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再次发生跳楼事件，目前为止，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发生了十次跳楼事件，八死二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性的悲剧，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吉斯尼纪录了，这些事件引起了富士康内人心惶惶，就连一向只把打工仔当赚钱机器看的富士康高层都坐立不安了，又是做检讨，又是请心理学专家来咨询教育，甚至还从五台山请来大德高僧来念经作法事---当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真正关心打工仔的死活，只是害怕这样搞下去，再也没人敢到富士康来打工，那就完蛋了。可是一切好象都无济于事，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要跳楼的还是跳了下去。

富士康怎么折腾是他们自个的事，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正处于“如锦似玉的好年华”的他或她为什么会选择自杀?难道自杀才是解决人际冲突或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吗?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一书里，超越种种迷惑人心的表象与诱因，给出了一个不同流俗却颇具说服力的答案——通过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各国自杀情况的实证调查与研究，他得出结论，自杀“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病症的表现形式之一”，　“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毛病便传遍它的各个部分”　。　

富士康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这绝对不能说只是个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的偶然性事件，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底层打工者的命运映照在这里的一个缩影，现在外出打工的,“80后已经是主流了,90后越来越多”。他们肩负着两个使命,一个是改变父辈的生活质量,一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使命压在他们的肩上,很多时候他们不清楚该如何去达到目标。

看到父母的辛劳,他们在想,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挣更多的钱？现实是,他们要挣很多钱的理想与实际情况反差很大,他们除了加班多挣几百块钱,没有其他的职业成长通道。奋斗目标的难以实现,很容易让他们急功近利、自暴自弃、犹豫徘徊。继而,会有复杂的情绪呈现出来。在多重负面情绪的交织下,他们的内心就会越来越脆弱。

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让他们再回到农村,很困难了。他们上了这个轨道,尽管这个轨道充满了坎坷,但是他们已经回不到起点了。相对于30、40岁从农村到城市闯世界的人而言,这些孩子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具体需要什么,他们并不太明晰。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方向。

他们虽然工作生活于这些大城市里，可是，却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不管他们如何辛苦加班，如何拼命挣扎，所得到的财富，在城市里买不到一个卫生间那么大的地方。他们虽在这里付出了所有的青春和血汗，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效益，可是城市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福利条件，公共资源都与他们无缘，所以，他们从哪里来，最终还是得回到哪里去，最无奈的是，他们还能回去吗？

当初，他们从农村出来的时候，就把理想和希望的种子都种在了打工的城市里，如当他们认识到这个种子在这里水土不服，并不可能在这里生根发芽，更不用奢望开花结果了，这时候，这颗种子就已处于漫长的休眠期了。如果再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农村去，却发现再让他们在父辈的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一年所获得的收益也比不上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效益后，那这个种子就真正死了。

城市没有立足的地方，而又不能回去了，于是80后、90后这个新生代的农民工就如在夹层中的苦苦挣扎的蚁族，生存的压力，未来希望的缺失，让他们感到迷惘、绝望，所以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活在世上，真累！如果再加上情感或者其实因素上的刺激，很容易就会让他们走上自杀的绝路。

而这一切的因源都是现代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各种制度不公而引起的。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即使我们社会有再多的心理专家去教育辅导，请更大法力的高僧去作法，也无法阻止自杀的再次发生。而温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一点这句话，最终也只能是一句毫无实际意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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