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的背后

——论批判意识培养的措施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穿越时空来回激荡。其实，上世纪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早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以钱老之睿智，钱老不会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然而，钱老终究没有说，留给国人一个遗愿，一个沉重的思索，一个娓婉的批判。

“钱学森之问”本身就是一个批判。泱泱华夏，五千年文化，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众多。为什么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之一，那么，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到哪里去了呢？

勿容置疑，杰出的人才源于创新，创新源于继承后的批判。因此，批判意识的培养对于杰出人才的诞生至关重要。而批判意识就是为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自觉、自信、主动地向既定理论、观点提出置疑，突破常规定型模式，超越传统理论框架把思维指向新的角度、新的领域的人格特质和思维。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批判意识即将丧失殆尽。

然而，批判意识的培养绝不仅仅是课堂上让学生在教师的掌控下提出几个不同的意见或在教师的引导下发表一些所谓自己的独特见解。批判意识的培养需要时间，更需要合适的土壤。正如“桔生南为橘，生北为枳。”中国人的批判意识为枳久已。

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的批判意识也偶有闪现，比如“先秦时期”、“魏晋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都是其典型的代表。但可悲的是，中国人的批判意识都萌生于社会风云变幻更迭之际，且为时不长。

批判意识的发展和兴盛在封建王朝时期不可能，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可能，在国家经济薄弱时代也不可能。但现在是时候了，“积弱成强”、“否极泰来”，中国人的批判意识在长久的积弱之后，是时候应该发展兴盛了。

一、“去儒尚法”是培养批判意识之根。

中国历史上曾经面临过一次“法制”还是“仁制”的选择，可是“法制”还来不及有效地实施就与“暴政”进行了捆绑，于是秦灭了。西汉吸取秦亡教训，独尊了“儒术”，从此，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如今，中国虽然早已实施了“法制”，但儒家之“仁制”思想依然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儒家崇“仁”，贵“柔”，重“兼容并蓄”，是一种内向性文化思想。而批判意识却是一种外指性思想，需要“法制”的平等、自由为根。中国的政治体制过度依重于儒家，使批判意识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之根。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批判意识的丧失从独尊儒术始，到封建王朝的末期达到极至。

目前，中国虽然在不断地建立和健全法制，但很显然，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去“关系化”，去“温情化”和去“有区别化”等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二、“独立”和“自由”是培养批判意识之干。

批判意识是一种独立的意识，也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没有“独立”和“自由”作为保证，所谓的批判就只能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工具，一种舞台秀的形式，一种打倒敌人、攻击异端的工具。

“独立”和“自由”既是人格上的，也是思想上的“独立”和“自由”。批判意识的培养，既要重视个体性的人格完整，也要重视思想上言论的自由。

但令人尴尬的是，在“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长廊中，我们过多地强调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集体价值观，也更多地强调了“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和“英雄思想”。当批判成为一种集体意志，当批判对象具有了方向性和操纵性，那么，批判也就不再是批判，批判成了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权谋。

“独立”和“自由”是人类批判意识的源泉。当官油子不再油滑而敢予讲真话，当民众言论少了顾忌而发乎内心，当一切以事实为据不再诛心，当学术争鸣呈现百花齐放不再同行相忌，当“独立”和“自由”真正成为国家的法度和民众的信仰。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么，毫无疑问，批判意识就会不期然地自然生发、发展乃至兴盛。

三、教育体制的变革是培养批判意识之枝。

注意，这里说的是“变革”，而不是“改革”。

“科举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现在，“科举”没了，高考成了“科举”的延续，一种被“法制”和“民主”包裹得更严实的“科举”。但无论是“科举”，还是高考，它们都具有浓郁的“功利性”和“批量生产性”。这种教育体制下是没有批判意识的，如果有，那也是功利化的和集体化的。就像工厂里机器生产的零件，如果发现有次品，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把次品扔了，二是改进生产设备。厂家的目的是为了赢利，即使改进设备后次品少了，但所有的零件也都被机器打磨得没有了棱角。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又有哪一个能真正出类拔萃呢？

教育是雕刻，需要因材施教，虽是集体生产，但更多需要手工制作。

（一）、选拔制度的变革。

选拔制度是教育发展走向的指挥棒，教育要去“功利化”必需变革选拔人才的方式。同时，教育还应全民化和终身化，让批判意识的培养常态化。教育的责任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学校，教育首先是社会的教育，人才的选拔制度关乎全局。

（二）、教师职业定位的变革。

长期以来，中国教师的处境令人心酸，中国教师的收入与付出极不相称。少部分教师兢兢业业，死而后已，被渡了金身，成了神，在神坛上痛苦着崇高。大部分教师得过且过，混口饭吃，堕入了阴阳界，早已人不人，鬼不鬼了。

教师是人，不是神，也不想当鬼。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教师从虚幻的神坛上拉下来，迅速完成教师职业化的真正转变。把教师职业公务员化，“高薪金、明职责、重考核”。可喜的是，这样的变革正在实施之中。

四、传媒的正确引导是培养批判意识之叶。

传媒是社会的传媒，不能完全商业化，应担当起培养国民批判意识的引领之责。但众多传媒中，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历史”，太多的“古装”，太多的“辉煌”，这些太多早已让民族沉溺于集体的自恋自大而不能自拔。我们整个传媒向后看太多，向前看太少，我们民族更多在回顾中自恋而自信，而较少在批判中自强而自信。我们需要明白，唯有“自我批判后的自信才是最强大的自信。”

然而，我们不得不清楚地认识到，以上四种措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都绝非短期之功。中国民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任重道远，中国的教育任重道远。所以，睿智的钱老明知问题之因，却缄口不言。钱老彻悟后的一声叹息，留下一个世纪之问永久地鞭策着国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