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离开富锦县城大约是过晌午（中午）了。在富锦县和同江县交界处有一个国营的七星农场，那里有很多的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知青，我们一行人核算好到那里去过夜。从县城到七星农场大约有50多里地，正常步行大约需要五、六个小时，而我们又身负那么多行李，所以大家没有在富锦县城恋步就匆匆就往前赶路。到七星农场那一段路也是国防公路，因为前面的同江县紧挨着苏联边境，常常有军事物资，粮食和煤炭等需要运输，在公路边上隔上几里路就设有修路的道班，那些修路工也不敢怠慢，时不时地把汽车轮子和马车轱辘压出来的两条深深的辙沟做稍稍填平。路平整些，我们走路也顺当些。一行人，挑着担子，背着行李，沿着公路往东北方向赶路。

一路上，公路两边的草甸子依然被灰白的冰雪褁的严严实实，时而，刮过一阵大风，把旷野中那些已经凝聚成晶莹的雪片，高高扬起在空中，然后，狠狠的打在我们的脸上；时而，从我们跟前驶过一辆辆运输车，把车道沟中的雪水和泥浆搅和成土坷垃，轻松的抛在后轮，然后，无情的洒在我们的身上。这一路，几十里地，行走几个小时，这样的遭遇是无法躲避的。有时，老远就能看见前面的天空突然变成灰暗色，知道又一阵大风将迎面吹袭而来，这一刻，我们自然会转身躲一下，或者用衣服把脸遮挡住。但是，从身后驶过的车辆，我们是无法躲避的，你只能眼看着那车轮下卷起的泥巴任意在我们身上飞扬。

那天，月亮没有升起，　黑暗的恐怖在傍晚4点多就已经笼罩在我们的头上了，北疆的三月，下午过四点就是黑夜，脚下这漫长的路上也没有一个路灯。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那天简直漆黑一片，偶尔有一辆大卡车开过，哪怕是把再多的泥浆洒在我们的身上和脸上，那一刹那的灯闪也成了我们所期望的奢侈。茫茫黑夜中，一行来自西湖畔的杭州知青，只能空着肚子，用干涩的嗓子大声喊着、叫着、吼着：“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遥远的前方，沿着这条小路”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们，只能在这寂静的旷野，放声嚎唱当时还被禁唱的苏联民歌，作为自己心底怨恨的发泄。......

大约在晚上的7点多，我们看见了前面成片的灯光，那就是七星农场的场部。

七星农场的场部离富锦和同江县的交界处不远，这里因为生活着来自几个大城市的知青，所以到了晚上，在马路上，在场部广场上，人来人往不断。我们从黑暗的公路上下来，走进这片显得有人气的光明之中，大家的心情也敞亮好多。虽然从这里离我们的生产队还有好长一段路，但是毕竟是走过了一大截路程。......

当时，七星农场被称为建设兵团，场部挂的大木牌子显示的是某某团部，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三五个、穿着和我们一样的黄棉袄裤，身上却斜挎着钢枪的知青在路上走来走去。好几次，从我们身边走过，用一种警惕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之前，我们就知道下放在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虽然也是下地干农活，但是他们每月有工资，住的是红砖墙水泥房，吃的是白面馍馍。现在瞧他们那副昂首挺胸的得意样，好像是有意在我们这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知青面前闪耀自己。

在我们这一行人中，有一位知青的爸爸是前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文革，省委书记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但是强悍威驰的铁血基因还是流淌在曾经是公子哥儿的身上。那老兄从腰间拔出一把银光闪闪的匕首，在惨淡的路灯下，只见他用明亮的刀在空中不停的来回舞动，划出一个个闪烁的弧形。狠狠地说，去你马拉个吧子的，背个没子弹的烧火棒得瑟个鸡巴。然后，他把匕首使劲的插入一个五彩肉罐头，......。

（　五　）

在一长溜红砖瓦房的门口东倒西歪地竖着的一块木牌上，我们知道那就是“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东西两个很大的屋，屋里的南北各是长长的一排大炕，东屋的门帘上写着一个“男”，西屋的门帘上写一个“女”。（北方农村房子的内屋都是那样，没有门，就挂一块布帘。）中间那屋摆一张简易的桌子，桌子旁是一个很大的原是装油的大铁桶，从铁桶里往外冒着的烈烈火焰钻进一个白铁皮管子，然后通向东西两屋。桌子的后面也挂着一块布帘，里面放着一口大水缸，地上搁着几个脏兮兮的脸盘，那是给住客洗涮用的。

