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腊月底，我以患者亲属的身份，被召到市中医院肿瘤科，该院的副主任医师杨大夫将厚厚的一迭影像材料及相关检查指给我看，说：“你弟弟的肿瘤转移扩散到左下肺了。”言下之意，肺癌已近晚期了。我顿时感到一阵透心凉，机械地走出医院大门，街上，车流人流，熙来攘往，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我却好像独自漫步在荒芜人烟的大沙漠……

往事，历历目前——

我出生的时候，姐姐已经12岁了，我们兄弟来到这个家庭，地方上有识之士说，这个奇迹的产生，据说是与父亲之前做了一桩善事有关。那时候他还在国民党省政府供职，刚领了薪水，在大街上发现一对夫妇卖儿子，开出的价码正好是父亲兜里的钱数，他一冲动，将钱都掏出来了。父亲回到家里，没少挨爷爷、叔叔的埋怨，母亲也数落：“你多少给一点就是，干嘛都给他呢？”父亲一拍脑门：“是呀，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呢？”

中年得子，那份疼爱呵护，自然没得说的了。当然罗，我们兄弟似乎也很争气，这争气，主要是体现在读书方面吧。我12岁那年，以高分被县一中录取，这可是省属重点中学哦。至于后来辍学，那是受父亲国民党军官身份的影响，与成绩的好坏无关。

弟弟相貌姣好，性格温顺，腼腆得就像一个女孩，成绩也特别优秀。那时候，家里靠从没干过农活的父亲出集体工，挣的工分比妇女还低，在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更加艰难度日。几分钱一个的练习本，铅笔，都是不小的开支。弟弟打从上学以来，却经常能自个儿“挣”到这些。一是学校堂儿皇之的奖励。因为，凡是和他同班的学生，便不再有做第一名的机会。此外，还有几个班上的同学请他帮忙做家庭作业，给些文具纸张之类的东西，算是酬劳吧。为此，父亲斥责过弟弟，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不应该要别人的东西。

弟弟辩解说：“我不要，他硬要给啊！”

父亲大声斥责：“你还有理罗？！”

弟弟一双小手捂着眼睛哭了。

弟弟也是12岁被县一中录取的，那时候，16岁的我已经辍学，和父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珠摔八瓣，挣一份比妇女还少的工分，但是，家里的困苦和以前没有两样。和弟弟收到同样录取通知的还有该校的另一名学生汤新民。这对一所乡下小学来说，是一件多么荣耀的大喜事啊。汤的父母都是教师，将弟弟接到他家里，好好的款待了一番，硬塞给弟弟一支钢笔。既然这样，我家不答谢一下的话，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母亲一咬牙，将已经开始孵小鸡的抱窝里取出四个鸡蛋，分别蒸了两碗放葱花的荷包蛋。这是有讲究的，葱者，聪也，据说，吃了就会读书。饭桌上，弟弟执意要拨一个给我，被母亲制止了，当然，给我也不要。

母亲将牙缝里省下的钱，勉强凑了半个学期的费用，弟弟在亲友的祝贺声中去县城上学了。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我们再也无力续交学费了，为此，他的班主任沈老师还专程来了一趟我家。带来一份助学金申请表，说只要大队证明家庭确实困难，可以免除。沈老师极口称赞弟弟是很优秀的学生，否则，他也不会亲自来走这一遭了。大队支书拒绝证明，还批评沈老师：“你们到底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才？！”

于是，仅仅修业半个学期的弟弟在老师同学的一片惋惜声中，背着一床薄薄的棉被，行李，依依不舍地走出了校门，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那一天，正是他12岁的生日。他回到家里，叫了一声“爸妈，哥，我回来了。”

爸妈面无表情，都没有答应，我却忍不住哭出声来，弟弟却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后我和你一起上工吧，多挣一些工分……”

在一个“朝无鸡食米，夜无老鼠粮”的贫困家庭，破破烂烂的家具都没有几件。弟弟是那种心灵手巧的人，一次，邻居家里雇请了木匠打家具，他本来是一个不喜欢串门的孩子，又空就往那里跑。下雨上不了工，便整天待在邻家，两眼盯着木匠干活。邻居都笑话他了：“你想学木匠吧，办请师酒啊！”

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脸上泛起了红晕。

后来，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几件木匠的旧工具，妈问他，这是干嘛。他说：“我想打一张碗柜……”

爸爸不信任地要理摇头，妈也不大放心：“你……能做啊？”

