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一些忧国忧民的志士面对“前腐后继”的贪腐现象总是感慨系之，总是责怪政府执法不严、官官相护，才造成官场生态的“宽松环境”，使得一些官员不惧国法，胆大妄为。还拿刘青山、张子善来作比较，说法纪有毛时代十分之一的严厉和不循私，贪腐肯定大大减少。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除了刘、张两个贪官，的确没有听说过还有其他被处分的贪官，所以也只能拿刘、张来说事，说刘、张若在现代，他们这点贪污算什么？言下之意有两点：一点是刘、张是个小贪，放在现代绝不会枪毙；一点是夸赞毛时代法纪极为严明，真正起到惩一儆百的威力。

媒体没有报道过、百姓没有听说过的事不等于就没有发生过。前三十年是否只滋生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只可存疑，不能断言。

前三十年的法纪是否严明到官员个个铁面无私，只有清楚了解刘、张的贪污金额、贪腐性质和处理的过程才能得出结论。

刘青山、张子善到底贪了多少？他们总共贪污盗窃了国家资财达171亿多元（旧币，比率1万：1），171亿多元折合新币171万多元。放在现代，171万多元的确不算什么，所以才会有人感叹放在现代不会被枪毙。

60年前的171万多元是个什么概念？，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个数字意味着：可买小米1亿斤，可买香油6000多万斤，可买腊肉4000多万斤，可买土布5000多万尺。我们按当时干部供给制每人每月30斤小米供应标准计算，它所买的小米，可足够250多万人吃一个月；它所买的布匹，足可以装备50万军队。这是个小贪吗？当代巨贪与之相比也觉汗颜。

他们贪腐的性质极其恶劣，除了利用“机关生产”的名义大饱私囊外，刘、张二人还从事非法经营倒卖、倒买活动。刘青山勾结女奸商张文仪等，以49亿元巨款倒卖国家紧缺物资马口铁，使国家蒙受了21亿多元的损失，后来，他又见经营木材有利可图，便盗用4亿元救灾款，派人冒充军人，一次在东北骗购木材四千立方米，以高于原购价三倍之价格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五道河流，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刘、张二人却不顾灾民死活苛刮政府以工代赈的救济粮款。在施工过程中，自己组织供应处，从中贪污6个亿，继而刘青山亲自到供应处布置任务，从中狠赚30个亿。张子善在供应处主持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共计掠取22个亿，粮110万公斤，更为恶劣的是，竟然以次充好，用坏米给民工吃，致使大批民工死亡。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下拨款29亿元。刘青山擅将20亿元投入机关生产，在天津开办电线厂，而使机场专用款陷入窘境，造成了恶劣影响。1950年7月和9月，张子善竟以机关生产需要为由，两次挪用水利专项款30亿元。

在生活方面，刘、张二人过度挥霍。刘青山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两年中，基本上没有在地委所在地天津杨柳青镇呆过，而是装病在天津市的小洋楼里养尊处优。地委的一辆轿车成了刘青山的专车。刘还动用3.6亿元资金，从香港进口两辆美式轿车，其中一辆自己挥霍，一辆送给别人。更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是，刘青山还吸毒成瘾，使自己长期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张子善的生活奢华也不减刘青山，他动用粮款9亿元买汽车5辆。

刘、张二人的贪腐所为，和现代大贪官何其相似乃尔！够不够得上枪毙？

毛泽东主[xi]和党中央在如何处理刘、张二人问题上十分慎重，1951年12月下旬，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八位同志一致同意处以死刑。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处以重刑。但他们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干部中也有很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不要枪毙。

说情的官员还是有的，以功抵过的思想也大有人存在，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

刘青山雇农出身，张子善是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们都是30年代初入的党，参加过农民暴动，组织过抗日救亡运动，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在敌人的严刑酷打面前坚贞不屈，在抗日战场上奋不顾身，屡立功勋。可是解放后在和平环境里却不能抵挡糖衣炮弹的袭击，蜕化为国家的蛀虫、人民的罪人。

象刘、张这种苦大仇深的老干部尚且很快就蜕化变质，现代蜜罐里长大的官员抵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也就不足为奇了。（2010-4-2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