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想起对孔子论语的批判，是在和一个网友的跟帖里。

这个网友曾用论语里的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反映当前求同存异、不随声附和的学术探讨正确态度。因为是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老朋友，所以就和老朋友开了个玩笑，我在回帖中说：很想把孔老先生叫起来问问：君子和就一定不同？如果又和又同的算君子还是小人？小人同就一定不和？狼狈为奸的小人多着呢！既不同又不和的，那该算什么人呢？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和”和“同”来判断：谁是小人还是君子。当然，在老朋友看来，我也许是在钻牛角尖。可是仔细细想，也并不是全无道理。想起胡适先生曾说的：宁肯疑而过，不能信而错。我想有必要写一下我眼里的儒家文化。

想到论语不过2万多字，就回头再一次温习一下。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老实说，我在论语里感觉到的更多是一种心灵迷幻汤药，刚喝起来也许清甜可口，但时间一长，就像慢性毒药一样慢慢发作，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原来自己已经被专制文化侵蚀得千疮万孔了。

我出生在一个批林批孔的年代，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故事（但现在很多人怀疑甚至否定它的真实性了）。小时候，看到图画书上孔子举着“仁义”大刀，又瘦又怪，蛮可笑的。我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埋下了对孔子的恶感。反过来，我倒是那种政治家一批判，必然要看个究竟的那种人。当然不全是为了好奇，我认一个死理，凡是政治家动用各种资源去批判的，这个人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像我们这些庸庸碌碌之辈，请人家来批，谁有哪个闲工夫？

因此，我读《论语》应该算是蛮早的，可能是因为当时能够读到的好书不多，也曾觉得孔子实在厉害。一个2500多年前的人，在前人几乎一穷二白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竟有那么多想法，而且他的思想几乎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史，老实说，不能不叫人钦佩，也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子孙崇敬和爱戴。但是，我也知道，孔子他们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社会转型期，他的学说主要是为封建社会建立专制秩序服务的（也有人认为是为奴隶制服务的），也就是说，儒家学说归根结蒂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即使当时有很大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里边很多思想外表光鲜，里面已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别急，我当然要拿出证据。首先，我们要知道《论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论语》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挂名作品，换句话说，孔子的《论语》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孔子的作品，充其量只是孔子弟子整理记录的孔子上课笔记而已——这里记载着孔子及其弟子偶尔蹦出的闪烁着智慧火花的隽语。当然，我得也承认，孔子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部分应该是很有哲理的，但是论语最大的弊端就是很少记录说话时的语景和场面，所以，很多隽语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因为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也必然带来消极的弊端。举个例子，普普通通的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大家最耳熟能详最脍炙人口的名句。但是，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如果一个从远方来要钱的朋友，可能大家可能就高兴不起来——这就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弊端。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孔子的“断章”来“取义”，很多思想和结论就有可能变成了似是而非，难免就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了。

当然，时代不同了，狗肉一般也比羊肉值钱，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干那种事情了。但近来，在文化复兴的大旗下，一向门前冷落的传统文化，终于沉渣浮起死灰复燃了。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当然成了香菜饽饽，有许多大家、学者纷纷出来讲讲《论语》，讲讲孔子，连“小马哥”周润发也过了把孔子的瘾。

但不管怎样，世界上任何一种学理都需要论证的，论证既需要正面的例证，更需要经得起反证。因为在社会科学这个复杂的领域里，人们几乎可以为任何一种学说找到例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例证，我们就要承认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还需注意，有没有反证，同样可以推翻我们的结论。一般说来，证明愈是完善，越经得起推敲，也就越接近于真理，反之，离开了论证，所有的学问，必定存在种种弊端和错漏。虽然我不敢保证这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可以肯定，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人任何学说，即使连圣人也不能例外。亚里士多德曾被西方人奉为人类唯一的精神导师，这位可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撰写了百余部大作，建立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的伟大人物，在自然和社会会科学领域的许多论断，不是也在一个个被推翻？而且，亚里士多德还是逻辑学集大成者，其学说也曾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呢！而孔子的《论语》，既没有个人的深刻生命体验，也没有严格的逻辑论证，甚至没有在诘问和辩难中得到挑战和质疑，这样的学说却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打死我也不信。

