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七年十月，报纸公布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消息。回乡知青张清柏想，凭着自己十多年的刻苦自学是完全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去报名。

报名点设在公社教育组，管报名登记的是教育组负责人古方。古方在“史无前例”中登台，是“教育革命”的得力干将。他头小脸长，单单瘦瘦，整天对人都是愁眉苦脸。他特别贪烟，吸烟大多是“伸手”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烟熏黄了。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夹着考生递给他的高级“过滤咀”，右手执笔在登记，围着他里外已有两三层人，报名者好像是按规矩每人要递一支烟，桌子上的散烟已是一堆一堆。数一数，大概有一条烟了吧。轮到张清柏去登记时，他却没有递烟，古方把笔停下来，抬头一看，见是张清柏，射出两道妒忌的蓝光。心头突然想起：“这不就是曾经写过我的检举信的张栗红的儿子吗？对这个人，况且公社已打了招呼”。古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就来个“顺水推舟”推出去了事。

“古支书，我报名”。张清柏对古方这个称呼好像是从磨子里压出来的。

“你报名？”古方极不耐烦地说，“昨天杨宣委打了招呼，你报名要先找公社，叫公社写条子来”。

“为什么我特殊”？

“你去找公社就知道了，问那么多做什么？去去去”。

“你们欺负人，我为什么就不能报名？”张清柏恼怒了。

争吵一起，本来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就更多了，扒在窗口看热闹者有之，打抱不平而又敢怒不敢言者有之，给领导打圆场者有之，怪张清柏惹事生非者亦有之。

“你去吧。公社会答复你的。你不要在这里闹事好不好？来，下一个登记”。古方极不耐烦，三言两语把张清柏打发走了。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张清柏带着狐疑，只好去公社大院找杨宣委。杨宣委正蹲在公社厨房的门槛上吃饭，见有人找他，却也热情，囫囵把饭扒进去，把碗筷往盆里一丢，抹了一把嘴，说：“跟我来”！张清柏随他走进了办公室，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十分尴尬。杨宣委往藤椅上一躺，口流酸水，手本能地往口袋里掏烟，张清柏立即把一支烟递了上去。杨宣委瞧了一下牌子“洞庭”，又把烟放在桌子上，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过滤咀“白沙”，一边打火一边说：“张清柏，你找我干吗”？

“杨宣委，为高考报名的事。我刚才在教育组报名，古支书叫我来找你”。张清柏说这话十分勉强。

“为这事找我，好。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于是，他打开文柜，在柜子里到处寻，寻了好久，终于从柜子的里层找出一个卷宗。他把卷宗摆在桌上，又从卷宗里抽出一大叠稿纸，稿纸的扉页第一行端端正正地写着《给敬爱的邓副主[xi]的一封真情上诉书》！啊，三个月前发出的“万言书”怎么落到这里来了？这有多少说不清的原由啊！张清柏脑子里“嗡嗡”两声，眼冒黑花，教育组为什么不准他报名呢？不用解释，他什么都明白了。

（二）

“万言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封信竟维系着张清柏的前途和命运？

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家乡当了十年“知青”的张清柏在黄龙桥水利工地参加渠道垮方的抢修战斗。因为那时早稻、晚稻都在需水的“节骨眼”上，因此那场抢修不亚于艰苦的“上甘岭”战斗，民工们连续三天四夜没下火线，吃饭不知味，困极了靠在石头上打一会盹。抢修结束后，指挥部命令民工休息半天。张清柏疲乏过度，浑身骨头象散了架，又酸又痛。那天上午，他躺在房东家的楼板上睡觉，昏昏沉沉，眼睛又辣又痛，脑子里像飞机不住地“嗡嗡”直响。中午十二点，张清柏转了一下身，楼下房东家的收音机传来了慷慨激昂的震憾人心的新闻广播：《中国共[chan*]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从文化革命开始回乡十年来，张清柏对这种高声大调的新闻公报听得太多了，除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使他激动了好一阵外，其余的他都认为是“半空里吹喇叭”，响的高却动不了心。昏睡的张清柏一听又是新闻公报，只睁了一下眼又闭紧了。但是，收音机里接着传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名誉，推倒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的声音，这几句话被张清柏隐约听到时，开始以为是耳朵听错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又竖起耳朵听，句句真切！这简直是平地惊雷、长空闪电、静江狂澜，他像触了电一样，立即翻身从楼板上坐了起来。啊！千真万确，字字情真！