弟弟声音不大，口气却很坚决：“能！”

此后一段日子里，上工前，收工后，晚上，他就捣鼓木头，如果下雨，干得更加起劲。半个月过去了，摆在堂屋里的一张新碗柜证明了他的“能”。甚至连借给他工具的木匠看了也说：“不错啊，只是粗糙了一点，这孩子，看不出……今后你要用工具，只管来拿吧。”

此后，只要有时间，他就忙于打家具，不仅仅是木器东西，对篾匠活同样感兴趣，家里的箩筐、背篓、椅子都是他的手艺。曾有一位篾匠笑道：“如果家家户户都有着样的孩子，我们耍手艺的会饿死去。”

生产队的一些技术活，诸于砌河堤、建烤烟房、挖排水沟，他成了不二人选，17岁的时候，队长破例给他上主要劳动力的最高工分。他很勤快，人缘也好，无论谁家有什么属于技术一类的活，总是主动帮忙。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大队长，也破例给他递过香烟，某些生产队长都没这个资格呢。

弟弟19岁那年的一天，我正在山上搞副业，被紧急召回，只见家门口围了许多人，心里一惊，以为又出啥事了。那年月，像我们那样的家庭成份，出点事是很正常的，不出事倒不正常了。还好，透过人缝，我发现父母都满脸轻松的笑容。原来是一位要饭的姑娘，现年20岁，比我小三岁，家里没有亲人了，热心邻居领来，建议给我做老婆。看着她一身破烂，又黑又瘦的模样，我朝众人狠狠地瞪了一眼，甩门而出。正在大家都感到尴尬的时候，弟弟忽然说：“那就给我吧。”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人们半天才反应过来，有人鼓掌，叫了一声：“好——”

堂屋里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弟弟的终身大事就这么搞定了。

（二）

家里添了一张吃饭的嘴，也多了一个干活的人，没增加快乐，也不见得更凄苦，只有永远填不饱的肚子，永远干不完的活儿。农家子弟，日子就这么熬，既不足喜，亦无所悲，谈感情，那也太奢侈了。同在一个屋檐下讨生活期间，我似乎没有听到弟弟和弟媳说话。直到有一天，厨房里传来弟弟砸东西的声音，弟媳流着泪进卧室，以此判定他们夫妻不是很合得来。而且我感觉到，弟弟结婚后，他的脸上少见昔日那种姑娘一般腼腆的笑容了，即使三个孩子相继来报到，也没有改变。

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人说，人是会变的。

我不知道弟弟是属于哪一种。他当村民小组长的那一年春节期间，一个远道而来的民间戏班子，冲我村一位有名的企业家而来。有经济实力的人士，掏钱唱戏，娱乐乡邻，已经成了我们这一带的风俗。谁知却吃了一个闭门羹，不与接待，根据大概是鲁迅笔下杨二嫂说的吧：愈是有钱就愈是一毫不肯放松。天快黑了，戏班子十几个人举目无亲，到哪儿过夜都成了问题。弟弟得悉，跑过一条小河，走三里路，将戏班子接到家里食宿，而后搭台，热热闹闹地唱了三天戏。

戏班子的小旦袁茂香，一位18岁的姑娘，对弟弟，由欣赏到成为最好的朋友。名副其实的萍水相逢，作为个哥哥，我不想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否有过亲密接触。但是，我从他们相互的颦笑，可以看出，关系非同一般了。她要认我母亲为干娘，我妈不答话；叫我哥的时候，我出于礼貌鼻孔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母亲将弟弟叫到面前敲打：“戏子不要去惹她啊，肯定打你的什么东西主意，会吃亏的。”

弟弟摇头道：“我有什么主意被人打的？”

在我的记忆里，弟弟极少讲话不够诚实的时候。

三年后，听说那位姑娘结婚了，母亲和弟媳都长出了一口气。

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却有某种失落，尽管他们这事与我毫无关系。

我们都没有料到，袁姑娘还会来，不是唱戏，而是走“亲戚”，理由是看望“干娘”。可是，“干娘”连叫她都不想答应，弟媳的脸上写着“不欢迎”，她还是叫“嫂子。”显然，她受了很大的委屈，我想，今后决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她还来。