本来，儒家文化和诸子学说是平等的，并没有特别高深精微之处，但是后来经过统治者的抬举，便卓然于其他诸子之上了。我有一个经验，凡是被统治阶级所认可、所御封的经典典籍，十有八九就是伪学。大家可能说我主观，有偏见，说实话，活了这么多年，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凡是统治者告诉你的事情，首先得怀疑，然后再反过来听听试试，最后的结果却是屡试不爽，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当然我绝不能把我的经验之谈当成真理，现在很多人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回头看看，统治中国2500多年的儒家学说，是不是把中国人带向了文明和幸福？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儒家学说所统治的中国历史，出现的包小脚、养太监、“易子而食”、吸鸦片等等种种令人发指的恶劣行为，再加上孔子的徒孙们所宣扬的三纲五常制度，我更加认识了儒家学说的虚伪和恐怖。我不得不承认，在诸子百家中，再也找不出比儒家学说更好的，维护统治阶级专制、戕害人民的思想工具了。儒家文化确实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头号金字招牌！而这样的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摧枯拉朽，毫无抵抗之力，我对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和落后消极性更是深信不疑了。而这样的学说，反倒被一贯反对孔子学说的新政权所支持，并且积极支持到海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我似乎更加明白了什么道理。

经常听有人说，“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我们学习的是儒家文化，和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想法当然是善良的，乍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是，文化真能够和政治切割开吗？广义的文化本身就包括政治，何况，中国历来强调学以致用的，我很担心某些人会拿文化，当作政治的遮羞布。不信，请看：《孔子》导演胡玫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说：“拍摄《汉武大帝》时，注意到一条重要线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把儒学变为国学……我在研读过程中，觉得儒学对治国是如此重要。”这下明白了吧？胡导只不过说了句真话，但像于丹这类学者，绝不会说出这么赤luo裸的真话的。

再说啦，孔子《论语》离我们已经近2500多年了。事隔两千多年来，我们对孔子《论语》的理解真的就是孔子的本意？坦白说，我是很怀疑的。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多舛，很多文化典籍都不同程度遭受到损毁和篡改。大家都知道，秦朝发生的焚书坑儒，大量的诸子之书被焚毁后，人们凭着记忆和残迹，经过校勘训诂贯通，穿凿赴会，重新演绎修正了古代典籍著作。当然有人为了多挣钱，难免托古造书发财。还有些读书人因为自己人微言轻，只能借托名人抒发自己的观点，便在抄书的过程中渗透进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最可恨的是，朝廷组织人力物力对古代典籍进行修编，凡是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一律要动“手术”或者焚毁。所以说，很多古代文化典籍本身被掺了不少水、甚至三聚氰胺的也说不定，谁能保证他们是无公害精神食粮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论语》，难道就一定是孔子和其弟子当年所说的话吗？譬如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易经》，孔子曾经整理过。《庄子》除了《说剑》和《渔夫》外，其余都是伪作。可见，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把许多伪书当作经典背诵，自己尚不认识，误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岂不知只是一块似是而非的黄铜罢了，孟子尚且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说即使在孟子当时，对一些所谓的儒学著作恐怕也是不信任的。

何况，中国语言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同一名词在不同的年代已有不同的涵义。譬如说上厕所，古人有更衣和出恭之说，而现在则换成洗手解手上一号等等。为什么中国会有训诂学？就是因为古代的语意，我们现在已经很难都读懂。当然，训诂也不是万能的，譬如说，《大学》里的“格物”二字，据说解者就多达70余家。国学大家王国维曾说；“诗经，自己有十分之一二不懂，尚书，有十分之五读不懂”。连当年北大古文功底最深傅斯年，也说孔子的论语并不是都能读明白的。由此可见，我们要想真正了解古代典籍的精华，又谈何容易？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我不怕被证明有错误，我只怕被误解。”而孔子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被误解是必然的。因为《论语》本来就是述而不作的片言只语，这些被其弟子勉强收集起来的生活和教学中的碎片，被孔子的徒孙们当成经典收藏，而且胡乱演绎，强作解人，非把孔子弄得神圣无比——其实是对孔老先生的亵渎。譬如说“交友无不如己”，南怀瑾李零于丹等解释恐怕就不能统一。甚至“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儿童作家郑渊洁也提出了怀疑，而且怀疑得也不是全无道理。由此可见，孔子的“被误解”是必然的宿命。既然连国学大家们都读不能真正读懂，而于丹等人却敢强作解人，只能说是按照某种意图，按照自己粗浅的理解胡乱解释罢了。这哪里还算是古代典籍的精髓？

