里的那个痛呀！这大约就是我后来义无反顾积极投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原因吧。

自从食堂下户以后，人们的日子是越过越艰难了，逃荒要饭的不少，饿殍遍地，很多人饿得面黄肌瘦，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水肿病，还有的被活活饿死，我的大老爷大奶奶和三老爷三奶奶就是这样被饿死的。老五的父亲毛树潭才四十岁不到，平时身强力壮，铁打一般，也饿死了。他死后没棺材，是生产队现砍的期薅树拼成的火匣子装殓的。么爸毛万林回来不到一年就饿来得了肝腹水，才三十一岁就连病带饿地离开了人间。他临死的前一天看到我在胡豆杆里寻胡豆，他有气无力地伸出手来说：“玉祥，给我吃两块嘛。”当时我只寻了三颗胡豆，就给了他一颗。他说：“你好啬啊！还不够巴牙齿。”我不高兴地说：“拿去嘛，全给你！”他接了胡豆难过的流下了伤心的泪来。毛先福和毛万林这两位英雄，在残酷的朝鲜战场没被凶恶的美国鬼子所打倒，却被生活的窘迫折磨致死，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哀啊！

在十分艰难的时节，人们为了得以活命，吃沙耳杆，吃棕树花，吃白蟮泥，吃糠吃野菜，有的人吃活了也有的人吃死了。我就吃过老绍杆、胡豆颠、糠饼，吃胡豆颠把脑壳都吃昏了，吃糠饼屎都屙不出来，用手抠。有天晚上我二姑爷到我家来，从背后的腰带上解下一个癞格宝，叫剖了炖来吃，我们都说吃不得，没吃过。他说他们都吃了好多次了，比鸡肉还好吃。但我一想起那癞巴癞块的样子，就始终不敢吃。说来也怪，最初再没有吃的，除了小孩子们偶尔搞耍似的捉鱼捞鱼外，沟里河里有的是鱼，黄鳝泥鳅多得不得了，小鱼虾子更是在水面浮了一层，挖亢田时黄鳝泥鳅都甩在田坎上没人拣。这些都没人想到弄来吃。那时的人的确也太憨了，不像现在的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吃。我们小娃儿好像脑筋要动得快一点，放了学和假期就爱在沟里河里捉鱼捞虾，办法多啦，赶浪接鱼，扎沟拂水，浪浑水凼，找鱼鉴等。整来就找点柴火烧来吃，整的多就拿回家里煮来大家吃。渐渐的大人们尝到了吃小鱼小虾泥鳅黄鳝的甜头，逮鱼捉虾和整泥鳅黄鳝的多了起来，这应该说是受了我们小孩子的带动和启发吧。

逮鱼捉虾虽有营养，但毕竟填不饱肚子，于是人们就开荒种菜种粮食，房前屋后，河边沟碥、荒坡坟山就成了人们进军的主要战场。或种南瓜冬瓜丝瓜豇豆软豆，或栽青菜萝卜白菜海椒，或点玉米小麦豌豆胡豆，蓬蓬勃勃，火火红红，资本主义的根苗泛滥开来。我家原有灰房在竹林坝，离主屋有五六十米远，大战钢铁时灰房被撤了，剩下一片空地，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这是我家开荒的主战场。此外在河坝也开了两处荒地，在井坎边和房前屋后也种有南瓜冬瓜。在三十多户人家的大院子中，路边巷尾，树旁竹下，到处是瓜棚豆架，都种满了各色各样的作物。其间既弥漫着粪土的浊臭，也弥漫着绿色和花草的清香，是纯天然的农家公园。人们在十分狭小的缝隙里，终于寻找到了能维持最低生活的生存空间，不但维系了生命的延续，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畸形的文化。

