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何处有龙蟠（三）——何至作楚囚相对——走近古都（七）

三、何至作楚囚相对　

记不清“六朝金粉地”之说出于何朝何代，大概是因为古都南京旨粉气太浓而喻之。也有人认为世人之所以“金粉”喻金陵之妩媚，是因为清代文人余怀先生著《板桥杂记》故。据说在康熙年间，年近八十高寿的余怀先生看到秦淮旧院在清兵南下的战火中化为废墟，不禁感叹唏嘘而成《板桥杂记》（板桥即秦淮河上的长板桥），以追忆昔日桨声灯影风花雪月之秦淮罢了。由于书中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名倾一时风姿秀丽才情横溢之“秦淮八艳”的歌妓生涯，同时描绘了一幅“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之如诗如画般的丝竹梦境，直惹得淮水生香，笙歌醉月，使天下风流倜傥之辈闻而心动纷至踏来；庙堂显贵、商贾诗书之流品而蚀骨，留连忘返。于是“六朝金粉地”逐渐被世人传诵美化而向往之。加之后来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而著《桃花扇》，晚清才子陈寅恪艳羡“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之柳如是而成《柳如是别传》，更不说曹雪芹以金陵十二钗而泪成《红楼梦》，致使秦淮烟水以其古典惊艳之名气而取代金陵古都历史风云岁月之沉重。倘若世人果真如此而品味南京古都，岂不冤哉！

其实作为帝王之州的金陵，在岁月流淌中逐渐沦为金粉之地，我想其罪不在秦淮八艳红粉佳人，其罪自当追溯到两晋南北朝之时。其时，在玄学道学佛学三教合流而崇尚清谈寄情山水的时日里，苟安江南之人大都已经消融了斗志，就连陶渊明之辈也淡出官场，借不为五斗米而事权贵为由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江东芸芸众生，上至皇帝百官，下至文人学士，意在禅悟玄理佛道、寄情山水、风雅宫庭，纵使有千万个祖逖誓江北伐，也必定以失败而告终。故而金陵以其醉生梦死之旨粉气浓而消融了金陵王者霸气，其罪当在居庙堂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其罪当在苟安时日，无忧国是之风情夜月；其罪当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尽在楼台烟雨中”。至于夜泊秦淮而陶醉于“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秦淮雅韵，也就不足为怪了。

夫子庙前，秦淮河畔，有似如此之琴瑟风韵，不消磨它古往今来之千朝万代，怎对得起江花似火，春水如蓝？古老的秦淮河似玉带般蜿蜒流淌，点缀着静如处子之玄武莫愁二湖，宛然把金陵沧桑繁华之历史悠悠流过，历史年轮的面庞上所刻写的金陵王气，在柔弱温馨的皇宫深院里轻艳流荡，慢慢消融于“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吴均《与朱元思书》）的惬意中。故而在金陵皇宫深院450年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史学长卷里所流淌着的“玄言玄理”与“山水清音”之中，如何还找得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曹公建安风骨之豪迈？更不可能品味到“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之陆放翁家国情结以终其一生之贞操！即或在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中偶尔还可以嗅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之东晋开国重臣王导之豪言壮语，然其“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而新亭对泣，其周侯坐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之语，终不免未脱玄学之风，山水之气，终究是那般绵帛之软弱而不见刚强伟岸貌焉。即或桓公入洛而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而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之语似有岳飞之“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之气派，但最终也找不到岳家军那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慷慨激昂之悲歌。何哉？也许当为久泊秦淮苟安江南之故而销魂蚀骨，不知江北中原故土乃家国天下之腹脏耶？

金陵450年帝王之州，除却大明朱元璋父子虎距龙盘53年（1368-1421）拥有一统河山八方朝贡和现代中国蒋介石国民政府1928年形式上统一中国外，数历朝金陵旧事，“鬼设神施……天限南疆北界。”只因“一水横陈……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南宋诗人陈亮之“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念奴娇·登多景楼》），与其说是写南宋王朝苟安江南不思收复中原，不如说这是直接指控金陵历朝“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刘克庄《送陈子华填真州》）之清谈玄理而误国、宫庭玉树粉黛而淫志，致使神州陆沉南北割据数百年而不归一统之写照也。也许这才是对金陵为帝王之都以来“六朝金粉地”的最好诠释。