“太好了，太好了，中国有希望了”！他几乎抑制不了兴奋，情不自禁地拍着楼板喊出声来。这一喊不要紧，惊醒了楼板上其它昏睡的民工。他们有的开心，有的惊异，有的激动，有的冷静，几个“知青”民工也都坐了起来，竖起耳朵细细倾听。可当他们刚听了五分钟，楼下的收音机却“啪”的一声关了。“可恶!”正在专心听新闻广播的民工们无不感到这个关收音机的人讨厌。他们知道这收音机是房东的，房东是这个大队的民兵营长，在文化革命中他是“群众专政”的头头。难怪！张清柏真想走下楼去，把收音机再打开，可是他又一想，随便动主人的东西是要讨嫌的。他只好强忍着“愤瞒”，脑子里却不住地在重复出现刚才听到的那几句话。他在认真地思考着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的伟大现实意义。他从文化革命想到现在，又从现在想到将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个能人可以力挽狂澜，叱咤风云。邓小平同志“出山”不意味着中国的形势会来个天翻地复么？忽然，蕴含在他心底多年的一团烈火燃烧了起来，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等了好多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火山口”！

那天下午，张清柏就随民工们一起搬离了抢险工地。在路上，他反复酝酿着一封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上诉信。三点钟的归程，他边走边想，一封信的腹稿已经打好了。

当天晚上，张清柏激动得一夜没睡，他有满腹知心话向邓小平同志倾吐。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和邓小平同志的地位和身份是否相称，也没想到这封信是否能发出或中途遇到梗阻，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只是想到要写、要吐、要诉，鱼鲠在喉，不吐不快啊！那天晚上，他俯在桌前，认真地写着上诉信的草稿。带着一腔的恨，满腹的爱，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行间缝里跳动着一颗受迫害赤子的拳拳之心。他的血在蹦，他的泪在洒，他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半夜挑灯，俯听鸡鸣，月光偷窥他的手迹，清风拂着他的心，远处的小溪“哗哗”，在低低诉鸣，似乎领悟了他的心意，发出了愤激的不平之声！夜，静极了。他听得见自己的心在跳。笔在纸上“沙沙沙”，那是他在对不正之风和“四人帮”残渣余孽倒行逆施的强烈声讨，那是他对新时代的深情呼喊，那是他对“铁腕人物”寄予的希望之声，那是他一段婉然凄楚的心曲！在热气如汤的的三伏天，他伏在案上，汗像虫子似的在身上爬，蚊子像马蜂似的在身上咬，他把双脚伸进盛冷水的桶里，没有蚊香，他在墙角用乙壳（用风车车谷剩下的庇谷）和辣蓼草熏了一堆烟火，这样就更增加了屋子里的热度。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任凭一腔爱憎象泉水似的在纸上奔涌。“愤怒出诗人”，此时此刻，张清柏写的信不就是一首满腹深情，浸透着血泪爱憎的诗么？

熬了三个深夜，张清柏终于把这封“万言书”写成了。他长嘘了一口气，好象完稿了一篇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信写好了，可是能不能发出去呢？小平同志能不能收到呢？张清柏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他想起了父亲的遭遇，在文革时仅凭一首即兴小诗就打成了“三反分子”，被开除教籍开除回家“劳改”达十年之久！（当然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他父亲因对公社教育组古方的贪污腐化，整人害人的行为不满，在“社教”时写了一封检举信，不料这封信最后又落到了古方本人的手里，因此他遭了罪。在文革中古方当了造反头头，他父亲受到迫害并连遭十年磨难，那首小诗不过是古方整人的口实）。如果这封倾诉真情，洋洋万言的“上诉书”，落到了“文革派”手里，那后果又将是如何呢？天真的小张毕竟涉世未深，头脑过于简单幼稚，他自以为看准了一九七七年的政治形势，为避免邮局怀凝，他把信作挂号稿件邮给了《人民日报》，请求《人民日报》转给邓副主[xi]。不料这封信却层层下转，最后竟转到公社党委！这是多么可怕的处理啊。张清柏在当地党委眼里，好象成了一个在政治上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没有叫他坐牢，是他们不敢公开下这个手，而断绝他的前途生路，乃是一个小小的报复！任凭你告到那里，“神仙下凡问土地”。天啊！小平同志您可知道这件事吗？

