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有记忆的时候，外婆已经很老了（现在看来年纪也不是很大，也就六十多岁的样子，也许是她那一双缠过的小脚的原因吧），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只有关于她的三幅画面，年成越久越清晰。

冬天的晌午，旷野里吹着寒风。天很暗，云很低，好像要跨下来似的。外婆佝偻着腰，瑟缩着瘦弱的身子，迈着一双小脚踩出的碎步，从我家屋后的渠坎上蹒跚走过。老人家整个一副旧社会的样子：身穿打满补丁的蓝布碎花斜襟衣，左胳膊上挂一个手巾做成的小包袱（里面装着一斤盐，那是她那天晌午从我家屋后的渠坎走到大队合作社去的唯一收获），右手拄一根打狗棍子，颤巍巍的迈步，伸着脖子直视前方。那种努力专注的样子，似乎是在和自己悲苦的命运，和罩住她头顶的那片沉重的乌云赛跑。外婆的身影轻飘飘的，风筝一样，我没来由地担心她会不会被突然蹿出的一道闪电抓走。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了，冬天哪来的闪电呢？她的女婿亲切地招呼她，管她叫“姨姨”，隔着三块荒芜的麦田喊话，很客气地让她下来坐一会，她说不了，这样走回去天都黑了。渠坎很窄，又弯曲得厉害，我担心她会摔进渠里去。外婆的家在顺渠坎而下的另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叫“鞍子上”。

我上小学了，学校就在外婆家对面，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外婆的家。外婆的家恰好在鞍子上，是一座高大阔气的青瓦房，连门窗上都雕了花的。它被周围几家低矮的草房子包围着，鹤立鸡群一样显眼。可惜那气派的房子不是外婆家自己修的，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的浮财，外婆家也只分到了其中的两间正房。春天的田野里开满了油菜花，遇到下雨天，朦朦胧胧的，大地一派湿漉漉的鹅黄。放学的时候，正在灶门口烧火的外婆一听到小学校那截铁轨发出的“叮当”声，就急忙走出来，站鞍子的最高处守望我瘦小的身影。矮小的外婆头上包着和她的裹脚布一样绵长的黑色的头巾，从大片的鹅黄中很突兀地露出个黑头。她大声喊我，文儿，快过来吃饭。听见外婆的呼喊声，我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背着花书包一颠一颠地走向了通往外婆家的那条田坎。我被油菜花包围着，包围着我的还有无边的幸福，快乐在我两边的油菜花田里撞响，湿漉漉的。和我一起上学的还有四个姐姐，她们可没有这样的礼遇。外婆没招呼她们，她们只好淋着雨继续往回走。不是外婆有意要重男轻女，也不是她吝啬，是那时候我大舅妈和她一起过，她不完全当得了那个家。

外婆死了，躺在自家的柴床上，神态安详。正是擦黑的时刻，昏黄的油灯点燃了，摇曳的灯光照在外婆那张满皱纹的脸上，外婆避闭着眼睛，就跟睡着了一样。我妈和我姨跪在床上，一边手忙脚乱地给外婆穿老衣，一边“妈呀妈呀”的喊她。我听见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哭腔，一声声“我的，我的”，夹带其中的还有关于外婆苦难身世的叙述和回忆。尽管我当时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能感受到声音的悲切凄凉，那是最传统最标准的哭丧，是现在的年轻人再怎么用情也哭不出的一种古怪而又优美的腔调。穿戴一新的外婆被人抬到了堂屋里，一双小脚朝向门口，脸上覆盖着一张草纸，头旁边燃着一盏长明灯。天啊，外婆死的时候穿得太好了！我想不通，既然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那么多的好衣服为什么外婆生前舍不得穿，一定要带进棺材里呢？躺在黑暗的地下，穿得再怎样华丽，又有谁知道呢？出殡的时候，村里的很多年轻人帮着抬棺，我大舅头上顶个余烬未熄的瓦盆，走着走着猛然将它很响亮地摔碎了。墓地里一片狼藉，外婆生前睡过的铺草、穿过的旧衣服，和着纸钱一起烧，烟雾缭绕。