金陵并非金粉地，红颜亦自爱江山。男儿有志帝王之争之时，将士亦有一统河山之志。而最终使中华南北故土一水中分，致使南渡江南门阀士族之流作楚囚相对者，实乃爱帝王之尊有胜于爱江山之故也。试问金陵六朝帝王，堪与金陵红颜李香君、柳如是之宁为玉碎不为掳臣而全生之民族气节并论者能有几人？细想起来，李香君为气节故血染桃花扇，柳如是为不做满清臣民而自溺秦淮河（未遂，后立志反清复明，遗书女儿：若为反清死，则悬棺而葬，决不占满清一寸土地），如此骨气乃陈叔宝李煜等一代帝王之尊者可比乎？虽然我们不能以秦淮河之一二红颜而论金陵帝王不知爱国不知一统不知永远不做被掳之臣而酣睡于他人之榻侧，然则王导之辈何乃新亭对泣？陈叔宝李煜之帝王何乃客死中州？

爱帝王之位尊胜于爱河山之一统，为保帝王之尊位宁愿放弃一统之河山，为享一朝帝王之淫乐而错失收复河山君临天下之良机，实乃金陵帝王之谓也！如果我们把金陵十朝之帝王合并成类，是否可以偶尔找出一点其中450年基业而少有一统中原的历史原因呢？有人说当年南宋高宗赵构之所以不想收复中原，迎回被金兵掳去东北的徽宗钦宗二帝，致使二帝惨死东北五国城，就是因为他不敢面对极有可能收复中原而失去帝位的尴尬。明英宗土木堡之变，英宗被漠北瓦剌俘虏而“北狩”漠北一年后，其弟朱祁钰虽然迎其回宫，但为保皇位，竟将其兄长（英宗皇帝）软禁南宫整整八年，最后英宗不甘帝位旁落而发动“南宫之变”杀死其弟第二次登上皇位，改元天顺，此乃史证！明代学士文徵明曾一针见血地嘲讽南宋高宗赵构宁愿父亲兄长饮恨屈死金国五国城而不救的真实内心世界：“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为岳飞庙题《满江红》）。如果以此诗论金陵十朝如何？至少这也是古都南京历代帝王不思北伐或者说历次北伐基本上以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如果我们剥去秦淮河娇艳的外衣，审视钟山石头城下龙盘虎踞之骨脉，其实刻录在金陵背脊上的只有两个字：王道！金陵建城2000多年来，有人为获取王道之尊位而殚精竭虑生死杀伐，有人为保卫王道而泣血河山义无反顾　，有人为享受王道之尊严而骄奢淫逸杀戮忠良坐失一统之良机，有人为显耀王道而蚍蜉撼树断送数万万无辜生灵啼血夜月。历朝数代金陵之北伐，尽在其中矣。