老五的父亲死后，家里的境况更糟，虽有一个大哥叫兵王，二十多岁了，但此人懒惰成性，在家里一点活不干，在外是夺一下跳一下，而且都跳不圆，又还爱哭，谁说他一句或推他一下，他就双泪长流咿咿哇哇地哭起来，非常的弱智。他妈刘大婶又是个痨病腔腔，老五又还小。可是让人整不明白的是，这一家人突然比哪个都过得好，又有吃的又有钱用。老五与我关系最好，他天天统着炒胡豆与我一起耍，通常是你一把我一把的分而食之。这里坦白交代，我起码吃了他两三个月的胡豆，累算起来十斤有多。后来到了点胡豆时，保管员打开生产队的库房一看，装胡豆种子的屯子里胡豆矮了一大节还缺了一大角。屯子口紧挨着裙板处有一个碗口大的洞，洞的外面就是刘大婶的卧室，联想到老五经常有炒胡豆吃，有人看到他妈在黄龙溪卖过炒胡豆，很明显，库房里的胡豆就是刘学华偷的。队里逮起来一问，她全招了。原来，裙板本身就有一树节小洞，刘学华偶尔从洞里窥看到了满屯子胡豆，耳热心跳，找了把锔锔链把洞口扩大，于是队里的库房就成了她家的米罐，每天伸手抓过来炒就是了，直到案发抄她家，也只见胡豆壳不见多余的存货。赔是没能力赔的，当然免不了挨批斗谴责，但队上考虑她还有一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既懒又憨的大儿子，怕把她逼疯逼死了更不好打整，因此反倒做做样子就不了了之。

我有个同宗的大哥叫毛先寿，也就是大老爷的孙子。全家就他与母亲两个人。五八年他二十四岁。读过私塾，读过农中，一表人才，器宇轩昂，当时是村上的团支部书记，正在申请入党。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工作能力还是小伙子的帅气都是佼佼者，是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之前好多人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他一个都没看上。他的兴趣不在这上面，而是把满腔热血洒在建设新中国的进取奋斗上。五八年的大战钢铁和公共食堂，他迎来了施展聪明才智和伟大抱负的历史舞台，全身心地日以继夜地呕心泣血地把自己投入了进去。食堂吃饭前的讲话，土钢炉傍的誓师，带领收破铜烂铁，带头砍树运柴，到处都是他的身影。五九年钢没炼出，食堂一垮，他就彻底崩溃了，疯眉疯眼神乎乎的，自言自语说些谁都不懂的话，也不参加劳动，也不做任何家务事，整天睡在床上，饭端来他就吃，后来屎尿都屙在床上，就这样没过多久就疯死了。他母亲刘二娘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没过几天也跟着去了。

说来也凑巧，与我官厅大队相邻的正义大队（那时已经叫大队了）的党支部书记毛学英得疾病死了没过几个月，我们官厅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毛树云也突然去世了，二人都才三四十岁，都是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土改干部。毛学英的葬礼很隆重，很多人自发给她送葬，白衣百帕拖了差不多一里路长，又是锣鼓唢呐又是丧罩灵飘，哭声多远都听得到，哭她那么好的干部，那么好的领导，那么好的恩人，大家的再生父母，怎么就这样走了。相比之下，毛树云的就办得简单草率，就是几个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家人亲戚没声没响的就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了。仅举毛树云两个故事：有晚上他去查夜，查到看甘蔗的亲侄儿子偷甘蔗吃，就把人逮来捆起打；几天不见米的毛树云，有顿见他老婆给他端来半碗嫩豌豆角，毛树云问是哪里来的，老婆说众人都在田里讨，也讨了点回来。毛树云一听，伸手就把碗打倒了，还大骂老婆简直不是东西。毛学英和毛树云虽然葬礼的规模不同，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俩死前都是浑身浮肿。毛学英死时家里是啥情况我不清楚，毛树云死时他家锅里煮的是葛根和野菜。

官厅榜不但地势高，还有两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一个是村东头紧靠河边十字路的毛家字库，一个是村西头的毛家祠堂。毛家字库与其它字库不一样，它一共只有三层，每层用九根三尺宽九尺长的红石条扇立扣成，每层都有檐边飞悬其外，平顶，圆形，上下一样大，又立在高墩墩上，看上去威武雄壮而高大。还没上学，大人就经常给我们说，字是孔夫子的，凡有字的东西不能乱撕乱甩，不然眼睛就要瞎。要送到字库里去像敬先人一样恭恭敬敬地烧掉，人才能变得聪明。后来我的领悟：之所以那时修字库，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识字，有出息的又都是读过书的人。人们在字库中烧字纸是对文字的尊重和敬畏。