外婆死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还不怎么知晓悲痛的深刻含义。上初中时，有一回数学老师在课堂上骂人：你们些坏驴×的，放了学不好好走路，去烧人家草垛子。烧烧烧，给你妈在烧铺草哩！很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我却在那一瞬间感到一阵砭骨的冰凉——只有我知道老师的话里暗藏着多少恶毒的响箭啊！小舅退伍回到村里的时候，外婆已经死了快两年了。他放下行李就去找外婆，一个人在外婆的坟前长跪不起，号啕大哭！

回忆老安

解放前的汉中城里，安家是个无可争议的大户。安氏郡望南郑梁山，祖居汉中府西大街，因出了个留学法国的农学博士安汉而名扬西北五省。民国三十二年，军阀朱绍良以私种鸦片罪处抓了安汉。于右任得知消息后，急忙从南京赶来救人，可惜迟了一步，安汉已被处死了。安汉当年“私种鸦片”的黎坪垦区，现在成了风景幽深秀丽的森林公园，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到此凭吊、观光——这是后话。我的同事安建华出生于民国三十七年，安汉是他亲亲的二爷。按照安汉生前的设想，安家孙子辈排行“建”字，依次是“中华民国，康乐富强”八弟兄，安建华在安家孙子辈里排行老二。

那时候，我们在乡下的一所职业中学里教书，关系处得非常好。老安生得矮胖，寸头圆脸小嘴巴，腆个大肚子，经常忘了拉上裤子的拉链，但也没人笑话他。老安教的是英语，他是下乡做“知青”的时候跟着收音机自学成才的，到退休的时候连个大专文凭也没捞着。不过他书教得的确很好，学生很喜欢上他的课，考试成绩也不错。我们经常背地里笑他的发音，那是洋泾浜的腔调。比如说到“apple”一词，他会用汉中话说，苹果嘛，就是“爱坡”。我们就故意给他胡拐，什么，他说是“外婆”，还是“爱老婆”？哈哈哈！他老婆是我们学校的会计，腿有点毛病，成天为一些没名堂的小事和老安吵架，搞得老安很烦躁。老安就来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宿舍里玩，和我们一起抽烟喝酒谝闲传。老安的烟是最次的，一直是双鹅牌，两毛钱一盒的那种烟。不过，他的故事最多，也最有意思。老安一来，我们都不说话了，安静地坐在靠背椅子上，香烟缭绕中听他一个人说笑，我们跟着一起快乐。

老安年轻的时候家境不错，学习也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老安刚上高二，第二年就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刚开始在汉中郊区下乡，后来被整到大巴山深处的镇巴县简池乡，老老实实改造了十年。这其间，因为他成分高，政治上看不到一点希望，心情就很抑郁，视力直线下降，近视到几乎失明，戴什么度数的眼镜都不管用，就那样将就着。生活中，老安几乎全靠摸索，跟盲人一样。好在他听觉很灵敏，记忆力超常，才不至于瞎摸乱撞、一团糨糊。寂寞的时候，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半导体，他跟着收音机自学了许国璋的英语。下乡的后期，他凭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简池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落实政策的时候，老安调回了汉中，分到我们学校当了一名公办教师。后来就在别人的撮合下和那个会计谈了一阵恋爱，然后结婚、生孩子，很用心地教他的书。再后来又落实政策，汉中城民主街那一大院房子归还给了安家，老安以长子和次孙的身份分到了很大一部分。规划局看上了那院房子，几次三番找老安商量，老安不是钉子户，很快答应了规划局，搬到位于北大街当铺巷里的一所更小的院子里住下了。以现在的价值观来看老安，他真的很傻！