因赤壁之战而定三国的军阀割据时期，本想建功立业的东吴孙权，欲与曹魏西蜀抗衡而谋霸天下，完成一统大业。曾五次渡江北伐合肥，却不曾前进中原一步。何也？一是北伐合肥本为保建业（今南京）而固都城，根本无取中原北上之意。二是其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根本无力抗衡曹魏。当其时，诸葛亮也曾五伐中原而以失败告终，在企图恢复大汉刘姓王朝的美梦中最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融化在那如火如荼以杀伐为荣耀的争雄称霸之伟业中。我常想，倘若东吴西蜀联手以击曹魏，两路北伐大军，亮之西出巴蜀入中原腹地，占据秦川河洛；东吴北渡长江西进合肥，然后直指邺城而北进河北，纵使曹公有天下归一之心，司马氏有觊觎天下之意，曹魏之亡蜀，三家之归晋也许会是千难万难，鹿死谁手实难定论。君记否，当年曹公深叹“养子当如孙仲谋”乎？再者东吴西蜀曹魏若能以天下统一大业为重，弃干戈铸九鼎，让天下百姓但知有斗鸡画虎之乐，黄发垂髫怡然盛世而不识烽火狼烟铁骑铮鸣。那么陈寿的《三国志》难道不会更加家喻户晓演绎千秋么？所憾者三家竞逐，问鼎河洛，相互蚕食，尤其是东吴与西蜀之争，各自损兵折将，大伤元气。致使司马氏三家归晋，想你曹公再怎么样横槊赋诗，气通万里如虎；还是你诸葛亮魂归五丈原，机关算尽丢了卿卿性命。当年孙权谋臣猛将，盘据江南富庶之地，千里江防铁锁横江，最后还是降旗北上，美丽富饶之大好河山竟然让司马氏西晋王朝蹂躏嘻戏草菅人命，短暂的统一换来的是国破家亡，五胡乱华，秦皇汉武奠定的大汉民族之基业几乎在五夷入主中原之惨无人道的杀伐中濒临灭种之危机，何哉？但知一己割据地方之帝王皇位之尊严荣耀而不知天下归一王道霸气之昂首龙头傲然屹立于世界也！当年桓温北伐入洛感叹神州陆沉，其罪当在王夷甫诸人。那么谁曾想过华夏统一之大业如此轻浮地落入司马氏之手，竟使神州蒙难，中原大汉民族近乎绝迹，亦是王夷甫之责否？其曹孙刘近七十年之无休止的杀伐就不任其责乎？

若以金陵十朝帝王论之，都能像大明朱元璋一样，誓师北伐，以不斩奴兰誓不还之决心，何至作楚囚相对而泪迸肠绝痛哭江山易主耶？其实无论是从建业时代起，还是建康、南京时期，金陵不泛北伐之人，更有可歌可泣之北伐义举，然最终除大明朱元璋成功北伐一统华夏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北伐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外，其他八朝之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安在？仅为爱帝王之位尊而胜于爱河山之一统之故哉？其实也不尽然。细究起来，金陵历朝历代最主要的北伐战争自孙权起，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大致有东吴孙权北伐（208年-253年），东晋祖逖（320年）北伐、殷浩北伐（353年）、庚亮（335年-345年）、褚裒北伐（349年）、桓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安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檀道济北伐（430年、450年、452年）、南梁萧衍-陈庆之北伐（505年、529年），朱元璋北伐（1367年-1368年），太平天国北伐（1855年）和中华民国北伐（1926年-1928年）等等。然而在这众多的北伐战争中，如果我们从战争的目的、形式、结局三个类别来进行分析，也许会猛然发现：原来来自金陵之北伐战争也是一种被统治者用以服务于王朝服务于家天下服务于一己私欲之工具——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所利用的一种最残忍最具有毁灭性的鲜血淋漓的非人性之暴戾工具。虽然其中亦有框扶正义之战，亦有收复河山保卫国土之战。

从战争的目的来讲，至少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统治阶级通过兼并战争以达到天下一统之目的。不管其目的达到与否，至少其主观意愿如此。如南梁武帝萧衍、大明朱元璋、太平天国洪秀全、中华民国蒋介石等辈。二是爱国将士自发自愿进行的北伐战争。这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北伐战争，虽然真心报国指望收复河山，但因为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导致失败。　如祖逖北伐饮恨中原，庚亮家族之北伐胎死腹中等。三是统治者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欲以北伐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战争，这类战争只要过程无需最终结果，战争目的达到，即或前功尽弃也心甘情愿。如孙权五伐合肥，桓温三伐中原、刘裕收复伊河洛水秦中大地而草草收兵以胜言败等。四是但知苟安江南，无意北伐还都河洛痛失收复晋土之良机。如冉闵灭赵后意与东晋联手共杀五胡，迎司马氏复都洛阳而遭东晋拒绝，导致冉魏政权很快被慕容氏巅覆。正如《魏晋南北朝史纲》云：“至于冉闵以区区之力驰骋中原，而东晋又只作壁上观，是以亡不旋踵，只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而已。”倘若当初东晋果真与冉魏联手而灭五胡，至少使中国免遭两百年战乱分裂之苦难。中国历史魏晋以来近四百年之悲歌易水，司马氏其罪罄竹难书。