（三）

张清柏真的是什么“坏人”吗？为什么基层领导对他的信是如此恼火和痛恨？

张清柏是一个不爱说话不爱巴结的老实人。他从小就爱死钻书本，不爱与人接近，不与他相干的事他从不过问，别人问他的事，不叫他的名字他也懒得答。性情古怪得很。因此从小就得了“书呆子”的浑名。“史无前例”一来，他便成了“黑七类”的“狗崽子”，高中没读完，就被迫离开了学校。他是含着眼泪离开学校的，当他迈出县一中铁门的时候，他还一步一回头，在铁门外菜地里被红卫兵用梭标押着在拔草的“牛鬼蛇神”（他的教课老师）看着平日的“爱门生”愤然离校，只好仰天长叹。恨己无能！可是，谁有办法挽留他呢？他走到学校的河边过渡。啊，滔滔的清江河，你年年北淌，代代奔流，你是否也有满腹悲诉？流到了那个年头，清江也不清了，就是这条清江淹没了县一中唯一的留英学生，张清柏最心爱的英语老师陈沛霞！陈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专功英国文学，回国后因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被逼得精神恍惚，最后竟分到一所中学任教，张清柏有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好老师，他刚刚跟他学会了唱英文《国际歌》，想不到几天之后他就被红卫兵剃了光头，剥了西装。他不堪受辱，竟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跳河自杀！此刻呼啸的江风莫不是陈先生在哭？汹涌的涛声莫不是陈先生在喊？张清柏坐在颠簸的渡船上，他忽然感到这不就是他的命运之舟么？江风、江涛，你将把小舟推向何处？在河边，张清柏想到了自己的不幸：他在学校因为写了吹棒《燕山夜话》的短文而被打成“三家村的无名小卒”。被他同窗十一年的“老同学”赶出了学校（这个老同学可以写成另一篇小说），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想与其在学校受窝囊气，不如回家乡当农民，创大业。知识青年自觉回乡务农不是很吃香么，当年的董加耕回乡务农，因此还当上了团中央委员、县委书记；资本家出身的鱼娜玲下新疆建设兵团，还入了党，《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因而他也想入非非了，他也想到农村去入党，再|“曲线上调”。因此，他回家的第一天，就带着一捆《老三篇》去找家乡大队的党支书刘思海。刘思海毕竟是他母亲的远房堂兄，张清柏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见到了刘思海，他多么希望刘思海是一个“大夫”，来平复和医治他的心灵创伤！他有满腹心事向刘思海倾吐！他认为共[chan*]党员最崇拜的应该是自己的信仰，最忠诚的应该是自己的事业，最信赖的应该是靠近党的同志。他多么想在农村这个新的天地抬头挺胸地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他这种愿望是多么纯洁可爱而又天真烂漫！他跨进刘思海的门，就如女儿回到了娘家，他亲切的叫了一声“舅舅”，然后恭恭敬敬地将一捆《老三篇》和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他。当他把这自认为神圣的礼物，庄重的申请递上去的刹那间，他的心里还在微微颤抖，他满以为这些东西一定会点燃刘思海的心头之火，而刘思海也会把自己一颗燃烧的心贴近他的心灵。如果是这样，他就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感情交流，把知心话全倒出来。可是当刘思海接到这两件东西后，却一点也不动心，十分不以为然。他把一捆《老三篇》连本数也不清点，放在一张布满尘灰的破椅子上，扯一件棕皮蓑衣盖住了。接过那一张申请书，只看了一下标题，就将它裁成一条一条的卷烟纸，立即卷起“喇叭筒”旱烟抽起来。看着刘思海这样的举动，张清柏暗暗吃惊，十分茫然，一颗微微颤抖的心一下子象掉进了很深很深的冰窖里，他怎么也不理解作为党支书的“舅舅”，此时此刻的心境和行动，他要开口讲的满腹知心话全忘了，他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再“曲线上调”的雄心壮志，立即化为了一缕过眼云烟。唉，命运，又将把他抛向何处？

