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哪儿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屋。

对面的山被肢解了好多块，建设着各式的厂房，不断地竖起愈发高大的烟囱，每日轰鸣的机械声昭示着这个地方喷发的富裕。崭新的办公楼洗刷着属于山村的最后一点的古朴。

那原本翠绿的青山不再了，光秃秃的山顶还能看出一点山的形迹，不过上面穿梭的是忙碌的挖掘机。交错的土路不见了，流线型的轿车一溜地停在宽阔的水泥路上，倒是几个村里的大妈还在路上扫地，穿着工作服，充当起了环卫工人。不过没有人的时候，一般都拄着笤帚相互拉着家常。

我曾目不转睛地在那片厂房中搜寻，搜寻原本属于自家的那一片，但是真的很难准确的掐准位置，只能猜个大概。

不过对于它的记忆还算清晰，我出生的地方应该是一片灰色的平房，三间，后面还有一个石头堆砌的院墙，院子中间栽着一颗枇杷树。门前是石板堆成的台阶，屋内是简单的陈设，我始终住在靠后的小房间内，外面的杏树有一个枝桠挤进我的屋内，遮住了耀眼的光线，却馈赠着扑鼻的清香。夏天的时候，姐姐张罗着家中的事务，我常常呆呆地坐在石板上，赤着脚平放在下面的石块上，一阵阵凉气沁入心脾，那是至今的回味和永久的向往。

面前总是清汪汪的水田，周边总是飘带般的炊烟。坐在石板上总是忘神，一晃夕阳就垂下来了，隔壁的老奶奶们总是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是个孬子，怎么不出去玩呀，换来我仇视的目光。父母绝不会担心，即便担心的话也只担心会不会是个书呆子，因为，我看书比我的同年人要早许多。

春天是不需要听的，满眼的春天躲闪不及，金黄的油菜，红艳的桃花，翠绿的山野，和煦的微风，总是在不觉中边憨憨地睡着了，醒来一身桃花，满地通红，是风儿把我催眠了，是鸟儿把我惊醒了，揉揉眼睛，看看周边，竟找不到自家的屋子，原来淹没在满园的春色中。对面的人家也只露出两块黛瓦，倒是缕缕的炊烟把老屋提了起来，让他或多或少悬在春天的村落里。

田埂上的老牛悠闲地踱着步子，我也悠闲地背着书包，山里的时光流逝的总是很快，就在桃花开，杏花落，梨花如雪的三五年后，我离开了这最初的老屋。

初中是在集镇上读的，父亲在哪儿有一个面粉加工厂，他常年住在哪儿，离学校很近，一百米不到的距离，我上初中那年，父亲索性把家就安在厂房内，厂房是个窄窄的长条，摆放着相关的机械。在拐角处腾出了一间小屋，那是父母的房间。我没有合适的卧室，聪明的父亲想了一个法子，为我打造了一个阁楼，四面全是木板，两床被单一放，我的床便应运而生了，空间不是很局促，可以放一个水瓶和一个收录机，还堆了很多书，里面安装了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我一上去，小楼内如同白昼，我靠在被单上，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写字，一会儿听录音机，他们也不大上去检查，自由而畅快，要不是同学举报，我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可能在那时已经写成了，不过能不能做现在的老师也难说。

撕毁了手抄本，规规矩矩地对付老师们的题海，也终于混成了一个后来的小学教师。

住在镇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吵，我偏又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门口的柏油马路是两个县城的主干道，数不尽的车辆呼啸而过，到了夜里，往往被大车的嘶鸣吵醒，有只能数着数字慢慢入睡。白天也不好过，父亲的职业就是加工面粉，几台机械齐声呐喊，耳膜里回荡着不绝的轰鸣。此外，父亲的生意还不错，尤其是快到年关的时候，加工面粉的人挤满了屋子，父亲只能连天带夜的操作，最高峰的时候，父亲六天没有上过床，实在困了，就在机械边打个盹儿。加工面粉的人不把面条带回去，他们是不走的，很有趣的事情，我经常一觉醒来，床头一下子能冒出几个脑袋，有时我的一日三餐都是这些陌生的脑袋准备的。

其实，对于集镇上的日子，我记忆的远比山里的日子清楚地多，我是在集镇上长大的。集镇是没有季节之分的，总是灰蒙蒙的天空，总是乌黑的马路，总是机械的交响，总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总是铺面前发胖的售货员的东拉西扯，总是各个单位的头头络绎进出饭店的身影，总是放学时黑压压的自行车队，总是父亲偶尔闲暇时永远端起的酒杯。

集镇没有春天，在集镇上的心灵没有春天。

那片老屋后来失火了，烧毁了所有的厂房，也烧毁了我家曾有的小康，失火的时候，天上一片通红，母亲肆意的泪水并没有浇灭肆虐的火苗，那个春天，我听到的是阁楼上火苗吞噬木板的声音，那个春天，我听到的是母亲无奈的呼喊，那个春天我看到的是自己倔强而坚定地眼神，那个春天，我心痛的是父亲突然老去的身影。

相比而言，我现在住的实在舒心，安静的校园坐落在空旷的田园里，墙外油菜花黄，墙内绿色欲滴，成群的鸟儿发出清脆的叫喊，操场上不时发现远处坠落的风筝，放肆地躺在地上，仰望着蓝天，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芬芳，心里能装进整个世界。

其实，以前的校园还是热闹的，十来户的教师住在一起，我戏称为大院之家，大家和睦惬意，一到傍晚，坐在一起聊聊天、喝喝啤酒，日子流水般安详，生活牧歌般恬静。不过，新的指引悄悄地改变着这样的宁静，城市像海市蜃楼般地诱惑着乡里的人，房屋的价格让大家坐立不安，乡村的教育让大家底气不足。很快的，新的一轮农村包围城市的风潮来势迅猛，百分之八十的教师购买了城市的商品房，尽管每天要做一个多小时的车子，尽管孩子都缺少有效地照应，尽管顶酷暑，冒严寒，步履匆匆，但大家无怨无悔，总是庆幸着各自的决策英明，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房价，人们关心最多的是银行的利率。

鞭炮响起，鞭炮声落。我们不断地祝贺着越来越壮大的房奴同仁。

妻子按捺不住了，我们在05年末加入了房奴的队伍，幸福地穿梭在银行与银行之间。不过，我还住在这样的院落里。孩子还小，我是坚决不同意我的孩子平添那份折腾的，所以，我的准确定位是大院的留守者。我更骄傲地说自己的是大院的守望者。

这样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我的房子也开始装修了，马上，这片校园也成了我的老屋，更是孩子的老屋。孩子即将成为城市的二代移民了。

我们还能把这里的春天带走吗？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还能听到春天吗？

我的孩子会记得这样的春天吗？长大后，他还会抽空听听听春天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