袁姑娘的到来，弟弟的情绪特别的好，虽然家人的不友好使他有些儿尴尬；在袁姑娘走后的一段日子里，弟弟的精神还是那么愉快。

（三）

如果说，弟弟这次的“改变”得到了一位红颜知己，美事一桩的话，那么，几年后的又一次热忱为乡邻服务，却招来了七年的囹圄之灾。那年，他以全票当选村民组长，欣然领命，忘了父亲临终遗言：远离官场。当然，比村干部还低一级，严格意义上来讲算不了“官”。

上任后，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种子杂交化”。我们这一带的老品种，产量一直在300余斤徘徊，多施肥倒伏，烂在田里；少施肥则禾苗不盛。总之不行。农民最重实际，讲得好上了天都不信。弟弟便从自己的责任田种起。在单产850斤的田间地头，啥道理也不用说了。我们组杂交稻的大面积丰收，使得邻组村民趋之若鹜。

于是，采购杂交稻种成了弟弟的头等大事，大家知道，如果种子出了问题，对农民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县里是有种子站，但是，好的品种很难买到，而且价钱贵得离谱。一次，我从单位回家看望老母亲，很晚了堂屋里还坐着很多人，有的甚至还不认识。谈话的内容就是如何弄到杂交稻种。面对一双双渴求的眼睛，弟弟表态了：“我出去跑一跑吧。”

众人一齐说道：“你的旅差费大家出！”

弟弟说：“不要不要！”

我提醒弟弟，这事你不要揽在自己身上，国家有种子管理条例，你这样做是违法的，还有，杂交水稻种子的纯度，在制种基地，有一套严格的科学方法及规章，责任重大，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万一出了差错，你承担得起吗？

弟弟不听我的，他说不想让大家失望，还是将购买杂交稻种的任务揽下了。他在长途汽车上和两位自称是湖北某制种基地的旅伴相识，而且聊得很投机。看过了他们出示的相关证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于是将他们领回家里。乡邻不看什么证件的，只相信弟弟的为人。　弟弟很兴奋，大声道：“只管放心吧，没事!”

当然，谁也不希望有事啊。

可是，偏偏有事。

大面积晚稻因为假种子而绝收，而那家制种基地却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了。弟弟的湖北之行验证了的那两个骗子，一夜之间，在人间蒸发了，上天入地都找不着。

弟弟从湖北回来，刚跨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就被一辆闪着红灯的警车带走了。

弟媳站在大门口发呆；

八旬老母站在大门口发呆

警车从乡间砂石公路上经过，路不平坦，汽车摇摇晃晃，就像一只大甲虫。陆续有一些乡邻登门，一个个大呼小叫：“赔我的损失！”

弟媳倚门而立，还在发呆；

老母想说点什么，但是，老人的声音立刻被一片怒吼掩盖了。这时候，谁也没有料到的一个人出现了，走到母亲面前，叫一声：“干娘，别难过，我托人找了法院的关系，可以从轻……”

母亲和弟媳泪眼婆娑地看着袁姑娘，在她们的眼里，是亲人啊。后来才知道，袁姑娘早已离开戏班，在广州开了一家理发店，听闻弟弟出事，专程回来的。为了找关系，随身所带的三万元花光了。当然，这些情况不是她自己讲出来的。

（四）

弟弟服刑期间，我前往探视，一见面就急不可耐地询问老母的情况，未语泪先流，喉头哽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母亲在家里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啊。我只讲老人耳朵聋了许多。弟弟叹了一口气：“这样也好啊，世间有许多事，其实不知道比知道还好些。”

当我提及老人打麻将输钱后有点赖账时，弟弟竟然破涕笑了，脸上闪着泪光……

我离开探视室时，弟弟突然大喊一声：“哥——”

我站住了，问：“还有事么？”

他挥了挥手：“没有了，你路上注意安全……”

弟弟出狱时，检察院也传来好消息，那两个湖北籍的骗子终于被缉拿归案，他那苍白而削瘦的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弟弟回到家里，四处张望，突然冲到我面前，劈胸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凶狠地吼道：“妈呢，妈呢？”

我叹了一口长气：“两年前已经……”

弟弟近乎歇斯底里地呐喊：“在哪里？”