老安不傻，尤其是教育孩子方面，他有长远眼光，又舍得下工夫陪读，这是我一直很佩服他，并且努力向他学习的一个方面。老安家的饭菜很简单，每顿饭只有一两个菜，但他会不断变换花样。老安是个典型的煮饭婆，他很喜欢做饭，他老婆的手艺基本没有用武之地。最经典的姿势是老安炒回锅肉的架势。铁锅里炼着几片肥肉，正“劈劈啪啪”炸响，滚烫的油随时会溅到烹调者的手脸上。老安左手拿着锅盖当盾牌，右手拿着锅铲当长矛，凭感觉在锅里翻炒。饭菜做好了，老安先给正写作业的儿子端到桌子上，吃完饭让他继续写。儿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安一家从学校的宿舍搬到城里的私房里住下了。老安请求学校早上最后一节不要给他排课，他要赶回城里给儿子做饭。让人担心的是，以他那么差的视力骑自行车穿城而过，早晚会出事的，可老安居然骑行如飞，一点事也没有。

老安的儿子后来考上了西安交大。第二年，老安死了，是心肺功能衰竭。火化老安的时候，我们一帮同事都去了，神情很悲伤！那时候，乡下那所职业中学还勉强维持着，现在则完全跨掉了。每次带儿子经过当铺巷，走到老安那个院子外的时候，我会对儿子提起老安的儿子，那个天才的少年，还有培养天才的父亲。我想，老安这一辈子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他唯一的遗憾是职称没有上去。为这事，他和很老好的学校书记猛吵了一架。那一天，他经过书记身边时说了一句“周书记，你沟子咬（痒）”。周书记以为老安在招呼他，就习惯性地回应着“对对对，好好好”。过了两秒钟，书记忽然回过神来，噫，你怎么骂我呢？老安说，我骂的就是你！两个老朋友差点打起来。我劝老安，职称的事不怪书记，是你自己文凭不斗硬啊！认命吧，知足吧，你有那么大一院房子，儿子又那么争气。这时候，老安忿忿地说，什么话，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命运欠我的太多了。假如安汉不死，假如没有那场浩劫，老安的命运也许好得多。可命运这东西，谁又能看清呢？

“巧克力”之死

往事不堪回首。平生接到的最恐怖的一个电话，是一个警察打来的：

“你认识×××吗？”

“认识啊，怎么了？”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是她班主任老师。快告诉我，她在哪里？”　

“我是中山街派出所的，她出事了！”

“啊！你们在哪里，她怎么了？”　

“我们在汉江河边，正在打捞。你快通知她的家长过来！”

那是两年前的早春，黄昏，夜幕四合。我掉进了冰窟窿！一瞬间，我拿电话的手开始颤抖，腿软到几乎不能站立，说话声调都变了。我在想，一个优秀教师的一世英名将毁在这女孩的手上。女孩外号“巧克力”，很乖巧的一个关中女孩。有什么事想不开，非得走那条路呢，你这不是害我吗？　

江边聚了一伙人，黑压压地围着一辆抢险救援应急照明车。五六个警察下到江边最低的那层平台，拿了长竹竿朝水里探。河床上卵石裸露，挖沙船制造的深坑一个连着一个，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渣滓和泡沫久久回旋。江面上风大，早春的夜晚寒气逼人。我下到平台，蹲下身翻检巧克力的书包。翻遍了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什么也没有。后来我在她的笔袋里找到了一个小纸片，上面写了我的电话号码，警察就是打这个电话找到我的。江风呜咽，江水潺渲，我的心被绝望的苦水淹没了。

岸上有人在议论，说是下午收工时，大约六点左右，一个在江滨公园干活的民工下到江边去洗手，发现一个女孩掉进水里扑腾，以为她在游泳，也就没有在意。后来有人觉得蹊跷，就打110报了警。巧克力的父亲和爷爷当天晚上从八百里外的关中，星夜兼程赶来了。她父亲把越野车直接开到江边，焦急地询问情况，又翻检书包。我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们并没有预料中的胡闹。

那天深夜，我一个人步行着回到家。夜很安静，安静得有些碜人，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那是我今生度过的最漫长的黑夜，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在无边的忧惧和内心的空白中捱到天亮。