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从支离破真伪混杂的中国古代资料里整理出一些头绪。而要从这些繁复而错杂的资料里寻找金子，就需要踏踏实实整理国故。但现在的中国学者一般都很浮躁很急功近利，真正有决心把国故整理成国粹的实在太少。大部分人不过打着文化复兴的旗号，满足那些长久疏离传统文化的人，给他们吃一顿美妙的迷幻鸡汤，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出名牟利罢了。

中国人是喜欢怀旧的民族，而且是民族自尊心特强的民族　所以，大家最喜欢在书上看到的是，我们的祖先曾怎样的智慧勤劳，曾创造了多么辉煌灿烂的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似乎是人类社会的黄金年代。反过来，一旦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批评祖先的文化并没有那么了不起，大家一定会认为你有民族自虐心理，一定会群起而攻之。最可笑的是，越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人，对传统文化越特别崇拜，你问他，他会告诉你，传统文化确实博大精深，因为看都看不懂。这绝不是笑话，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当然，还有些人是长久吃西方“垃圾”后，产生对传统文化的怀念。这种情绪就像今天的人们吃够大米白面，突然怀念起当年吃地瓜干和玉米面时的甜美，岂不知当年被它们折磨的要死。其实偶尔回去吃点地瓜面玉米饼，权当作稀罕也未尝不可，但是千万不要产生错觉，以为它们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说句不好听的，在一些发达国家里，那可叫饲料作物。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

再退一步讲，即使孔子真的神圣无比，最光荣最伟大最正确，但是过了两千多年，当今世界已是计算机和阿凡达的时代，孔子的那一套还会成为拯救中国道德的良药？孔子的思想对当时中国人由野蛮走向文明可能有过积极的意义，对当时社会的也起到过稳定的作用。但是当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照亮大地，我们仍然要回到古代文明里寻找一些残章断句，妄图靠老祖宗的已经腐烂的教条，拯救中国人当前的道德真空，岂不知只能是胶柱鼓瑟而已。如果孔老先生真的能坐起来，不打死这些懒惰不长进的子孙才怪。

我的一个朋友曾说：“你说《论语》也就那么回事，但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宣称:自己靠半部《论语》治天下呢！”这种说法,很让那些拥有“齐家平国治天下”理想的人动心，但果真如此吗？且不说这句话的真伪，但就我们所看到的《论语》，到底能够为治理天下提供多少资源？如果那点零碎的指导性规劝性意见，真能够指导人们治理天下，那么，治理天下不也太简单了吗？那些熟读经书的迂腐酸儒，哪一个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良才？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说明论语有多么了不起。毛泽东还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并没有多少墨水，不是一样能打江山和坐天下？所以说，如果通过“半部论语治天下”，来论证《论语》的重要性，那就是扯淡和抬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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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连三岁幼齿都知道，孔子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有很多教育理念至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譬如“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等等。孔子弟子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二贤，成才率高达百分之二还多，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总纳闷，为什么孔子的弟子徒孙没有人超过他，而与其同时代的苏格拉底的弟子徒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比老师有成就。虽然孟子盛赞孔子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即使我们承认，当时孔子真的壁立万仞，高不可攀，但经过2500多年却后无来者，这难道不让人怀疑吗？也许，我们可以从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里探寻一些原因。

我是属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也没有什么特别方法论的那种人，但我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果我们把大约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放在同一面镜子前面，谁高谁低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于是，我把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和孔子教育进行了一下对比，很遗憾，我的结论却是在他们那个年代，我们的思想哲学和教育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这当然不是令人高兴的结论，特别是那些一直认为我们拥有灿烂文化遗产的那部分人，一直认为我们是在近代才开始落后的那部分人，这个结论确实不能令人接受。当然我也知道拿出这个结论所要面临的重压和诘难，现在的中国有一种风气，似乎只要夸外国先进，就是“别有用心”，或者是有“民族自虐的心理”。所以，我们的国人虽然不得不承认，现在的西方确实比我们发达，但是对古代，我们总愿意相信，我们的祖先是最聪明最了不起的的。这很有点阿q的味道，总喜欢炫耀吹捧祖先曾怎样风光荣耀。如果是事实，当然也无可厚非，谁不愿意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呢？但是，如果事实相反，我不知道是该保持沉默，还是冒着惹起众怒的危险说出真相。摘一片叶子的确可以蒙住眼睛，但是却不会遮住事实和真相。如果我们为了可怜的自尊心对真相视而不见，岂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么？我觉得，中国当前最不应该担心国人的“民族自虐心理”问题，相反，我们现在面临的的病症，依然还是那个天朝大国遗留下来的民族自大狂症间歇性发作问题。