从北伐的形式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纯的兼并战争　。如陈庆之之北伐。二是由兼并逐步发展到统一河山的战争。如朱元璋北伐，蒋介石国民政府之第二次北伐等。三是反兼并反掠夺战争。如孙权五代合肥以解建邺之围，刘宋文帝命檀道济北伐以解北魏对宋的威胁，东晋谢安这淝水之战以巩固江南东晋政权，国民革命第一、二次北伐彻底打败旧军阀的割据与掠夺等。四是力图阻止国家统一而求苟安的战争。如东吴孙权五伐合肥，东晋谢安淝水之战，刘宋檀道济北伐等，都只为保苟安江南之故也。

从北伐的结局来讲，也可分为三大类别。一是善始善终的北伐，如朱元璋北伐驱逐蒙古人出中原占领元大都（今北京）；国民政府第一、二次北伐之成功消灭旧军阀等。二是善始无终的北伐，如东晋的历次北伐，南梁檀道济北伐，太平天国北伐等基本上是先胜后败，不了了之。三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北伐，如庚亮家族的北伐和南梁萧衍的北伐以及太平天国北伐等当属此类。金陵北伐胜少败多之结局，从整体上铸就了金陵苍凉悲壮的画卷，也奠定了古都王朝短命紫气北移的历史悲剧。

然而战争的形式只是为战争目的所打造的一种理由而始终服务于战争目的，而战争结局之成败则是发动战争目的的必然结果，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有可能会导致如此结果。金陵历代之北伐，因历朝历代之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而有着不尽相同的政治目的。无论是建业时期的孙权、建康时期的东晋南朝之历次北伐，还是南京大明王朝、天京太平天国和南京中华民国之北伐，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之政治烙印。

攻城略地，席卷神州，通过兼并之手段逐步达到统一河山之目的，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梦想。梦想人皆有之，而实现梦想之力非常人可以居之。金陵十朝，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的鲜血与头颅高筑墙，稳称霸，北上大都，席卷宇内，灭元朝而定天下，终于成就了金陵自东吴孙权建都以来第一次统一全国的王者霸业，赢得了大明王朝近280年之久的一统江山，这是蒋介石不可企及的。1926年至1928年，蒋介石虽然两次北伐，下长沙，克武汉，东败孙传芳，北击吴佩孚张作霖，形式上统一了自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来军阀割据、神州大地风雨飘摇之破碎河山。尽管蒋介石之南京政府以并不光彩的花环凋谢于内战的尘埃中，但作为曾经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权之象征的南京总统府，毕竟曾经有过全国的统一，曾经有过御外侮以抵制帝国列强，治内乱以剿灭割据之军阀的历史荣耀，也许这就是南京作为450之古都引以骄傲的谈资。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也不难发现，为什么十朝数代之南京古都，唯独就这两次北伐达到了一统中国之目的，而其他各朝数代都抛尸野外，秋叶凋零呢？那就是因为以正义而伐无道，以正气而驱邪恶，立大志而救苍生于水火，故而呼者百应，天下从焉。尽管蒋介石第二次北伐具有新军阀与旧军阀战争之性质，但毕竟从济南惨案之愤烈中披靡倭寇而直指北京，赶走奉系张作霖，最终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至少为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无论哪朝哪代哪党哪派，一旦损民生伤黎庶而伐有道之际，当为自掘坟墓走向灭亡之时。明之亡于满清，国民政府之亡于中共，其势在必然矣。

金陵自建都以来历代北伐，最早始于孙权。孙权据江东之时，五伐合肥而抗曹魏，虽有称雄天下之心，却无雄霸天下之力。当其军阀混战白骨于野千里荒芜之时，虽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芸芸众生之福，然则孙权五伐合肥却无北进邺城、并吞天下之意，只为三分鼎立，巩固建邺都城以求自保故也。其时虽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是为不仁，但大汉天子尚在，孙权为大汉臣民，割据江东而抗争，是为不礼。中国封建王道立于大汉民族之魂灵中，三纲五常乃为臣民之准则。即或东汉末年王者无道当伐之诛之，然则三国鼎立七十多年征战致使河山不得统一，民生凋敝，干戈不止，此乃苍生之福耶？故而孙权之北伐实乃割据一方，抗拒统一大业而有阻于历史潮流之北伐也，于黎民苍生休养生息繁衍子孙实在无益。先祖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其孙权之力而不可挽国家统一之危难，何乃以石断流使其江河受阻而不得一统乎？