下乡一年，也经常去县城或公社给生产队或给自己办点事，但是，我们每逢外出，如当天回生产队不赶趟了，就在附近的杭州知青点住一宿。那些年头，知青们都是那样，饿了渴了，走路累了，晚上天黑了，谁也不会想到去吃馆子住旅馆，知青们相互间你来我往也成了习惯。　在距七星农场前十多里地处，有个叫“二龙山”的村庄　，那里也住有杭州知青。当我们路过“二龙山“那一会，天已经是黑了，有人建议去知青点找住宿。可是，立刻有女生发出大声的尖叫，说：我宁可被狼叼走　，被黑瞎子（大黑熊）一巴掌拍死，也不去那鬼地方。一年前，我们从杭州来富锦插队的知青专列上发生了血腥的斗殴事件；在停靠福利屯车站时，仅仅几分钟的停电时间内，又发生了打砸抢掠事件。事后，知道那些干坏事的男生大多数都被分配在了“二龙山”。现在，我们挑着担子背着行李，带着好吃好用的，岂不是送上门去给自己找事添乱吗？所以大家好歹撑持着也要去招待所过夜。

自打来到黑龙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睡过一天的床，在生产队睡的是用土坯垒的土炕，盖的是自己的被子，几个杭州人睡一条炕说笑打闹也习惯了。招待所的炕是用砖砌的，长长的一大溜足有几十米长，炕头高高的码放着给旅客盖的被褥，老远看过去就是黑油油闪着亮光，还生发出一股子说不上的味道。那南北的炕上已经零零落落的睡着几十个人。相互间交叉发出杂乱的鼾声，并且夹着浓浓的酒臭和大葱味，从屋里袅袅飘拂出外屋，几个女生进屋后就连忙用手忙着塞耳朵、捂鼻子、捂嘴巴，紧锁眉头，但不知所措......

在我们这一行人中，有省委书记的儿子，有大资本家的女儿，有普通百姓的子女，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　，又有谁能阔论？又有谁能埋怨？既然一起走到了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这个夜深幽静的晚上，我们谁也别无选择。

招待所内值班的是两个和我们一般年龄的，穿黄棉袄的北京女知青。原本想，同是知青总会客气些，我们中的一位还自以为挺高见的说：一路上钱用完了，能不能给个照顾，让我们俩人付一人的炕位费。谁知，一下子涌进那么一大帮人，大概是搅乱了她们刚才正唠嗑的兴致，其中一个显得很不耐烦地冲着我们就嚷嚷：哪里来的，出示介绍信，......一人一铺，想拼铺的没门！

这见鬼的事情，我们插队落户的知青，从杭州探亲回乡，哪来的介绍信啊！霎时，把我们推进了云里雾里。见我们相互张望，不见有人掏出介绍信，那俩女子就不让我们呆在屋子里，要捻我们出去。这下可把我们搞懵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夜三更了，让我们上哪里去……，在我们的人围中，已经有人发出呜呜的哭泣声……。

如果说，现在讲述当年的故事，很多年轻人不会相信，也有人在姜昆说的讽刺文革的相声中听说过那样荒诞的故事。正当我们限于为难之中，我们中有个绰号叫“扁头”的知青，突然挤到人围的前面，他个子长得高，右臂上高高举着一本当时最时兴的《毛主[xi]语录》，嘴里不停地背诵：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并在俩北京女知青的面前来回晃着那个红皮子的语录本说：这就是我们的介绍信！这时，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同声唱起了毛主[xi]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纪稍长些的男人，看模样是当官的。那男人不知是被歌声感染，还是见情所触动，竟然也和我们同声唱起了歌。......

非常的时期，是毛主[xi]的语录替代了我们的住宿介绍信。

拖着疲沓的身子，钻进肮脏的被窝，一切都抛在了九霄云外。

（　六　）

在70年代初，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造中，所以南来北往的火车都是通过轮渡过江的。两节车厢一组，十多节车厢分几组有序的固定在一个庞大的渡船上，如果所坐的车厢夹杂在中间一组，车厢内的旅客就无法看见两边正建设中的宏伟大桥，也无法看见波涛滚滚的长江。那天，我坐的那节车厢正好排列在中间，所以两边的车厢就完全挡住了观赏长江的视线。.......在七星农场住宿那晚，大家一躺下就稀里糊涂的进入了梦乡，唯有阿波还在捣弄一个机器，我们俩挨着睡一头，看见他看的那么认真的样子，我也凑过脑袋去看看，原来小机器里面都是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图片。这下正好弥补了我在火车上的遗憾，阿波说这个是他当省委书记的爸爸送给他的纪念，说着，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照相机说，里面有好多在轮渡船上拍下的长江大桥的照片，等以后把照片冲洗出来，让我去他的生产队看。

