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逝世四百年，有报道说中国和意大利正在张罗有关的纪念活动。中国天主教负责人表示，利玛窦是爱的使者和传教士的楷模。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我的红色记忆中，传教士通常是反面人物居多，一个个面目可憎，不乏罪大恶极之流。也就是四百年前，明朝万历年间，这位西洋客来到北京，由此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他还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具有影响的洋和尚之一，据我所知，能与之齐名的只有郎士宁、司徒雷登了。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经过两次尝试失败后，利玛窦带着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到了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以天竺僧人身份进入中国，穿身僧服作伪装的利玛窦拥有一种过目成诵、倒背如流的本领。吸引了一批读书人。他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奉命为万历皇帝绘制了更详明的《坤舆万国全图》。他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数学家合作译撰成功《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

不过，中国一些正统学者论述传教士的文章都有这样的一个注脚，西方科学知识是他用以征服中国的手段，是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前站的。犹如，江湖卖野药的，事先表演一番拳脚吸引观众一般。但对于利玛窦这位远道而来的洋和尚，明代朝野上下以礼待，乃至于现代中国学者也对其贡献予以肯定却是十分罕见的。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用心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宣传他的信仰。到了1605年，北京信奉天主教的已发展到200人，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如果说利玛窦是个成功的传教士，郎世宁是个不称职的传教士，而他最大的成就却是绘画，是个出色的画匠。

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郎世宁还将欧洲的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使得清代的宫廷绘画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颖画貌和独特风格。

郎世宁作为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但他在清廷官至三品，由于一直忙于为皇帝作画竟丢了本行，根本没有机会传教了。他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今日全球各大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陈列。

如果说传教士将西方科学知识用作征服中国的手段，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前站的。那么，司徒雷登确实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征服者。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即出生在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才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虽然司徒雷登曾是个传教士，他被公认的最大成就却是在教育方面。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xi]。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长期领导人为这所教会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他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用现在的话说叫人性化管理。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示出他的政治影响力。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他的气节获得许多中国人的敬重。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中华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摇身一变为政客，当上了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同年10月，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

作为大使，其任期内，负责调停中国内战，但最终得到各方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有趣的是，国共双方阵营都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共[chan*]党声讨他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国民党同样诟病，说他同情共[chan*]党、抹黑党国，要为国民党垮台负责。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身为美国利益代表的他竟然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直到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chan*]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新中国事宜，却被提前召回而未能成行，否则这段历史将被改写。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家喻户晓了。

回到美国后，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接着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然后是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1962年9月19日，在中国和美国都不讨好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病故。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至此，虽然六十年前的藩篱把他隔除在燕园之外，但他魂归中国的遗愿总算完成了。

司徒雷登可谓桃李满天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黄华，著名作家冰心　、历史学家白寿彝、物理学家袁家骝、红学家周汝昌、生物学家谈家桢等均出自其门下。海峡对岸和海外的名流精英更是群星闪烁。

数十年后，冰心依然对这位老校长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为当年司徒雷登在燕园主持自己的婚礼津津乐道。

利玛窦、郎世宁、司徒雷登三个不同时代的传教士，横跨四个世纪，是他们让中国认识西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海之内皆弟兄。勿容置疑，宗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长期影响。很久以来，中国的无神论者对其采取的是怀疑和敌视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渐渐发现，对外文化交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活动，宗教已经成为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殊不知，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就是通过兼容包并形成的，从唐僧取经，到鉴真东渡，大唐通过僧人将文化科技传授给东瀛，扩大到东南亚，加上洋和尚的中国之行，才形成今天的大中华文化圈，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就不难发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迹。但洋教始终在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难以抹去。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一场空前浩劫，缘于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山寨版的基督教组织，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后来1853年“马神甫事件”发生带来的外患、国内战争中洋教的政治倾向等等。因此，教会组织的影响力素来被统治者所忌惮也就不难理解了，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关系在一个甲子过去至今没能正常化也是个例证吧。

早在清末，洋务运动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中国工业革命的先河。如今，“洋为中用”在中国人作为公认的准则而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带来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国力大增。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的投资单位竟然是“大卖国贼”李鸿章当年创办的“招商局”。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也包括在文化方面敞开胸怀，实现拿来主义是一种历史潮流。把西方的文化思想带到中国，三个洋和尚在中国的经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的一笔，虽然只是中华文化瀚海中一小朵浪花，却可以说是名垂青史了。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