话归正题。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当时学校教育总体情况。大家知道，孔子当时创立了私塾教学方式，这种形式在中国基本已经失传，似乎在一些电影和文学作品里我们还能看到某些痕迹。而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创建的阿卡德米学园学院——那可是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内部有很严格金字塔形教学体系，在他的学院里，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不同的班，学习不同的课程。小班里有音乐故事游戏等，大班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甚至还有军事，30岁以后还可以研究哲学。而其弟子亚里士多德所创办的吕克昂学院，更是设立“百科全书式”课程，甚至还有图书馆和动植物园，这个学院的老师是一边在花园里散步一边讲课，因而被成为逍遥学派或者漫步学派。而当时的孔子虽然也强调因材施教，但孔子的教学不管是从课程设置，还是从教育规模以及教育的科学规范性，都是没法与古希腊相提并论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让我们从他们的教学目的和教育理想进行对比，也许人们可以通过对两种不同的教育目标里对比，得出更客观更真实的评价。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齐家平国治天下”，从大方面说是培养学生实现其政治理想，从小的方面讲则是解决吃饭发财的问题。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中多处关于“禄在其中矣”的陈述，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清晰的教育目标。也许，在孔子看来，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帮助统治者治国的同时，为自己谋取生活俸禄。无怪乎，孔门下的儒生无不把读书求仕当作自己一生的目标，“学得权与术，贷予帝王家”。当唐太宗得意洋洋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那种通过科举考试的工具，把天下读书人一网打尽的自豪溢于言表。因为为了科考做官而读书，读书人丧失了思想的独立性，知识分子的的脊梁从此弯下去，再也没直起来。大家都很熟悉的《范进中举》，更是把中国历史上，读书人挤破脑袋读书求仕的悲喜，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与之对比，古希腊三杰则是把学生的身心发展当作教育目标——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何其相似！坦白地说，但我看到这个事实时，我既有一种震惊，更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当我们今天还在为素质教育理念沾沾自喜时，岂不知那竟然是2500年前古希腊的教育遗产。

古希腊人认为：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宣称：“获得智慧是愉快的，所有人都在哲学中自由自在，希望花点时间研究它，而把其他事情搁在一边。”虽然贵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却依然选择回雅典创办学院，远离政治。也许，这在儒家学说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古希腊的先哲看来，使自己不朽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就是求知，所以，他们强调知识为思想服务的，而不是当官发财的敲门砖。苏格拉底及其徒子徒孙创立和发展了全部科学之母-——哲学，并且创建了匪夷所思完整的科学体系。相比之下，孔子的儒学，既称不上哲学，又算不上宗教，只能勉强称作是形而下的人际关系社会学。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钱钟书先生，经过论证，宣称那确实是哲学。人家可是一等一的学术专家，如果不是在政治的高压下，做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即使儒学真的属于哲学的范畴，也只是尼采所说的“庸俗的世俗哲学”。虽然说这样的学说对人生并不是全无益处，但是，与探索生命奥秘，探索自然真理的古希腊哲学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爱好知识，寻求真理，乃是人类共性”。但是如何获取知识呢？在西方和儒学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生活实践是理论知识的源泉，也是探索和创新的基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无疑是重要的获得知识的方式，特别是在知识资源很贫乏孔子那个年代，现成的课本知识实在有限，就更需要从生活实践中发现知识，探索真理。

与孔子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其教育方法是通过社会生活，更多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在生活实践中领悟人生的真谛。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摘一棵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了。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去，最后，他垂头丧气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难得看见一株看似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不得已，因为只可以摘一次，只好放弃，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棵麦穗也没有。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爱情”。这种通过生活实践悟出真知的办法，是发现知识探索真理最好的途径，也是后来西方倡导实证法的肇端。而亚里士多德这个“蘸着思想书写大自然”的人，他更是强调事实材料的收集，从客观事实中发现知识，探索真理，而不是抱残守缺因循守旧。

反观孔子所提倡的学习，似乎更多则是强调向课本的学习和像古人学习。《论语》中说“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信而好古”“君子博学于文”等等，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当然需要学习，但是学习的目标是发现真理，而不是成为知识的储蓄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的诗句道出了学习的真谛。而当其弟子子路质疑道：“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没法驳回，只能是骂他佞者。事实上，真正可靠的知识是建立在直接的客观实在事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前人的结论上。孔子既没有教导学生如何从实践中获取知识，也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推导知识，探索真理。孔子教给学生更多的是“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黑格尔）。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只能算一个好的道德的老师，确实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似乎某个学者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如果没有个人生命的体验，只有一大堆僵死的知识，这样的人充其量只是书呆子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创造和发明呢？”虽然我们也知道课本知识的学习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脱离生活的“活水源头”，必然把学生变成死记硬背的书呆子，变成只会鹦鹉学舌的酸学腐儒，变成缺乏创造能力的高分低能儿。