二人同坐，令人心烦的沉默。

刘思海“巴塔巴塔”抽了一阵子闷烟，又沉思了一会，才语重心长地对张清柏说：“你爸爸戴帽子回来了，你也作为三家村的无名小卒失学回家来了，书在学校不能念了，在家抽空埋头苦学吧！眼前想这些干什么？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们不把你当坏人就行了”。

张清柏的心在颤粟，刘思海是怎么知道他在学校是“三家村的无名小卒”的呢？他为什么一眼就看穿了他赠书是虚伪的表面应付呢？他厌恶起自己的举动来，为什么要将一颗带血的赤心裹上一层虚伪的外壳？

张清柏终于明白了他在农村要求入党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被深深地打上了“坏人”烙印的儿子。他仔细想了想对他讲的“在家埋头苦学”的那句话的含义，渐渐觉得刘思海不是一般见识的农民，他是一个脚沾泥土，身沾书香的哲人啊！

刘思海这句话好象是晌在他脑际久久不散的警钟，成了他后来十年如一日坚持刻苦自学的精神支柱，他凭着一本学生用的《英汉词典》，一本《毛主[xi]语录》英文版，后来又买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当时只好买这些书）认真地对着中文学起英文来。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十年，英语不但没有生疏，而且在笔译上已达到大学水平。另外，他还利用废旧报纸写短小的诗歌，一共写了好几百首。那些“东风舞，红旗飘”之类的诗歌一个字没有发表，也一个字没有保留。

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九七六年冬，张清柏的父亲平反复职了，可他仍然在待业。多年来，他常在水利工地当民工，受尽了磨肩擦脚之苦。在社会上，他见过的经过的不平之事太多了，他心里始终蕴含着一团火，这团火在心里烧，愈烧愈烈，只是还找不到喷发口。一九七七年七月时机终于来了，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憎，一腔的热血，写了一封信给邓副主[xi]的长信，谁知信又最后落到了被控人的手里，这封信成了他的罪证，紧紧地卡住了他的命运。

（四）

信的内容反映的主要是基层的教育情况。张清柏在农村十一年，曾于74—75年在本公社的中学当过两年临时代课教师，目睹教育战线的种种问题，他不讲心里不痛快。张清柏所在的公社教育组，有三个行政人员。古方是教育组负责人，他手下还有会计兼扫盲专干（其实一个盲也没扫）和一个专门管打水、扫屋的勤杂员。这些人整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只想到打教师的主意，用各种办法吃公家，弄国家。古方是小学毕业生，对教育一窍不通，连初小的数学题也看不懂，却到处瞎指挥，到处“检查”。每“检查”一校，学校就要好酒好烟待为上宾，至少花几十元招待费。平时不“下校”就在厨房开小锅，搞特殊餐。一天晚上，古方邀集教育组会计、扫盲专干、初级中学总务一起学习“五十四号文件”（打扑克），学到了深夜两点多钟，还不肯“休会”。古方突然提出：“今晚我们让总务请客怎么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古方把窗纸一捅破，大家心花怒放，有的说买蛋，有的说买鸡，总务却说煮烧饼吃，唯有古方一一摇头，他的计常出常新，对大家说：“现在立冬已过，冬狗是大补品呀，大家以为如何”？这一提真是妙绝，大家一直坚起姆指交口称绝。于是扑克席散了，各自忙这忙那，总务深更半夜去敲附近农民家的门，用15元的高价买了一条狗（当时的市价只有10元）。原来总务还是一个打狗的厨师，把狗弄得皮毛干净，烹狗烹的美味可口，又烂又香。

大家吃得有滋有味，酒过三巡，已是凌晨五点，于是他们把碗筷丢给总务收拾，各自闭门大睡，日上三竿依然鼾声阵阵。老师们明知故问，愤愤不平，但谁也不敢作声。像这样的夜宵晚宴，已是司空见惯。可谁人也抓不到他们的“把柄”。张清柏对这样的事，一直在注意“集证”。在学校期末查帐时，本来张清柏没有资格参加，可老师们偏偏选了他当代表。张清柏在核对税收的票时，发现有一张写着修理课桌木工费20元的税收的票，盖着一个外地木匠模糊不清的印章，从笔迹上看这很象古方的，但又有点故意“走样”。由于写税收的票人的粗心，落款的日子竟与吃狗肉的那天日子相同。他认真回忆一下，那天学校根本没有木匠修课桌，这20元不就是“狗肉加酒加佐料”的钱吗？哦，原来如此，他们吃“公家”可谓用心良苦！在教育组，象这样吃公家的，用公家的，将数十、数百元巧妙转帐为文教用品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可就是谁也不敢作声，谁也不敢上告。本来数量有限的几个教育经费又被蠹虫蚕食着，教育事业还谈何发展？