小波和我聊了一会他的爸爸，浙江省的文革运动一开始，他爸爸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中，是最早被打倒的，也是最早被戴高帽子游街的走资派，现在不知关在哪里。我说我的爸爸仅仅是个普通百姓，也被说成是特务关进了监狱。小波和我年纪一般大小，那会也就十六七岁，他挺能安慰人的，说等他爸爸出来又当书记了，一定帮助把我爸出来。......我听他那么一说，激动的差点流下泪水，心想这个朋友值的交啊！（而从那次分开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小波。几年后，小波的爸爸在天津当上了市委书记。）

我们正聊着，突然从外屋冲进十几个手握钢枪的知青，嘴巴里凶狠的嚷嚷着：杭州的，赶紧起来。我们这里是七个男生，其他熟睡中的五个是被钢枪敲打着吓醒的，我和小波已经坐了起来，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被撵赶着的羊群，也像是被押解的犯人，在钢枪的威逼下，我们迅速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被押持着出了东屋。

穿过被西北风紧紧裹着的场部广场，在黑暗和寒冷中，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被押解到了一个木屋里，进屋我们才发现那七个女生已经先我们一步，蜷缩在门口那个小房间的角落里，有几个还在不停的抽搐呜咽着。我们男生被押解到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房间内没有火炉，深更半夜，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出来，冷不丁在一个冰凉的房间内，而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前又被黑洞洞的钢枪指着，我能感觉到其他几个和我一样，是寒冷，也是害怕！大家都禁不住在不停的抖擞。

“唱吧，你们不是要下定决心去牺牲吗？”一个几乎是在叫嚣着的沙哑嗓子，把我们几个从朦胧中惊醒过来，说话这个男人就是傍晚在招待所帮我们圆场并和我们一起唱语录歌的领导。“你们这帮狗崽子，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想跑苏修老毛子那里叛国投敌。”他连珠炮似的发出一连串的责问，让我们刹那间坠入雾里云里。

在离开杭州前，我们各自都准备了一样必备的物品，既“敌敌畏”。在近一年的黑龙江农村生活中，吃的住的以及干活儿都逐渐习惯了，而让我们杭州人最头痛最难熬最无奈的被当地老乡称为“三宝”的臭虫，跳蚤和虱子。这些害虫无时无刻在欺负我们这些细皮嫩肉的的外来人，几个女孩子被折磨的神经都快崩断了。后来，有一个当地的回乡插队知青，用从家里带来的敌敌畏喷洒在我们住的地方，还用蘸了“敌敌畏”的棉花塞在我们的衣服里，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些。所以，我们从杭州回来前，每个人都带了一大瓶“敌敌畏”。　

当我们的行李被打开时，七个人的包里都有那么一瓶同样的药水，在我们跟前那张桌子上已经摆着从七个女生那里搜查出来的药水。十四个人，每人携带一瓶毒药。那男人说：你们想的聪明，投敌叛国不成就一起自杀，没门！小波的照相机和那个能放幻灯片的小机器，成为我们投靠“苏修”的铁的罪证。７０年代，有几个人能随身携带照相机和幻灯机那样的新家什，而且里还有南京长江大桥那么重要的工程图片和照片。还有，小波曾经在大众广庭之下用匕首开罐头；还有“扁头”曾要求１４个人拼铺，也就是说７个男的和个女的拼铺；还有，我们还带了些杭州的特产山核桃，这一粒粒黑黜黜硬绷绷的小东西，也成了说不清的罪证．．．．．这一切，让我们百般辩白也无法说清。

就这样，我们十四个人，被关押在两间屋子，站着或蹲着，一直熬到天亮。

早晨，大约有九点多了，小屋的门被打开，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带眼镜的女人，她自我介绍说是农场革委会的的，并且很轻松的对我们说，你们的身份搞清楚了，可以走了。说着她让跟随的人把一大包“罪证”还给我们。山核桃，敌敌畏等物品还在，小波的照相机和幻灯机没有了，说是要凭富锦县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取回。

屋外的太阳已经高高的爬上了马路旁两排整整齐齐的白桦树顶上，从树梢上泻下的阳光闪耀着一片银色的碎片，撒在我们脚下那片还在沉睡的黑土地上，也笼罩着我们身后那个低矮的略显暗红色的小木屋。然而，和谐温暖的阳光并没有振作我们这些人的精神，因为，经历了四天四夜多的旅途，我们都累了，我们都困了！我们需要的是黑暗，因为只有在黑夜中，才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带着尚是孩提的羞涩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然而，我们前面还有好长好长的路，前面的路更泥泞更坎坷，我们还需一步一个脚印不停地往前走，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