孔子的具体教学方法现在已无从得知，但是通过“诲人不倦”，和师承孔子的传统私塾教学方式，大致可以推断出，孔子的教学一般是老师坐而论道（不排除有谈话法的可能），学生被动接受。虽然孔子也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真理的探讨和知识的获取，并不是只要学和思就行。特别是在知识资源落后稀少的古代，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师承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在教学中，并不是简单地教给学生知识，更多则是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柏拉图的知识也许并不是最渊博的，但是他的心胸是开阔的，目光是长远的，譬如他自己不是数学家，但是却积极鼓励其他弟子学习。并没有门户之见，更不以权威自居。而孔子的教学无疑是以古人知识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反刍灌输为主，对于什么是“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实真正的“知”，并不是简单的学习就能得来的。当年苏格拉底被祭司认为是全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时，苏格拉底却说：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种对最高存在的谦卑态度，正是一个富有思想哲学家的态度。这种永不满足和真理面前谦卑的态度，这也许是西方思想永远生气勃勃，永不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孔子所宣扬的学习方法和教育理念，把几千来的知识分子变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可说是举国废物，而且至今，中国的教育仍深受其害呢。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他们是如何对待真理和师道的。儒家学说里历来强调师道尊严，不允许学生背叛师道，甚至说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论语》中孔子最欣赏的学生是颜渊，在《论语》中除了说他是一个安贫乐道悟性很高的学生外，其他记载则相对较少。那么，孔子为什么喜欢颜渊呢？下面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略知一二。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大约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乖乖生”，老师说了半天，从不违背老师，也不敢质疑老师，这样的学生竟然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好学生，从中不难看出，孔子的教育观念和现代创新教育理念是多么不搭调。苏格拉底当年的教学方法是诘问法，意味着在相互辩难中探索真理。而孔子则对诘问十分反感，孔子的几个喜欢诘问老师问题的学生如子路宰我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话多，而且有时敢于质疑老师，甚至和老师唱反调，这样的学生自然是孔子所不赏识的，所以他们经常遭到孔子的嘲笑甚至痛骂。例如，宰予曾经向孔子提出了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他假设这么一种情况：如果告诉一个仁者，另一个仁者掉进井里了，他应该跳下去救还是不应该跳下去救？因为如跳下去则也是死，如不跳下去就是见死不救。这本是一个锻炼学生思辨能力的很好机会，但孔子却认为宰予提的问题刁钻，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可欺也，不可罔也。”很明显，孔子把这种辩难，当成了对君子的侮辱，确实令人悲哀。因为没有辩难，孔子的弟子往往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唯孔子之言是听，往往很少敢对孔子进行质疑，更别说批评了。这恐怕也是儒家学说在2500多年的时间里死水一潭、举步维艰的原因。

柏拉图则说：“尊重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们都是把真理当成自己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在学院学习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和自己的老师为了真理探讨，分道扬镳。柏拉图称亚里士多德为小驹，即吃饱奶会乱踢他的母亲的小马驹。亚里士多德虽然尊敬和感激自己的老师，但是在真理面前，他绝不会为了感恩戴德而背叛真理，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苏学能够发扬广大的原因。反观孔子的徒子徒孙，并不是把真理的探索放在首位，而是把所谓的师礼放在首位。孔子的弟子大多只是作为孔子的传声筒，或者解释器，则只能对孔子的学说进行整理和阐释，很少有人怀疑，更不说批判了。这样的治学方法怎么可能造就真正的社会人才呢？无怪乎我们的学术思想像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除了我们后世子孙不争气的原因外，其实在最早的孔子时期，在起跑点，儒家的教育理念就已经输了。

