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李敖曾经写过一本痛批蒋介石的书《我来剥蒋介石的皮》，北大怪才余杰也写过一篇批判钱穆的文章《我来剥钱穆的“皮”》，如今四大名捕也来剝一剥鲁迅的“皮”。

鲁迅一直以来被高度政治化，他的身价也是被某些别有目的的人们抬高了的。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无耻”的男人，中国人向来都有一个为“尊者讳”的老传统，就是对一些所谓的“伟人”，只能说他好的一面，为他歌功颂德，不能说他坏的一面，并且还要想方设法为其掩盖。

鲁迅其实也是一个好色之徒。鲁迅曾经是一个强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他的行为却是一个传统的奴隶。他与朱安女士的婚姻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害了朱安的一生，让她一生守活寡。1906年的夏天，母亲催他回去完婚的时候，他因为“走进了新世界，接受了新思想不能容忍这种包办婚姻了。他很不情愿回去，但母命难违。”（黄乔生《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合传》，以下简称“黄”）。既然接受了新思想，怎么还有那种传统的“母命难违”的旧思想？是“母命”重要还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重要？“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和探索女性的真正解放的思想家，却无力摆脱封建传统强迫他一手制造一个‘活寡’的可悲命运，这不能不说是造物者的‘残酷’！！”（蔡登山《鲁迅爱过的人》，以下简称“蔡”）。这不是造物者的残酷，而是我们以“伟大的思想家”标榜的鲁迅先生的残酷！是他一手造成了朱安的悲剧！

面对别人的质疑，他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究其原因，他日后说，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蔡）。既然为尽孝道，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为什么“在楼上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独自睡到书房里去了”呢？既然活不久，为什么要害一个无辜的女人呢？鲁迅俨然把自己说成了一个救世主，如果不是他跟她结婚的话，她的结局会更悲惨！鲁迅真的有这么“伟大”吗？我们来看这一段：“进了洞房，见了新娘，鲁迅的脸更加阴沉了。他几乎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初，他听说未婚妻是小脚，曾提出要求对方放脚。但朱安害怕人们的议论，没有照办。新娘的相貌也并不好看。鲁迅在楼上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独自睡到书房里去了。”（黄）。很显然，问题就出在“新娘的相貌也并不好看”！如果新娘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我想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就不会“第二天就独自睡到书房”了！也许她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悲惨了！据蔡登山的《鲁迅爱过的人》记载，鲁迅曾经追过“北大校花”马珏。1925年，年仅15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她在文中写道：“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蔡）“而这次鲁迅和马裕藻聊得蛮长的时间，马珏一直等着要送客，等过了下午五点到了六点，鲁迅都没有要走。”（蔡）马珏继续写道：“……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著。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又问我父亲道：‘她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着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皮鞋格格地响着，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回转头来暗暗第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蔡）。多么老套的追女手段！借书给人家少女看，以增加“接触”的机会，并且是要借给她《桃色的云》，看书名就知道是一本“言情小说”！我们“伟大的思想家”是多么的无耻！一大把年纪了还色心不改，竟然勾引朋友的涉世未深的女儿！后来马珏嫁给了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心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蔡）。为什么说到马珏结婚了就不再送书给她了？李霁野说是由于“兄弟失和的创伤导致出他多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执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蔡）。“由于她的外貌和她的聪慧”就足以点出鲁迅的好色本性，什么“父执辈的关爱”只是别人的掩饰之辞。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与他的“得意门生”高长虹进行了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演义”之后，大概又是出于“父执辈的关爱”吧，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反目”，许多“卤粉”们都把责任推给了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说她“挥霍无度”，更有人说她有“歇斯底里”（许寿裳）。在黄乔生的书里有这么一段：“说羽太信子为了挥霍钱财而把鲁迅赶走，就更不合情理。周家数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这一门开销最大，鲁迅的开销最少，而鲁迅又挣来将近一半的收入，把他赶走，不是字段财源吗？她应该极力挽留大哥才是。”看来“挥霍无度”说只是“卤粉”们的诬蔑！在陈漱渝的《鲁迅正传》李有这么一段：“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周作人同年1月7日日记中，就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难道仅仅从周作人日记里的“信子发病，池上来诊”就能判断羽太信子那天发的就是癔病（歇斯底里）吗？我看陈漱渝的《鲁迅正传》也是在“歪传”！那么他们兄弟反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郁达夫在《回忆鲁迅》里说：“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还有“据鲁迅的另一个好友章川岛（廷谦）回忆，羽太信子对他说过，鲁迅曾经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但川岛持怀疑态度，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了花木。”（黄）。难道“窗前种了花木”就不能“听窗”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文汇版”的新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的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对于“偷窥”说，周海婴给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201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七十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尔撞见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周海婴为他的父亲开脱，采用的是“日本民俗”说。我们来看一看曾经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的陈西滢在他的《西滢闲话》里有一篇《日本的汤屋》，里面有描写“日本民俗”的一段：“在汤屋里，男女是分开的，虽然在进门的地方，就是脱衣服的房子，有打通的小半堵墙壁，所以在进门，缴钱，脱鞋穿鞋的时候，要是你高兴望的话，两边都可以望得见。至于坐柜台的人，两边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不用说的了。而且他们，不论男女，也不停地在两边走，他们与客人都绝对的自然。据说女子妖人擦背的话，擦背的男子也走到女子的浴间去。这些事业本来习惯成了自然。”既然“习惯成了自然”，那么就是鲁迅不小心撞见了羽太信子沐浴，作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也不会说鲁迅“非礼”她啊！“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文中说：‘他详细告诉我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和决裂的起因，他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的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能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他说，周作人文章那么明智，实际事实上就是昏得很。’”（蔡）。这种“诬陷说”，大都认为是周作人听信了羽太信子的“耳边风”导致“兄弟反目”。周作人真的“很昏”吗？我们再来看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说的：“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后来‘用剪刀剪去了’。”（转引自陈漱渝《鲁迅正传》）。周作人为了保全鲁迅“高大全”的“伟大思想家”的形象，竟然把他日记里的有关“兄弟反目”的十个字“用剪刀剪去了”，从这一点看来，你能说周作人是一个“窄心小肝”的人吗？

对于鲁迅被高度政治化，周海婴在书里写道：“我逐渐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真的宣传鲁迅学习鲁迅，而仅仅出于‘斗争’的需要，鲁迅只不过江青一伙手中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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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