金陵北伐之历史当属东晋南朝为盛，而历朝历代之北伐更以东晋南朝为耻。五胡乱华，中原涂炭之时，作为永嘉南渡之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世代臣民，止胡戈之淫暴，复晋土之腹地，当天赋神权，大任于斯，岂可有丝缕之松懈？然则屡失良机而不得收复中原还都河洛，实在让神州汗颜，河山泣血，致使中原百姓无不拍案叹惋。

祖逖誓江北伐之时，正值琅琊王司马睿欲以金陵为都（称建康）自立晋朝而取代中原洛阳西晋王朝之际，其时立朝大事初见端倪。王导为司马氏家族能见容于江南名门望族“绥抚新旧”而树威金陵（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即谓王导为司马氏创建了东晋王朝），时刻为“戮力王室”而殚精竭虑，于千难万难之中奔走呼号后，终于使司马睿之东晋王朝得到江南世族认可。至于“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之豪言壮语，自然在司马睿之不救中原于水火的意愿中冰消雪化。于司马睿而言，立一己之朝庭乃天大的事，万业待兴千头万绪，当然无暇顾及中原以抗五胡。虽然其时西晋王朝并未覆亡，西晋末帝还祈望着江南发兵挥戈北上以降龙伏虎收复中原。然而令西晋愍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时任左丞相的琅邪王司马睿以“江东未平”故而断然拒绝发兵救援！我时常想，当时虽然北方五胡因西晋八王之乱而乘机起兵，掠杀中原，但是在北方拥护西晋王朝之力量还十分强大，晋愍帝在部下的保护下退守长安，而且在关中西凉之势力尚且可以与五胡抗衡，只要江东发兵北上增援，收复河洛是完全可能的。更不至于前赵再次围攻长安之时，晋朝各路人马观望不前，坐视前赵兵破长安而俘虏愍帝。西晋之亡，其责属谁？罪在司马睿也！

自有晋以来晋武帝曾希望大晋帝国“历纪长久，本支百世”，然则从东汉末年的长期军阀割据混战逐鹿中原，直到三国鼎立南征北伐，司马家族好不容易篡魏立晋，使神州一统，却在不到37年的时日里（280年西晋灭东吴重新统一中国,317年西晋亡），就使中原大地易手胡狄，何哉？即便是晋武帝分封诸王而引起“八王之乱”和五胡内迁弱肉强食中原，“籓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晋书·祖逖传》）是其内外原因，何乃占据江东之左丞相司马睿居然拒绝北上联晋抗胡，眼看着刚刚统一的政权又一次走向分裂、中原百姓生灵涂炭而置若惘闻呢？果真是“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晋书·祖逖传》）之故么？试想祖逖请樱之时，一腔热血，满腹乾坤而自信于国人，纵然有舍一己之头颅而复中原之报国大志，换来的却是“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晋书·祖逖传》）。晋元帝竟然以无一兵一卒无一刀一枪之“奋威将军”而“恩赐”祖逖，难道祖逖尚不明司马睿之心思么？盘据金陵帝王之州而王江南，司马睿之野心昭然如此也！当年文徵明之“……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而讽刺南宋赵高宗，倘若改写成“中原即复，睿身何属？千载休谈王导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以此谓司马睿，难道不是恰如其分吗？君不见西晋愍帝被迫降于匈奴刘曜受尽凌辱而被杀之时（316年迫降，317年被杀），也正是琅琊王司马睿在群臣拥戴下即位于建康（今南京）号称东晋元帝之日。由此我们再看321年祖逖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失地之后，朝廷又因内讧而忌祖逖之兵强马壮，派戴渊牵制祖逖，使其无力北进黄河收复河北而功败垂成，还会觉得奇怪吗？祖逖“……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而亡。曾经中流击楫豪情万丈之祖逖，最终前功尽弃，身死中原，于东晋苟安建康而言，只做了个孤魂野鬼，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如果说祖逖之北伐，是司马睿利用其收复中原失地以阻止胡狄南下，使其顺利完成建都建康取代洛阳王朝之心愿，以成就司马睿之帝王梦想，那么睿之梦想成真而能够正襟危坐于金銮殿，无疑是用祖逖等千万将士之鲜血头颅铸筑铺就的。面对酣饮将士之鲜血而就帝王之伟业，今之世人又将如何品评祖逖誓江“有如流水”的那一颗滚烫滚烫的忠君爱国之心呢？居庙堂之高而忠于君，处江湖之远则见疑于君，祖逖北伐之战功卓卓亦犹言败迹，能不冤乎？