再从代表人物的思想的高度和贡献来看，苏氏及其徒子徒孙也是孔子难望其项背的。他们不仅创建严谨的哲学体系，而且还是哲学和科学的拓荒者、奠基人，为后人哲学和思想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这也是从古至今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而孔子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在中国也很了不起，但是，孔子既没有创立严格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没有提供科学的思辨探讨问题的方法，更没有像一个拓荒者一样在一篇荒芜中，开辟出一条通往科学和民主的道路，反过来，他的思想成为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阴霾，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和枷锁，这也许是孔子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有人说，你也太不客观了，难道我们古代的教育真的没有某些方面比古希腊先进的？我想大约应该有吧，但是，恕我直言，我自己确实没有发现。如果说儒家学说对封建王朝的秩序建设起到了稳定作用，那么儒家学说对学术的发展起到的无疑是阻碍和消极作用。孔子的学说在近2500年的统治里像死水一样毫无活力，几乎没有人敢于打破它，破坏它，除了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外，还与其内在的僵化的思想和腐朽的学术秩序有关。所以，今天中国的教育改革要寻找出路，应该更多向西方学习，而不是试图从孔子的迷幻药里找到治病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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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说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很少涉及到方法论。孔子学说的整体缺陷在于喜欢高悬一个非常光耀的目标，但避而不谈如何才能达到目标。譬如说《论语》中很著名“过犹不及”的论断，实际也是中庸思想的精髓。但何为过，何谓不及？哪里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呢？如果真有现成的“恰到好处”的平衡点，那么世界上的人肯定不会犯任何错误。但事实上，这个所谓标准平衡点，只是人们异想天开的幻想罢了。所以在中国，中庸大部分是“和稀泥”的代名词，看似公正平衡，实际上是不讲逻辑真相。譬如为了维护真理和真相，要不要走极端呢？而世界上的许多真理，本来都是被称为异端的。　

而柏拉图等人的伟大并不在于其思想如何震古烁今，如何千真万确不可动摇，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方法论问题，他们创立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等探索问题的工具，为后人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披荆斩棘创业垂统的作用。没有方法的学问，老实说我是怀疑的。而且没有方法论的学问，其学问的继承和发展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什么西方能够出现那么多星光熠熠的思想家，而中国则只能在两千五百年前的祖先哪里找到慰藉，应该说和孔子等人没有明确方法论的思想体系大有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都是孔老先生的过错，但肯定一点讲，是与其学说中缺乏实证性和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论语》中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某些学者解释说，这里体现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理念，且不说他们的解释正确与否，但是孔子并没有给学生提供一种通过自己实践摸索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这是无疑的。也就是说，孔子的这种靠冥悟和直觉的探索学习方法，固然玄妙精深，但由于人们的悟性不同，悟到的道理自然也有差异，如何证明哪一个是合理和正确呢？孔子并没有提供方法。这种靠冥悟直觉，不讲逻辑的方法，无疑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方法，势必将中国的文化带入背离科学的轨道。

儒家学说的第三个弊端极少存在论证，极少有关于事物原因的探讨，没有明确的因果论。譬如墨子曾批评儒学说：何以为乐，其必说，乐以为乐也，如果要问：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其实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譬如《论语》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什么君子之德是风，小人之德是草？孔子没有说，大家以为孔子这样说了，就一定邪不压正。但是，当我们看到道德败坏的今天，是小人之德盛行，而君子之风不见，可见其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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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要进入《论语》里批判论语，否则，岂不是隔靴搔痒？《论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孔子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叙述。据于丹统计，“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论语》，“君子”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耳熟能详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应该承认孔子的学说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叙述不是全无道理，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这样的君子和这样的小人。但是，如果根据孔子的标准划分小人和君子，无疑有很大的偏颇。譬如我们可能要质疑：义和利是否一定对立？把利放在首位的就一定不是君子的作风？只要是合理合法所得之利，干嘛不敢理直气壮地争取？南怀瑾说：义者，宜也。人生无不求利，利，正是人生之所宜也。求利，本是基本的人性。据我自己的的经验看来，凡是不敢光明正大言“利”的社会学说一般都是伪学说，这个道理很简单，越是大张旗鼓宣扬人的本性的，就越会防范人本性中的弱点。相反，讳言人的本性，往往就不能在制度和道德层面对人性的弱点加以防范，其实是对人性弱点的纵容。而《论语》中：“子罕言利”，似乎“利”就是庸俗的的代名词，仿佛义和利一定水火不容，这当然是荒谬的事情。这种所谓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学说，表面上推崇高贵和崇高，实质上不敢正视人人为利的本质。自古以来，君子凤毛麟角，但是伪君子则如过江之鲫，何也？因为小人绝不可以大张旗鼓去做，而君子，说实在的，也并不是凡人做得来的，伪君子摩肩接踵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古希腊文化里却不分什么小人和君子，人家更愿意提倡公民的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好公民应该以自由人的身份能统治，也能被统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在他们的文化里，合理的自私其实有益于社会的。