我的手往屋后的山坡上一指，弟弟撇下我，夺门而出，不一会儿，在母亲的坟地上，传来一个男人的长嗥，就像一头受伤的狼……

弟弟回来之后，性格大变，闭门不出，终日坐在电视机旁发呆。农村人嘛，邻里闲有串门子的习惯，每每来了人，他只是笑笑，很少插话。邻居却还是经常有人来，看得出，对弟弟心存愧疚，想为他坐牢的事道歉。弟弟对此却讳莫如深，那是他心头永远的痛啊，不希望再去碰它。半年之后，村民组织换届，弟弟竟然以绝对多数的票再次当选村民组长。选举结果一经公布，向来寡言少语的弟媳突然哭了起来：“你们还嫌害得他不够是吗？！”

弟弟的脸色急剧变化，面对一双双期盼的眼睛，站起来说道：“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就勉为其难，试试看吧。”

明显的底气不足，也就是说，是否称职，没有把握。因为说都知道，村民之间，为山林土地，纠纷、扯皮的事，没完没了。不过，令弟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第二任村民组长期间，会和堂兄法生激烈的冲突。那是一起山林纠纷，堂兄怪弟弟没有帮他，“胳膊往外拐”，堂嫂骂得更难听，什么“没有改造好的劳改犯”，这样伤人的恶语都出来了。

弟媳闻言，又哭了，直埋怨弟弟不该当招个吃累不讨好的“官”。

我们组有一条荒芜多年的山冲，弟弟以个人的名义，贷款五万元修筑了一眼小水库，再筹措一万元投放鱼苗，搭建一个窝棚，日夜厮守在那里，做起了养鱼专业户。他讲究的是科学饲养，比其别人的明显效果好得多。看着一天天长大的鱼群在绿水碧波中游来游去，他那被晒得黧黑的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

那是腊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突然接到侄儿的电话，声音几近哽咽：“水库被人投毒，鱼都死光了……”

从此，弟弟终日酗酒，不停地吸烟，他的卧室里，烟雾缭绕，看不清人影，谁劝说也没有作用，他这种自残的行为，终于搞垮了身体。

怨谁？怨谁？

人常说：好人一生平安，真的是这样吗？

一位小脚女人之悲

(一)

我没有见过祖母，因为我出生时，她已经亡故数年，但是，还是少年时代，父母、叔叔、姑母等长辈讲述一位小脚女人的故事，令我特别地震撼。

我家在湖南浏阳一个偏僻的农村，家里原来有十几亩薄田，祖父也许不该读私塾识字的缘故吧，迷上了唱戏，愣是跟着戏班子跑了。家里的五个年幼的子女扔给了祖母，可怜她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却要撑起一个家来。祖母姓黄，连名字都没有，乡邻称之为刘黄氏。祖母目不识丁，但对读书上学却非常重视。她还是极有主见的人，一旦打定了主意的事，谁的劝说都不会改变。父亲刘寿吾是老大，读书成绩优秀，祖母决定让他一个人读书，其他小的孩子在家干活，尽管叔父、姑母读书成绩也不赖啊。她是这样认为的，几个子女都上学，根本不可能，没这个本领，只要老大读书成才，谋个一官半职，家里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她的家政不许别人干涉的。立夏前夕，地方天气寒冷，父亲放假归来，见七岁的妹在水田里插禾，急忙跳下去帮忙，被祖母用楠竹枝桠狠狠地抽了一顿。

祖母斥责父亲：“你发狠读书，有了出息，让弟妹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正的疼弟妹！”

父亲脸上淌着热泪，喉头哽咽：“娘，我知道了。”

父亲读书成绩好远近闻名，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先后三次跳级，而后考入湖南大学。一个那样的农村家庭，居然出了大学生，在四乡八里传为美谈。为供父亲上学，家里难免举债度日。邻里的一些人家，自己也不富裕，都被祖母给借怕了，只要一见到她摇摇晃晃地走来，便躲开。祖母总是说：等老大读书出来了，一定会还的，诀不会赖债的。

父亲上大学后，家里形势一下就好转了，一家有名的钱庄掌柜还主动登门套近乎，看那意思，祖母的美景即将实现了。

眼看父亲即将大学毕业了，祖母整天笑呵呵的，在饭桌旁对叔叔、姑母说：“马上就会有好日子过罗！”

也是在饭桌旁，父亲的家书有如晴天霹雳：他投笔从戎，被招募到国民革命军刘建绪部，奔赴抗日前线了。祖母听了这个消息，手一哆嗦，筷子掉地下了。

父亲这封信是只上过两年小学的二叔念的，尽管他念得磕磕绊绊，祖母却听懂了，她还自言自语地重复：“有国才有家……为国尽忠是大孝……”