毛家祠堂是个四合头的大院子，四周二三十间房清一色的青砖黑瓦，房脊上龙凤鸟兽张牙舞爪，煞似雄威。中间一个大宰地坝，足有半亩。正房大厅里供着毛氏宗族的历代祖宗。神位的两边威严的悬着“仁智礼义信，天地君亲师”的对联。神位前面一个大祭台，上面摆满了灯柱蜡柱等祭祀用品。祭台下面是香炉槽，供插香蜡用。再前面就是三排跪垫。据大人说，以前一到清明节，人山人海的吃清明会，大宰地坝还摆不下，热闹极了。而在平时，毛家祠堂就成了接待官员的招待所了。那时陆路不好走，官员上成都下嘉定都走水路，既不劳累，又可观山望水吟弄风月。成都下来到我们这里正好一天路程，彭山上成都因是上水也要一天才到我村，所以官员来往频繁，久而久之，毛家祠堂就成了半官方的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地名叫官厅榜，后来给行政区划命名，就命名为官厅村了。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动荡不安，水上运输实行军管，毛家祠堂就驻了一排水警察。至此　毛家祠堂就变成全官方的了。解放我村时，解放军包围了水警察排，于是展开了激战，打了一个下午零一个晚上，解放军伤亡了六个人，水警察也死了八九个，最后是一个水警察从背后把排长打死了，举了白旗投降的。为解放我村解放军牺牲了那么多人，毛家祠堂又早就是官方的，当然现在更是全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了。

解放后，政府先安排了三家外姓的贫雇农来毛家祠堂居住，后来又给他们另外安排了地方（也在我村），国家就把毛家祠堂稍加改造作为国家粮库，叫府河仓库。还不要说，仓库一设在这里，上公粮就方便多了。以前上粮要到彭山，至少也要挑到江口去上，现在方圆十几里的牧马、净皇、顺河加上我们乡都上在这里了，省了不少时间和脚力。当然我村尤其是我们这个大院子的人就更省力省时了，可谓是得天独厚，好多时候都是把粮食打下来就直接挑到仓库里晒，晒干风净就直接称进了库里。更得天独厚的是，仓库收进来的粮食总得要运出去，那时又没有汽车，只能靠船走水路运，从仓库到河边毛码头还有二三百米的距离，这就要靠用人力来搬运。还有仓库收的花生需要脱壳，收起来的谷子需要打成米，库存的粮食需要定期翻晒，这都需要人。六０年国家开始调运粮食，仓库的管理员又只有曹云一个人，当然这些工作就历史地落在了紧靠仓库边上的我们村民身上。于是乎我们村子大部分家庭都有了鸡公车，为国家转运粮食；只要有劳力，人人都有机会到仓库干活。运粮食包子是八分至一角钱一包，打加工米是一元到一元五一天，剥花生是仓库管理员曹云照顾没劳力家庭的项目，老五家和我家都有份，各家各户称回家里剥，按等级每斤上交六至七两花生米，实际每斤要多剥出好几钱到一两。那时我还小，运粮打米没我的分，剥花生是剥安逸了的，反正都交得够的，我们几姊妹就敞开肚皮的吃，又香又脆又可口，手剥够了就用脚踩，脚踩够了就睡在花生堆里吃，比过年还安逸。感谢苍天感谢活菩萨共[chan*]党设了一个仓库在这儿，救活了多少条人命啊！

说来也怪，当时的人们饿得九死一生，偌大个仓库上百万斤粮食装在里面，拢共就一个管理员，不要说枪了，就连警棍都没有一根，充其量还有一条狗而已，但就是没人打过它的主意。不说偷抢，包括后来的二十多年都没遭过一次火灾或事故。这就是那个曹云！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为此，我曾写过一首感怀的打油诗：府河流态如闺秀，两岸民众心淳厚，三年灾害命不保，宁愿饿死不愿偷。

回头来说说这段时间我在学校的表现。用一个字概括，赞；两个字，赞花；三个字，赞灵子；四个字，赞得伤心！我小时候赞得很，读书认真，专心听讲，爱动脑筋，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再加上我遵守纪律，踊跃发言，表现积极，又爱帮助同学，从不打架斗殴骂人，所以读三册就当了班上的最高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兼班长。后来赵学琴也很优秀，老师就把班长让她当，我就当中队长兼学习委员。我读三册时就能在一节课的时间里用毛笔写出三百多字的作文。不管语文算术，我总是赶在前面，老师一上新课，我早已整熟了，特别是感兴趣的文章，我都能背了。有天上《英雄黄继光》的新课，老师启发式的问大家：“听过黄继光的故事没有？”我举手站起来把中心意思讲了一遍后，还流利地把课文从头到尾背了一遍，得到了同学们的一片掌声和老师的高度夸赞。