记得罗素曾说；真正的伦理就是把人当成人。离开了把人当作人这一条，即使说得天花乱坠，枯木结果，也只能是骗人的狡猾伎俩而已。《论语》中不敢承认人的本性，妄图以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规范人的行为，表面上是弘扬人间的至高道德，实质上是麻痹百姓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论语》中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色，性也。而德育，是后天培养的事情。如果说，孔子连先天和后天都分不开，大家肯定会有意见。但孔子竟然连后天需要培养的事情和先天之性相提并论，并且埋怨人们无法做到好德如好色，不是反映了孔子的天真和不切实际吗？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甚至要求人们不用关心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旦考虑家里的事情，就不足为“士”了。这种要求人大公无私没有私心的思想，实质上不承认人自私的本性。记得某个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性是无法改变的，要改变人性，除非是把他的头也一块割掉。”如果连基本的人性都不敢承认，我想这样的学问，十有八九是虚说伪学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子自己是如何判断小人和君子的。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从孔子的言论里可以看出，反对知识分子的亲自参加体力劳动的，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也许不能对其苛责。但是孔子这种背后议论抨击樊迟的行为，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有很多儒学家将其解释为孔子因材施教，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樊迟这种背后称之为小人的人，却并不是小人，而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当然，如果樊迟真的做出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孔子忍不住愤怒，我想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仅仅因为弟子请教自己农业方面的问题，就背后骂之为小人，如果按照《论语》　“君子不以言废人”　的标准，孔子的这种行为是不是自己所说的小人行为呢？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呢？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后人对仁的理解自然五花八门，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有人说仁就是仁爱，有人说人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不管仁到底是什么，但是孔子描写的“仁”去判断仁和不仁，无疑很难。譬如在孔子要求的三年守丧问题上，宰予则认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在宰予看来，守丧会导致礼坏乐崩，因此主张“一年之丧”，即守孝一年就足够了。宰予走后，孔子感叹说：“予不仁也。”孔子批评学生“不仁不义”当时是颇为严厉的。而这位被孔子称为“朽木不可雕”的宰予，在历史上是一个言辞锋利思维敏捷的先贤。“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由此可见，连当时孔子自己都不可能看准弟子的仁与不仁，而我们今天却把孔子的言说当成金科玉律，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情。《论语》中说“刚毅木讷近于仁”“巧言令色，鲜矣仁。”现在，如果我们仍按照是否“能说会道”去判断仁与不仁，则更会谬以千里了。

孝历来被称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悌，历来被认为人生之本。黑格尔曾说：中国纯粹建立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家庭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孝也是《论语》思想的核心之一。孔子关于“孝”的叙述也不少，譬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孝就是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实，孔子所谓的孝的礼节很繁复，譬如父母死了，要求子女守孝三年，要求不练习歌曲，不演习礼仪。在封建社会，当官的逢其父母去世，须在家丁忧三年。这与孔子所说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也自相矛盾。难怪墨子要“以为其礼烦扰”和“厚葬靡财”而不悦，墨子批评儒家一边不信鬼，一边却要讲究丧礼和祭礼，他说：“这不是没有鬼，却要祭鬼神，这不是没有客，却要行客礼，没有鱼，却下网吗？”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要孝道，但是我们不能把孝道弄成形式，弄成靡财，弄成虚假的礼仪。孝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有孝，何必在乎形式呢？

“圣朝以孝治天下”，孔子反复宣扬的孝道，却得到统治者的垂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孝有助于专制统治。国家是家庭的放大，让孝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道德力量，让每个人都成为道德机器上最冰冷的部件，成为摧残人性和践踏幸福的工具。君不见，从古到今，打着孝的大旗，年轻人连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力都被剥夺，打着孝的名义，父母成了专制的暴君，打着孝的幌子，做出郭巨埋儿的令人发指的行为。正如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认为的：“提倡家族主义的孝道无疑是提倡专制主义的臣道。”《论语》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而给政治披上伦理的外衣，是中国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最擅长的伎俩，无怪乎，孔子的儒学会被当作国教！

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论语》里关于礼的说法也相当多。譬如：“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等等。　其实，孔子所说的礼是有尊卑贵贱之分的，是维护封建社会专制秩序服务的。

孟德斯鸠曾说：“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期都用在礼教的学习上，并把一生都用在实践礼教上”。把礼当作一生的事业，也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兴师动众。但儒家关于礼的学说，往往偏于外面的形式和浮文，忽略了内心的素朴和真实。所以，虽然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但我总觉得名不副实，甚至有弄虚作假的成分。