就东晋司马政权而言，立朝之时，并不会因为祖逖北伐收复中原而振奋。因为其志不在收复河山而在占据江东改朝换代，尽管祖逖并无一丝一缕以北伐之威名而扩充势力之意念，终遭司马氏见疑而亡。那么东晋王朝极力阻止桓温北伐，乃至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桓温北伐而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实乃东晋王朝大权旁落之故也。

当年祖逖北伐，在得不到朝廷支持的情况下乃舍自家性命财产而报国，意在收复大汉河山，还一个一统天下黎庶安康，大义正气凛然如此，当为后世人咏而颂之。桓温则不然。千方百计谋划北伐，其意不在统一中原收复河山，甚至当其入中州克洛阳请求晋帝还都河洛，也都只为一个目的：以北伐之功而树一己之威，捞取政治资本以逐步达到控制朝廷然后取代朝廷之目的，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惜一切手段，哪怕坐失光复秦川八百里之良机。因而尽管其自高奋勇欲以其威服众服天下，以其野心勃勃势在必胜必得之志而代晋自立，而最终以其失败告终，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当其席卷中州屯兵灞上、本可直逼长安之时，却杀薛珍（直言取长安且战果辉煌的将军）而刚愎自用，拒听王猛谏言而贻误战机，因而得不到秦中百姓支持。桓温曾语王猛：“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答曰：“公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王猛之意十分明了：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故而当其数次北伐终归失败后，再欲谋取晋室而代之，自然遭到了谢安等大臣的坚决抵制，最后只能在壮志未酬的无可奈何中做黄泉之下的帝王梦了。

细数东晋一朝，实在不乏北伐之人，无论是祖逖收复中原得而复失，还是桓温先胜后败，无论是庚亮（335年-345年）、褚裒（349年）、殷浩（353年）之北伐，他们或被东晋王朝扼杀于朦胧之中，或大败于北伐途中；还是谢安之北伐以抗苻坚，尽管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巩固了东晋王朝的统治，但最终随着谢安之死,北伐也就被迫放弃。自祖逖始，东晋北伐战争前后110多年，最终以失败告终，美丽富饶之中原大地山形依旧，虎狼出没，何哉？究其政治原因，无论哪次北伐出自何种目的，那就是：东晋王朝自始自终不积极主动甚至是根本不配合或者干脆说不愿意进行北伐战争。因为一但这种配合与主动成为实事，也有可能就是东晋朝廷被取代之时。这实际上是北方南迁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妥协的产物。东晋自建朝之日起，皇帝乃至皇族都难以掌握实权，士族间的权力争夺与权力平衡成为东晋政治生活的主题。不论是祖逖还是桓温还是谢安之北伐一但成功，无疑将破坏这种平衡，自然就会影响朝廷的稳定与生存。所以东晋朝廷对北伐战争多方制肘，桓温欲代晋黄袍加身之时，就是受到了谢安等朝中大臣的坚决抵制才功亏一篑。

然而这种平衡最终还是被打破，也就是自被打破平衡的那一刻始，东晋政权便渐渐地落下了长达104年之久的割据江东政权之帷幕。更为可悲的是，东晋王朝的落幕，刘裕代晋而建宋，竟是以牺牲北伐胜利果实为代价的。中国南北朝169年的长期分裂割据，也正是刘裕人为放弃已经收复的中原失地而导致的。