我读五册时就不但能识简谱还学会了吹笛子。能识谱的原因是首先老师教过一些其本的知识，更主要的是我对音乐很感兴趣，我姐姐当时十七八岁，在她的女友那里弄了些《康定情歌》、《敖包相会》、《马儿慢些走》等一大迭歌片回来，在那里咿咿哇哇的唱，把我的心逗得痒痒的，我就给她要了几张来学，，在学的过程中把老师教的基本知识与曲子两相对照领会，加深印象，得到了巩固和增强乐理知识的效果。到后来就是没唱过的歌，只要是听过三四遍，我都能把曲子大体写得出来，再对照原曲，一般不会有大的原则性错误。由于学歌学着了迷，有一天下午最后一堂自习课时，我拿出歌片正默唱得忘情，不妨老师毛庚第一下把歌片夺了去。这是我第一次犯纪律，而且被夺去的又是非常爱情的《敖包相会》，心里着实惶恐不安。幸好毛老师看了一眼歌片后不露声色，像没事一样。只是放学时叫我留下来。那时村上就一个班，一个老师全包干，她既是老师，又是同学们的父母。我诚惶诚恐的站在她面前。我很怕她，怕她的原因倒不是她很厉害很威严，而是我们的老师太漂亮太美丽太善良太爱我们了，尤其是对我，让我当最高级别的班干部不说，有次我在课堂上生病了，肚子痛的抻唤，她马上叫大家先自习着，背着我就朝医院跑；还有就是这期我交不起二元一角钱的学费，大人叫我不读书了，是毛老师说服了家长自己垫钱替我交的。她比我姐也大不了几岁，二十出头而已，又是全乡出名的文娱活跃分子，演戏本来演女角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偏要去演男的妆卞相公什么的，越发英气。这样好的老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我们怎么能忍心去让她哪怕是一点点不高兴不愉快啊！毛老师问我：“那里来的歌片？”我如实回答：“姐姐那儿拿的。”她笑了一下，又问：“你会唱不？”“才学会。”“咋学会的？”“用您教的音乐知识学会的。”“那就唱给我听一下。”“我错了。”“唱，不唱不准走！”于是我奉命唱起来，开头两句还唱得怯生生的，后面越唱越流畅，直到唱完，毛老师才说了我一句：“你还小，不要把心唱花了。”第二天一上课，毛老师就调整班干部的分工，叫我兼任文娱委员。有时上音乐课，毛老师还让我教大家唱。

我们班上有个陈元林会吹笛子，他也就教过我两回，我就比划他笛子每个洞之间的距离及其比例，从中找出了规律，然后找根大钉子或粗铁丝来捶扁磨快，找节竹筒比划着就雕起笛子来。为了省事，我先用烧红的大钉把笛孔烙穿，再用我自制的小刀修整。虽然最初雕的音调不太准，但大同小异，不行重新雕就是了，没有水竹有的是兹竹，反正又不要钱买。那时只要我感兴趣的事，除了钱以外，再难也难不倒我。只要一放学，我就雕笛子吹笛子，有时一天雕两三支。渐渐的我雕的笛子不但音比较准了，而且我还学了三种音调的吹法，不过始终没人指点，纯属乡村野笛而已。尽管如此，自我感觉良好，雕笛吹笛就成了我后来生活中的一个乐趣。