祖母的心情其实很矛盾的，既赞成父亲的义举，有为其担忧，毕竟是是战场啊。

（二）

年过半百的祖母，体弱多病，依然为这个贫困的11口之家操劳，而每次给父亲回信，她都要叮嘱执笔的二姑，那句“家中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的话，必不可少。

父亲以一手可以乱真的颜真卿书法加上很不错的文笔为刘建绪赏识，再加上都是湖南老乡吧，便将他留在身边。刘建绪率第十集团军投入了淞沪会战。父亲其实并没有上战场，但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深得总司令的器重，军衔业绩不断晋级，短短的五年时间，他已经佩戴上校军衔了。而后他又被派往一个5000余人的加强团，任团副。

1945年，刘建绪兼任福建省主[xi]期间，父亲在省政府担任一个职位不是很高，但十分重要的职务：田粮处长，这时候，父亲已经有了少将军衔田粮处长，在许多人看来，这可是一个牟利的肥缺啊。父亲是怎么当的呢？他还是一如继往地发了薪水就悉数寄回家里，因为他知道家里的艰难。到省府任职后，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将我母亲、11岁的姐姐以及13岁的满叔都接到当时的省府驻地永安。姐姐和满叔，名分是叔侄，实际关系却有点像兄妹。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勤俭持家，在家属大院的一角废弃的屋子，砌了猪栏和鸡埘，弄来食堂的剩饭菜，养两头猪和一群鸡。父亲寄家里汇钱，她将卖猪的钱凑在里面，两个孩子需要补充营养就吃在家鸡下的蛋。父亲只有一身体面点的好衣服，穿脏了，晚上脱下来，目亲给洗了用一只家里带去的篾烘笼烤干，第二天再穿。父亲一些朋友同事取笑父亲：“刘处长，你的衣服烤黄了啊，火大了是吧？”

在省府工作人员家属全体大会上，省主[xi]刘建绪偶尔也来参加。一次，他在家属大会上发表讲话　：抗战刚刚结束，国家已是一片焦土，百废待兴，一些家属的铺张浪费，无所事事，一天到晚沉湎于牌桌旁。同时表扬了我的母亲，如何的勤俭节约。号召全体家属向她学习。我母亲很受鼓舞，以前见有人笑话父亲的衣服晚上洗了烘干白天穿，还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呢。

祖母是1945年8月去世的，终年54岁。她的死，用法律上的语言表述，属于非正常死亡。年纪不算太大，一双小脚，经常犯头痛的毛病，一年四季头上缠着手巾。但依然不辍劳作。此前三年，由于家里还是去父亲读书以来欠债太多，无力偿还，退掉了佃作的十几亩水田，夜晚偷偷地迁徙，走得还不大光彩，到浏阳大围山垦荒。听说那里搞苏维埃时杀戮太重，荒芜人烟。路经一个叫徐家桥的小镇，听从一位徐氏旅店掌柜的劝阻，停留下来，盘下一家豆腐店，做起了卖豆腐的营生。该豆腐店只有一个中风瘫倒在床的老太婆，儿子若干年前参加红军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有一个附加条件，必须照顾好疯老太婆。祖母答应了。此后，全家人都忙着做豆腐卖豆腐的活儿，祖母则专职侍候病人，为其端屎端尿。那是一份又累又脏的活儿，老太婆脾气也不好，祖母行动慢了一点，她就会指着我的祖母就会骂骂咧咧的。

在徐家桥待了一段日子，乡邻渐渐地知道了我家的事儿，便有了许多议论。有的说，这户人家肯定有钱，这是装出来的；立刻有人附和：当然啊，财不露白呀。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他家真的有人在外做官吗？

祖母的死，纯属意外，其实也在意料之中，那天早晨，她提了一水桶疯老太婆晚上换下的脏衣服，到小河边的码头上去洗，便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在距离码头下游的堤岸边找到了她浸泡得发胀的遗体。

祖母办丧事，徐家桥人都说，有不有钱可以见分晓了！

祖母的丧事办得很简单，不但没有花多少钱，父亲作为长子，连丧都没有奔。其时福建省政府的秘书长是父亲的同学，他代为向省主[xi]请假都未能批准。因为马上就要征粮了，父亲无法脱身。开始，父亲想不通，主[xi]往日待自己那么好，他又是那么看重传统道德的人啊。后来，有秘书长亲自过问，在省府家属大院摆设灵堂，刘建绪亲往祭奠。父亲理解了，十分感动。