一九七五年，全县学校搞民办教师业务考核。来考核的是外区的考核组。考核组没来之前，古方就对各个大队民办小学作了布置。要尽“本子”招待考核人员。于是各个大队小学领会了这个意思，想用“重量招待”换取考核组“开恩”、“凭良心办事”。为让一些明显不合格的老师通过“考核”，甚至从信用社贷款办招待。全公社借招待考核组为名，大吃大喝，动用学校经费，共用去招待费一万多元，其中从信用社贷款4000多元！贷款办招待，真是怪事！古方和教育组其他人员陪着考核人员东家进，西家出，大吃大喝了一个多月。考核组将考核意见交给公社教育组，由文教支部书纪古方作出考核结论，签具处理意见，再经上级审批。这一道关是关键的一关，哪个教师是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处理是信任、留用、代用、劝退。广大民办教师的命运基本都操在古方一支笔上。上级只不过照他的意见写上“同意”二字罢了。他凭感情，凭印象，凭贪赃的交易就可以任意决定一个民办教师的去留。在面临命运的选择关头，谁都懂得“吃小亏，沾大便宜”的交易原则。少数考试成绩差，教核又不合格，业务底子薄而又不肯认真学习的民办教师，因为在关键时刻给关键人物舍得花钱送礼，照样可以捞到一个“信任证”。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民办教师在上课时将拖拉机教给学生为“施拉机”，一个被教的学生以为真的有这种机器，就举手向老师发问：“老师，施拉机是不是比拖拉机跑得快？”这一问老师才觉得教错了，但她又怕在学生面前失面子，只好红着脸硬着头皮说：“当然跑的快啊！”这一句竟引全体学生哄堂大笑。后来学生们都因此事而叫她“施老师”。可就是这样一个“施老师”却因为善耍手腕，舍得送礼，曾一次向古方送了200元，又领取了“信任证，还被评为“一类教师”。（当年的200元可值钱哪，一个民办教师的月薪才15元）。而个别水平高，能力强的真正的一类教师，却因为讨厌古方的领导作风而定为三类教师！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在那次“民教考核”中，民办教师为着自己的命运向古方送礼“进贡”达30多人，价值达5000多元！好一个在浅水池塘里横冲直闯，为所欲为的“鱼王”！当知道这些不平事，张清柏愤愤不平，忍无可忍！他把古方平素“重小人，远贤臣”，贪污挪用，大吃大喝，整人害人的事联系起来，再也按奈不住心头的愤怒烈焰。他也有一支笔，这是一支为真理而战，这人民传话的正直之笔。为什么不可以用来声讨那一支以权谋私的笔呢？他想写，但他忍了好几年，因为他知道“告不准”，恐怕又落到与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传来的　时候，他以为时机成熟了，可是他太幼稚了，他竟把这样的信直接写给了邓小平同志。也许他当时听信了李庆霖写信给毛主[xi]，毛主[xi]竟亲自回信批示这件事。却万万没料到他的信会给转回到原地成了他的“罪证”。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滋生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土壤，何日才能铲除干净呢？公民上诉的保护权在哪里？

（　五）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张清柏被县一中请去临时代课。在第一次报名高考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第二次报名参加了高考。虽然县一中让他报了名，可那一道恼人的“政审关”却还是不能通过，因为考生的登记表必须由考生户口所地的公社党委和教育组在政审一栏里签意见，盖大印。这可是一道卡人的　关口，张清柏告了教育组支书古方的状，古方岂能放过这个卡人的权利和机会？尽管张清柏的高考成绩上了重点大学的　分数线，可政审表“基层党组织意见”那一栏被古方写得一塌糊涂。古方还有更可憎恶的　一手，他把意见写好后，按程序要给本人签字，古方却把“意见”用一张白纸粘住，打发一个老师去张清柏家，并告诉他不能把“意见”给张清柏看，要逼迫他签字。张清柏接到那个“政审表”，看到意见栏是被一张白纸盖住的，知道其中有鬼，他知道古方肯定写了许多无中生有的坏话，他一定要把盖住的白纸撕开，可是这个被古方打发来的老师却连忙用手盖住，并骗张清柏说：“党组织的意见上级规定是保密的，不能看，你只在最下面的那个“本人签字”栏签个名就可以了。一般来说，组织上是不会卡人的，你放心好了。”