譬如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宣扬的正名主义，其实不就是弄虚作假的源头吗？凡心怀名者，则必想方设法孜孜求名，凡求名者，无不求最大之名。一旦没有制度约束，难保不采取非正常手段，弄虚作假。譬如说，《春秋》这部历史书，本当应是说真话的，记真事的，明明是赵穿弑君，非写成赵盾弑君。明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非写成“天子狩于河阳”。孔子宣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讳言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反动，是虚假蒙骗的遮羞布。从这个意义上讲，讳言开了主观历史的先河。

下面我们通过《论语》中孔子的具体行为来分析一下，孔子心目中的礼到底是什么。《论语》中记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当门人厚葬了才高德厚的颜渊，孔子却做出“非礼”的虚假面孔。实质上，孔子反对的并不是厚葬本身，而是在他看来，颜渊身份卑贱，只是一介道德学问高尚的儒生，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是不配厚葬的。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虚礼！这样的虚礼是建立在等级秩序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人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本应是大家所唾弃和鄙视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却成了孔子大圣大智的高尚人格的证明，我对中国文化的荒谬和悖论终于有所了解了

《论语》中还记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不愿意卖车给颜渊做椁，我是赞成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力和想法。但是，因为自己曾经担任过（从）大夫一类的官级，就必须要摆谱坐车，而不能徒步旅行，把表面上的虚礼，当作证明自己身份和尊严的器物，反映了孔子的内心的虚弱！在孔子看来，自己的尊严并不在于无与伦比的满腹才华，而是因为自己可怜的已经消失的达官身份。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孔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世俗，而是深陷世俗之中，是沦陷在世俗中的一只丧家之狗。

总之，孔子的礼是建立在人格尊卑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是塑造奴性的润滑剂。孔子的礼并不是现代的人格尊重，与人的平等尊严背道而驰，是社会的毒素和渣滓，是应该被现代社会唾弃的。追求公民的尊严，大力宣扬公民文化，才是现代社会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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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两千年的儒学统治时期，虽然也划过几颗明亮的星辰，但是浓重的黑夜并没有因为几颗流星的划过而照亮。儒家学说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点石成金的妙方，儒家学说并不能够拯救当今社会陷落的道德。当年，鲁迅先生曾借狂人之口宣告：儒家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东西。五四先贤用他们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智慧，帮助我们打破了孔家店，让我们从孔家店里阴暗潮湿的黑屋子里走出来，见到了西方文明一线灿烂的阳光。而现在的御用文人——那一群围着权力撒欢的小驴（尼采），却千方百计诱惑我们重新回到孔家店里，去“享受”那些发散着腐臭气息的精神食粮。这种对外面的金山视而不见，对家里的敝帚格外自珍的做法，实在匪夷所思。

文化复兴不等于文化复古，现在的知识分子表面上打着文化复兴的旗号，实质却在推行改装过的传统专制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就是把封建专制文化套上现代科学的外衣，利用当前的道德真空，趁机兜售封建道德，其实质是利用传统文化阻挡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不抱有足够的警惕，我们就会成为封建道德的牺牲品，就会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有些人不自觉地掉进传统文化的陷阱，被人温水煮青蛙尚不觉得，还在津津有味地为专制文化高唱赞歌呢！

说实话，《论语》里纰漏太多，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或者和时代精神不相符合，或者有明显的逻辑错漏而站不脚。这种充斥着大量封建糟粕的文化，本该遭到大家的唾弃，但很多人被其玄妙的辞句所迷惑，看不见清冽可口的背后，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波普尔认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文明面临的最大困难，仍然是形形色色的恐惧开放的复古主义思潮。”虽然新儒家们给我们勾画了十分美妙的蓝图，但我还是要说，不要再做梦了，21世纪绝对不会是儒家文化的时代，亚洲四小龙的振兴并不是儒家文化的胜利，而恰恰是现代化的结果。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已经成为世界人们的共识，任何倒行逆施必将成为阻挡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当然，这并不是要大家从此不要学习传统文化，但一般人最好是学习国粹，而不是国故，更不是国渣。与其把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学问当成真理，不如从西方浩瀚的严密的逻辑和论证里撷取智慧。与其整天喊着抵制自己尚莫名奇妙的西方文化，不如静下心认真研究其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尊重孔子，特别是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是，我要祝愿，孔子，这个被专制统治供奉的偶像，永远寿终正寝，永远不要再回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