那时我们生产队（也就是我们这个大院子）与我同龄或大小一两岁的有二十来个，但上学读书的只有四五个，很多家庭对有无文化无所谓，更主要的是没钱交学费。就拿我家来说，我上学，就没让弟弟保安去读书。老五读了一年不到就没读了。读四五册时就只有四个在上学，即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侄女毛丽英，小名琼华，我大老爷的玄孙女；一个是起码隔了七八代的远房姊妹毛先群，小名宝仙；一个是同样远房的哥哥毛先觉，小名树狗（儿）。因我和琼华是屋挨屋，离学校相对近，平时上学，宝仙就来喊我和琼华一路上走，久而久之，树狗就不安逸我们，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就更见不愿给他一起耍。我们全班二十六个同学，来自全大队的八个生产队，男女基本各半。男同学要数七队赵家的两弟兄最霸道，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女同学要数宝仙和六队的陈桂芝最漂亮，不要说是班花，就是全乡全县选美比赛，她俩也会名列前茅，两人就是神仙造出的精灵！我的运气相当好，上课与桂芝同方，上学放学与宝仙同路，老师又是那样漂亮，整个生活在鲜花丛中。那时虽然还不懂情呀爱的，也还未有性的冲动，但女性的美熏染孕育着我的心灵，伴随着我一路成长，也不失为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有天上劳动课，我们去割荒草，我的手指被刀割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痛得捏着手指蹲在地上直嘘嘘。桂芝见状，上前把我的手掰开一看：“哎呀，流好多血！”说着她就到附近的沟里去把衣裳角角打湿，过来就用湿衣服把我的伤口洗擦干净，然后用她的小口为我吸允，我顿时有种甜温的感觉，伤口在这一瞬间也不觉得痛了。随后她从她衣服上撕下一块方方花的小补丁，把我的伤口包好。没有线来缠，她就把自己头上系辫子的细胶绳解下来为我包扎伤口。虽然她后来没读书了，但这一幕却永远刻印在了我的心里。

六０年的暑假，有人给我家带信，说爸的船在下江口装运货物下乐山，在江口要停两天，叫我妈去拿点粮食回来吃。第二天一早，我和妈就上了路，我们走了二十几里，把江口走完后，都看得见彭山了，中午，才在大石包前的河湾里上了我爸的船。爸一见到我，马上就给我泡了白糖开水，随即拿个鸡蛋去换了一个点心给我吃，吃饭时又煮了腌蛋给我吃。那天中午吃的是莲花白泥堵子饭和腌菜酸菜。在船上也就两个钟头左右，我们就又往回走，临走时爸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那天天气太闷热了，金刚刚的大太阳没有一丝风。我们过了王家沱要走到泥湾时，天气突变，太阳刚一阴进去，马上黑云压顶，紧接着狂风暴雨，雷鸣闪电，夹着雪弹子倾泻下来。我们躲避不及，浑身淋得浇湿，才在路边的一间粪坑矮房檐下勉强遮身。那雨下得把河中的水沾得老高，看上去白雾雾的一片。幸好没过多久，雨就停了，太阳又出来找我们来了，除了路稀路滑外，与先前没有两样。当我们走到家时，天已黑了。这是我十岁前走过的最远的路，来回怕有五十多里吧。

也就在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有天天气很热，吃了午饭后，我和弟弟就悄悄到河里去洗澡。当时我们刚学会游泳不久，很想试一下我们的能力能不能游过河。保安也竭力赞成，于是两弟兄就从毛码头向河对岸进军。我始终要大点，比保安要游得快些，眼看我快要游到岸边，都落得透了，回过头一看，弟弟才游了一半多点。也许是脑壳有包，神经短路，我就大声对弟弟说：“保安，你浮不过来！还是浮回去哈！听话。”弟弟最听我的话，听我这样一说，马上返身游了回去。我在对岸看着他迟缓疲劳的动作和随水漂流渐去渐远的身影，心头一阵紧似一阵。我咋那么愚蠢嘛！他都浮过大半河了，我又叫他浮回去，这不是把他往死里整吗？于是我在岸边对着他的方位跑，大声给他打气，叫他不要慌，游累了就半休息式的蹬仰水坛。我不断给他说话，给了他安慰和信心，终于，保安漂流了近一里路的距离后，终于在支水尖尖（堤埂尾端）上爬上了岸，好悬！看着他上了岸后，我悬在半天云的心落下来了，然后跑回原位游了回来。事后，我总怀疑那天是遇到鬼了，才作出那样愚蠢的决定。这事当然没让家里人知道。不过，从此以后我就小心谨慎多了。

六０年刚一过，我们这一年级的村小就宣布停课了。那时我刚满十岁。随着停课的一声哨响，我自己划定的童年时光也就打上了句号，而迈进了新一阶段的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