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里有两则故事,说到谢安的教育,一则见于《德行篇》: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一则见于《假谲篇》:
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谢安有两个儿子,谢瑶和谢琰。但他可能忙于东山高卧或处理天下大政,教育子女的任务就落到妻子刘夫人身上了。刘夫人就问他:“怎么从来不见你教育娃娃?”谢安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他们呢。”谢安怎么教育孩子,我们不知道,看来像是谎话,不过,刘孝标的注释类比了一个例子,说:“太尉刘子真,清洁有志操,行己以礼。而二子不才,并黩货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训导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闻见,而不放效,岂严训所变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说谢安用的是“言传不如身教”的方法。
由此我想起我自己。我父亲在外地上班,母亲在家务农,教育我的事,自然由母亲承担了。母亲没什么文化,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但我的启蒙师,却是只有四年级水平的母亲。她在我三岁时就教我读连环画了,虽然当时一个字也不曾记得,却培养了我读书的兴趣。父亲每年回家探亲两次,虽说是探亲,选择的却是栽插和收割两段时间,一来就下地干活,干完就走,对我的教育其实是空白。只常常说:“好好读书,再苦再累我都供你。”冲这句话,我读书就从不敢松懈。记得上高中时,我在外地住校。每当我自觉贪玩的时候,就赶紧回家。回家不一定要钱要补给,而是为看母亲忙碌的背影,让那背影激励我回学校努力学习。先时能坚持一个多月,到后来,只能坚持两个星期、一个星期。所以高中三年,我回家的频率是越来越高的。我想:父母亲都在各自尽他们的职责,我没理由不尽我的职分。
谢安的第二则教育故事,是尊重孩子。我的父母没有文化,对我的教育方法,也不能像谢安对谢玄那样,文明而科学。好在父亲的脾气虽然粗暴,但他常不在家;而我的那个年代,对读书中举也还不像今天这样迫切,非达目的不可。所以,我尽可以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心态来读书,轻轻松松就考取大学了。人格上也没受什么伤害,不攀比,不自卑,自然也不会像马加爵那样愤世嫉俗。即使在八九年的学潮中,班主任叫参加游行,我也婉言谢绝了。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中央领导是巴不得他的子民都过得好的,至于在执行过程中有人越轨,那是免不了的事,只能慢慢改革。国跟家一样,团结才能兴旺。
我毕业后,教了十几年的中学,从没具体批评那一个学生,多是针对一种现象进行全班性批评。惭愧的是对每一个个体的教育方法,没有悉心研究过。
谢安的教育方法,既尊重了谢玄的个性,又达到了让谢玄摆脱了女人气的目的,是非常科学的。后来谢玄、谢琰哥俩在淝水之战中,打了个以少敌多的胜仗,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不能说跟谢安科学的教育无关。宗白华评价说:“这态度多么慈祥,而用意又何其严格!谢玄为东晋立大功,救国家于垂危,足见这教育精神和方法的成绩。”
最近网上热炒的“钱学森之问”,关键点是看教育是重共性还是重个性。重共性的教育,肯定只能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人才;而重个性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杰出的创造性人才来。孔子“因材施教”,三千众子弟,只有七十二贤人。这是追求及格率、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所不屑的。我女儿上一年级时,一个汉字要写两篇作业本,双手要倒背着听课。到四年级了,穿什么衣服,得问她妈妈。还怎么望她去创造呢。有时想学学谢安说“我常自教儿”,却先得准备好和她妈妈开战。
昨天温总理在北大过“五四”,关注一流大学的建设问题。又听说中央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大学要搞“去行政化”,让教育者来管教育,这倒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2010-5-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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