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在乐山《三江潮》年会上遭遇眉山的“在场主义”散文。乍听之下有点好奇，面对“在场主义”的新鲜说词我不禁脱口问道，怎么去了解它呢？在场主义的领军人物周闻道告知，上网输入“在场主义”几个字，后面就搜索出一长串与之有关的词条和报道。凑巧之前读过李小平的诗歌《读史，吕不韦》中有一番“在场”和“不在场”的追问，探讨的是历史的真实性。那么，这个“在场主义”又是个啥名堂呢？

认真阅读发表于2008年4月5日的《在场主义宣言》后，我感到如果在场主义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他有主张，想必是不错的。可是它“肩负起了廓清中国散文的天空，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的历史使命”就言过其实了。毕竟“中国散文”这顶帽子太大，如果只有一尺的头，怎么能顶八尺的帽子呢？

在场主义认为，在场主义散文就是去蔽，敞亮和本真的散文。在场主义的“去蔽”是最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从语言到内容的“去蔽”。去蔽后的语言是“存在的领悟和自语”，是“对混沌之物的第一次命名”，而不是“既有意义的重复再现”，也不是“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概念化词语、抽象说教——一切语言的病理。”而在内容上，在场主义除去的是历史、哲学、神话、传记、宗教、民俗、文学批评、小说叙事和诗歌技巧等对散文的遮蔽。在场主义认为，去蔽后的语言才是本真的语言，用这种语言介入现实，描述作者个人经验的在场来完成散文自身的纯粹，以便趋近写作的终极价值：自由和真理。

显而易见，“在中国散文的大混乱的危机中宣告出场的”，“披挂着朝阳出场的”在场主义，去除了各种各样的遮蔽就只剩下一块瘠薄的土地了。而就连这样的划清界限种植的也不是独家的植物，而是移植的他山之石。在此，我以为“在场主义”其实就是十九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存在主义”的延伸和投影。

再来看“存在主义”。我依葫芦画葫芦，存在主义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倾向和生活态度，它关注自由的个人在荒谬的或无意义的宇宙中的有或存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倡导者是法国的萨特和德国的海德格尔。而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是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克尔凯郭尔，他指出“任何思维体系都不能解释个体的独特经验。”在场主义主张的“纯粹的介入”，强调“个体经验的直接性和敞开性”，就是对西方存在主义的解读语言。这样的拿来的理论谈何颠覆性？谈何为”中国散文立论“呢？

依靠大量愤慨的煽情的情绪激荡于胸的《在场主义宣言》，显露出一种功利的需要被命名被认同的紧迫感。这恰恰是文学，乃至整个学术最为匮乏的精神土壤。土地不能因为饥荒，就胡乱清除或者随便种植。若是自己的爱好和选择也就罢了。可是拉大旗帜就能为散文挺胸跨步了吗？顶多扯人眼球，让路人多看两眼而已。文学始终要以作品本身说话，而不要太在意究竟穿的什么衣裳，如果是美的，就是乞丐装也难掩丽质。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钟情于散文创作？不就是因为散文的形式之“散”，囊括杂文，随笔，文论，书评，回忆录，小品文等；不就是因为散文的内容之“散”，既是自己的经历，也可探索与个人经验没有直接关系历史的，自然的，宗教的，政治的等问题。而在场主义的去蔽，不仅不能使散文纯洁和挺立，反而陷入某种悖论式的困境。

纯洁或者说敞亮都是一种美好的期许，但是它对世界对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一种天然的敌视。现在很多作者不是文学语言的问题，不是本真和敞亮的问题，而是光顾着“阅读自己的生命”，而没有开放视野，海纳百川，豁然贯通或者吐故纳新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既需要在场的介入，也应有不在场的飘逸。文学作品不是产品，最忌讳指齐划一，就文学的个性和风格来讲，是拒绝流派的。写作和做学问的态度其实一样，都应该张扬“独善其身”，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犹然在耳，他层层分析的“主义”之害，我深以为然。在这个喧哗的年代，平庸的文坛昭然若揭，看“在场主义”的沸腾，看势利的出版社，看堕落的我们。

2010-5-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