第二天，江边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警察退出了打捞现场。家长雇一只老鸹船继续打捞，地点扩大到落水处的下游一百米处，打捞了一天没有结果。巧克力的生母从北京赶了过来，一个人在江边焦急地踟躇，望着千疮百孔的江面默默流泪。事发当晚，巧克力的姑姑哭喊着从最高的河堤上往下溜，结果被她姑父死死地压住腿，然后弄进车里反锁起来。听到这些情况后，我万分难过！晚上，几个同事叫我出去吃饭，也把家长的意思转达给我：“这事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老师和同学对女儿是关心的。人捞上来后马上运回关中老家，绝不来学校找麻烦。”吃了这颗定心丸，我心里塌实多了。

第三天中午我又去了江边。天空中下着小雨，水面比昨天宽阔，江面上水雾迷蒙。参与打捞老鸹船增加到六只，范围扩大到更下游。围观的人依然很多，三五成群在聚在一起，说什么的都有：

“那女子早上九点多就坐在水边上，哭了好几个小时，心事重重的样子。”

“肯定是学校老师批评了她，想不过，出来逃学。”

“现在的学娃子学习负担很重，压力很大。”

“也许跟家里人闹了别扭，现在这么大的女子可不好管哦。”

“要是有个人去拉她一把，她就不会掉进水里了。”

“人少的时候她不跳，她看人多的时候才跳的。”

“你看见人家跳了吗？”

……

第四天早上我有课，没去江边。中午给去过江边的同事打电话，那人很马虎地说人捞上来了。我的心被什么钝器重重地砸了一下，钻心地疼！巧克力真的溺水身亡，先前的种种侥幸破灭了。接近中午，巧克力的遗体被一只老鸹船在一个回水湾里找到了。巧克力有些肿胀，头上有块包，可能是在石头上撞的。这更加证实了她父亲的推测：“北方的女子没见过这么美的水，坐在江边看书，时间长了，忽然站起来，晕倒了，掉进水里。她有低血糖症状，春节回老家时，在家门口扫雪就晕倒过。”

乌云低垂，正午的江滨公园里久久地回荡着撕心裂肺的哀号，几只乌鸦在江边的枯树上叫。巧克力的遗体被白布裹了，送上急救车去医院整容，几小时后回到了关中。她已经离异的父母好像不缺钱，他们更看重的是女儿的名声。和巧克力一样，他们选择了悄然离去。因此，有人狗拿耗子似地一回回猜想巧克力的死因，就未免有些不道德了。巧克力之死，至今是个谜！

事情很快平息，家长没来学校闹。为了感谢几个老师的配合打捞，巧克力的姑父甚至还设酒席答谢了。家长的客气和理智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欠巧克力的太多太多！巧克力出事以来，最紧张的是学校，是教育局，是政府。他们都怕摊上责任，结果却惊喜地发现他们什么责任也没有，我也因为没给学校惹来看似必不可少的麻烦而意外地受到表扬。巧克力事件最终被定性为“意外死亡”，不属于责任事故。大难不死，我俨然成了学校的功臣。很幽默，很酸楚！

巧克力平静地离开了我们，她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更没有牵连上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照常地开班会、看电影、做化学实验。虽说一朵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的春天，但时间会让我们淡忘一切吗？巧克力走了，春天的大门却在她身后豁然洞开。草色遥看，杨柳堆烟，再过几天桃花开，燕子来……这一切，巧克力都看不见了。她永远地解脱了，却把生的沉重和无边的怀念留给我们：

“记得那几天，她悄悄地推开门，先探进来一个脑袋，发现老师在教室，不好意思地打了声‘报告’才进来。经过我的座位，我还开玩笑地对她说‘巧克力，你在做贼啊’。她只是笑笑望着我，然后一个箭步就奔向自己的座位。”

“你让我想起一种与爱情有关的食品——巧克力，芳香浓郁，甜蜜到心里。”

“原以为你需要的是安静，却突然安静得没了心跳，没了呼吸，没了血液流动的声响。”

“我长时间地凝视你和我们一起跳华尔兹时的照片，你的笑可以温暖整个冬天。”

2010年5月2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