于刘裕自身而言，牺牲中原腹地而换取苟安建康之南朝刘宋小朝廷，得益甚丰。因为家境寒微、出身行伍的他，终于达到了以北伐而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而且使他获得了君临天下的政治资本之目的。中国封建社会自魏晋南北朝始，其门阀士族以门第高低而作为立世标准的时代，出身士族阶层的桓温尚且觉得代晋自立而倍感身价不足，即便手握大权撑控朝廷也难以服众，乃千方百计以北伐中原来换取代晋之筹码，何况出身寒门的刘裕，欲凭一己低微之身价而谋取帝位，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他深深知道，在“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的天下大乱之年代，北伐最能牵动东晋志士仁人的复国之梦。谁能收复河山，谁就会赢得万民拥戴。他更知道以北伐之胜利、尽可能多地以收复失地之功劳将会从根本上掩盖其出身之寒微，为他赢来梦寐以求的被门阀士族所接纳的政治资本。尽管早在北伐之前他就以其平定桓玄之乱、大破南燕慕容超、剿灭卢循叛军等赫赫战功，已经使他一跃而成为朝廷的顶梁之柱。但欲实现独步天下取代东晋之的野心，其政治资本仍然是不够的。因此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正好使其如愿以偿，也圆了他的帝王梦。

于国家民生而言，刘裕之“义熙北伐”草草收场，眼睁睁地丢掉了已经收复的中州大地和八百里秦川，致使南北对峙169年，中原涂炭千里荒芜大汉民族濒临灭种之危机，刘裕其罪当诛！倘若刘裕北伐始终如辛弃疾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言，何愁生灵蒙冤四海不一？　在东晋南朝的数次北伐中，唯刘裕之北伐已经接近了收复河山、重归一统神州之彼岸，黎明的曙光即从地平线上升起，却被黄袍加身的欲望扼杀在摇蓝之中，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至于“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之刘宋元帝之北伐、修筑浮山堰“以水代兵”之梁武帝萧衍之北伐，当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纵使有千万个檀道济、陈庆之等北伐常胜将军，也于世无补。

有人曾言：东晋南朝北伐之败，败在胡人勇敢骠悍故，败在江南世族和南迁名门望族多苟且偷安朝廷内乱频生故，尤其败在朝廷多方牵制故……此说若言祖逖、殷浩、庚亮、褚裒之北伐尚可。而桓温、刘裕北伐，已然大权在握，势倾天下，竟然败之，何哉？其之败，实乃败在将一己帝王之梦凌驾于统一河山之大业上，败在争权夺利的政治角逐之中，败在至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之奢欲中，这是桓温刘裕个人野心膨胀的恶果。尽管称帝后的刘裕为中原经济重心南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以个从之野心致使神州大地延缓统一长达169年之久，其功不抵过也。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白丁布衣，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四海升平，万国朝贡，谁就是历史的功臣；谁阻止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致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刘裕之北伐，较之其老祖宗刘邦、刘秀之一统河山者若何？实乃燕雀之志也。

于南京古都而言，以北伐为荣而达到建功立业之目的者，唯朱元璋大明王朝与蒋介石中华民国之北伐也。除此二朝，北伐于南京古都将是一个永远不齿的话题。尽管其中有悲壮之祖逖，有可泣之檀道济，有可颂之陈庆之。在金陵北伐的历史长河中，自然也不会忘记太平天国林凤祥、李开芳全军覆没之惨烈。王朝已远，秋梧飘零；风云际会当无陈迹。壮士不还，楚囚相对，堪叹数代北伐披靡。昔日金陵“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籓篱之固”（庚信《哀江南赋》）最终也只能成为“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之怀念故国乡土的感叹。今天虽然“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的时代已经过去，“辇路江枫暗，宫庭野草春”（司空曙《金陵怀古》）的古都已成历史，然而南京之历朝历代之北伐，总像一壶陈年老酒，像一首抒情小诗，更像一碗云南白族的回味茶，岁岁年年让人品之甚烈，咏之凄凉，茗之清艳，于回味无穷之际而思考于是，感慨于斯。

庚寅年四月初一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