张清柏非常气愤地说：“哪有意见不让看就签字的？真是欺负人！”他无名火起，恨不得把表一气撕了，那个老师连连给他作解释，讲了好多的　好话。因为他是秉承上级的旨意来的，生怕捅出什么漏子来。张清柏知道如果真的　把表撕了，他上大学就没有希望了。他还抱着对“基层党组织”的“一线希望”，希望他们不会把事做绝，还抱着对上级党组织政审部门和招生单位“明察”的希望，于是忍气吞声地签了字。不过他在签字一栏上写了一句话：“请求上级组织和招生部门实事求是，明察真相，按政策办事”。但是，他却根本没有想到，盖有公章的谎话要胜过无名百姓的千万句真言。谁会去理睬一个考生的请求呢？谁肯花功夫去对他的事调查考证呢？当张清柏把签了字的“政审表”交给来人以后，他的录取希望就石沉大海了。虽然他有高分，但是却被所谓的　“政审”卡住了，埋没了。仅仅因为一封“上诉信”，在高考上他被一年又一年地“卡住”，他是多么痛心啊!他被一个心胸狭窄的公社教育组领导打击报复，无情埋没，他，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青年，几乎被推向了自杀的边缘！多么可恶的报复心！一个扼杀人才、阻碍进步的心理毒瘤！在那种年月，真正的人才就这样被扼杀在污泥之中了。这是当时社会的悲剧啊!

一九七九年，张清柏已过了31岁，国家正规大学的门已对他最后关闭了。他父亲眼看着没有办法，在长吁短叹之后，只好请求提前退休，那时候刚好有一个退休补员的政策，就是自己从岗位上退下来，让符合条件的儿女顶上去，农村里叫做“顶职”。但是退休的人要到60岁，如果不到60岁，可以办理病退手续。在那时，清柏的父亲还只有55岁，办病退需要到县人民医院体检，开病历证明。而父亲的一个同事在医院工作，他同情张清柏的遭遇，给他父亲开了一张有严重“肺结核”的病历单，于是父亲顺利地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张清柏到父亲工作的学校上了班，但“顶职”人员的工资非常低，当时只有29.5元。

按照张清柏的才能和水平，本来可以教高中的，因为他的多年自学，已经把大学中文专业的课程都学完了，而且还写了很多东西。那时他曾经代课的县一中想把他调去，当高中的语文老师。可是，妒忌心最强的古方，怕他在中学“发挥特长”，将来要强过自己。于是又心生一计，向县教育局打报告，说本公社初中缺英语教师，要求将张清柏调回本地教英语。县教育局的人事股长是古方的同学，没有考虑就把张清柏安排到了他的家乡初中，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安排，又给张清柏带来了多么大的精神压抑和被动，因为张清柏本来与古方是“冤家”，现在又在“冤家”的领导之下工作，他怎么能快乐工作呢？

果然，张清柏一到校，就受到了新一轮的变相的打击和排斥。在古方的指使下，学校竟安排他上四个班的英语课，还兼两个班的历史课，每周有24节课，工作任务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要求上语文课当班主任，却不让，因为那时候当班主任开始有津贴，而上课却没有。不光是上课累，古方还经常要他写材料，写报告什么的，学校写黑板报、刻钢板等也找他，他的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却费力不讨好，学校年年评先进工作者却没有他的份，讨论加工资也没人提他的名，他真是又气又恨。后来，他终于通过一个在高中当副校长的同学帮忙。调离了那个初中，成了一所县中的语文老师。

信，在20世纪是人们沟通联系的重要工具，现在也还在发挥作用。在信访工作中，信和文件是上下级联系的载体。一封上诉信，却埋没了一个人才，扼杀了他的青春，控制了他的命运。这是僵化的信访工作程序——“层层批转”所带来的后果。当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却仍然在沿袭着这种方式和程序，办事者怎么没有想一想，当一封从基层寄来的满怀激情和希望的上诉信，又从上级机关层层转回到基层的时候，对于当事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命运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