刘建绪撤离大陆时，一定要将父亲带走，父亲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留下，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还是留下来尽孝吧。和父亲同路的还有一位堂叔，见父亲执意留下，一声叹息：大哥这辈子完了。父亲解放后的遭遇，被堂叔不幸而言中。

（三）

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一些家中有田产的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相对少一点的则是中农或富裕中农，实在没有多少田产划贫农、下中农。按阶级划分，地主富农就是敌人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右派、坏分子归在一起，简称地、富、反、坏、右。有时又将右派剔除在外，习惯地称前者“五类分子”，后者为“四类分子”。在农村，连年运动不断，上述分子，作为阶级敌人，总是挨斗的活把子。随时都可以五花大绑，戴高帽，游乡示众。

我们家里的成份却是一个奇特现象，划成份时，土改工作队经过深入调查，我家12口人，挤住在几间破烂的土坯房子里，仅有5亩多山冲里的薄田。按划分成份的政策，实实在在的贫农。我父亲解放后，曾被乡农会绑送县政府，经审查，他从入伍到还乡，是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和共[chan*]党作过对，关押了21天，交乡农会领回。家里人在被绑走时，急成一团，无不后悔没有坚持要他随刘建绪一走了之……不过，就这样的处理结果，也能接受的，因为，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功中，镇保长杀了一大批啊，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高兴得太早，1964年的四清，稍后一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至文化大革命，父亲经常半夜三更被一群人抓走，一时称“四类分子”，一时称“五类分子”，他本人的具体名目是“历媪*******??分子”，头戴纸糊的高帽，名字上打一个红叉。记得母亲第一次见这阵势时，立马被吓得晕了过去，以为要枪毙呢，她不识字，但知道法院布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上打红叉。

一次在公社召开的万人斗争大会，父亲听到高呼“打倒国民党贪官污吏，回过头去反驳发言的大队支书：“我不承认，如果我是贪官污吏，为何要划我贫农成份？”

支书听了为之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朝我父亲脸上猛击一拳，年过花甲的父亲摔倒在台板上，验证了一句中国话：打得你满地找牙。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能吃硬的食物了，因为缺了好几颗牙啊。回忆起文化革命的岁月，那时候，我和弟弟都感到惶惑，无所适从。我们被称之为可以教育好子女，可是，无论你表现有多好，永远也没有“已经”教育好的那一天，属于正在进行时。更恼火的是被叫去谈话，要我们兄弟?*******??父亲划亲界线。这实在为难，父亲不但给了我兄弟以生命，还将我们抚养长大承认，恩重如山啊，我们怎么能将父亲像对待敌人一样去斗倒都臭呢？

感到恼火的还有我二姑和满叔，他们分别是小学校长和单位领导，他们的那点文化都与父亲有关。二姑只过两年小学，但人极聪明，她长期充当父亲和家里的书信联系。战争期间的军队，多么紧张，不言而喻，可是，父亲硬是在戎马倥偬，将二姑的信像学生作业一样批改，而后寄回来。二姑的学业问就是这么做起来的，这颇有点类比现在的函授吧。满叔和我姐姐年纪差不多，在福建永安时和姐姐共一所学校读书，他的学问取之于正道。

父亲既然成了阶级敌人，二姑和满叔作为共[chan*]党员，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可与之来往的。在这方面，二姑做得不够好，她表面上和父亲划清了界限，背后却不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学校里分了香烟票，大家都知道她一个女的，不吸烟，却要了。二姑父是吸烟的，得知此事后很生气地质问：“你的烟票呢？”

二姑悄悄地说：“我让大侄儿拿回去给大哥了。”

二姑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哦，那好，大哥也太可怜了……”

满叔的党性立场要比二姑坚定得多，他在外地工作，几年还难得回家一趟，愣是过我的家门而不入。父亲听说他回了，满心欢喜，想去见他，意识到自己阶级敌人的身份，却又不敢前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1975年正月21日，父亲死于普通的感冒，1。76米的身材，体重只有50公斤，可见其虚弱到了极限。

父亲去世后，被安葬在距祖母的坟墓不远处的山坡上，祖母倘若九泉有之，对当年自己的治家方针作何感想？

1978年，所有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都有书面的摘帽通知，唯独我父亲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为此，我专程去了一趟县里，找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你父亲没有戴帽子，意思是说，不是阶级敌人。那都是你们公社、大队搞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