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何处有龙蟠（二）——一片降幡出石头——走近古都（七）

二、一片降幡出石头

唐朝中晚期诗人刘禹锡曾在慨叹东吴固一世之雄而一朝败北于王浚大军时云：“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这首诗与其说是写东吴末帝孙皓举降旗而亡国之史实，不如说是在感叹东吴及东晋宋齐梁陈之江南短命王朝相继覆亡，成败由人而非天命，地形不足恃王气不足凭之历史教训。这与唐朝诗人李商隐之《咏史》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北湖南埭（即玄武湖）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借六朝纷纷代谢之史实来抒发感慨，借古讽今，感叹人世兴亡盛衰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即或虎踞龙盘，紫气东来，也定然逃脱不了淫逸丧志而亡国亡身之历史命运。

江南形胜地，王朝短命兹，此乃古都金陵历代王朝命运之谓也。古都金陵确实是一部难以费解的书，凡都城于兹者，纵使江山无限，也是国破家亡，不降即逃，最终也无法实现王者天下长治久安之美好愿望。仔细想想，金陵十朝王朝中，其中就有六朝或举降旗北向受俘而孤魂野鬼他乡，或弃城逃亡而身首异处，或背井离乡而孤岛残生，其东吴、南陈、南唐、南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等六朝亡国之君是也。如此六朝历史，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凡都城于此者，即或各朝攻守形势有异，但古城南京守城保卫战，都难逃脱逢战或败或降或逃亡之历史命运，致使今之世人凭吊于兹而感叹“地险悠悠天地长，金陵玉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商隐《南朝》）之讥讽调侃，更有一种“于今腐草无莹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後主，岂宜重问後庭花”而让人伤心裂肺之失落，自然不用说那种只因“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而国破家亡的无奈之极了。

记得晚唐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如果我们仔细思考金陵六朝盘龙不保，降旗一片，何哉？可否亦云“灭六朝者，六朝之君也，非西晋隋宋大清帝国也。族洪秀全蒋中正者，洪秀全蒋氏集团也，非天下也”乎？当初东吴、南陈、南唐、南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等六朝兴起之时，何其气势昂扬，紫旗蔽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竞逐，东吴铁锁横江，北拒曹操南下之铁骑，西封刘备关羽之大刀，扼江控淮，横槊千里，致使曹操谓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其势可乎？东晋末年，刘裕振臂一呼，克蜀中，下成都，复长安，关中尽归建康，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而最终南北抗衡划江而治，何哉？大明王朝朱元璋，1368年称帝应天府时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而北伐，席卷江北，一举攻占元朝都城之大都（今北京）。当其一统九州君临天下之时，可曾想过两百多年后的朱氏由检崇祯皇帝会在北京煤山自缢而断送大明王朝，朱氏由崧安宗皇帝会在芜湖被俘致使南京南明王朝最后大半壁江山易手大清？两百年前之“高筑墙，广积粮，已称霸”之金陵王气而今安在？晚清时候，大清已经蚁蛀大厦，行将就木，倘若洪秀全东征北伐成功，内无杨秀清之被诛，外无石达开之分裂，天下当有中华民国乎？纵然洪氏被诛，倘若曾国蕃不散湘军俯首晚清，下金陵族洪氏之时，挥戈北向，天下当为曾姓乎？1928年张学良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而唯金陵马首是瞻，南京国民政府终于结束了国内长期军阀混战之局面，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蒋中正其喜洋洋者耶？曾记得，蒋介石对井冈山之五次大围剿以百万之众步步为营，四年内战以盔甲八百万而席卷全国，以大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之抗日精神而与共[chan*]党军队抗争，大有天下非蒋氏莫属之势。然则当傅作仪引解放军进入北京城之际，也正是蒋介石撤退金陵逃往台湾之时。蒋氏中正何以得天下而又失天下耶？抑或攻守之势异也之故哉！

闲日无事，慢启史书，于不经意中看着想着那曾经发生在紫金山下的人和事，感叹历代王朝之兴衰。我常想，金陵十朝都会，盛极一时，但十朝荣辱有别，兴亡有异。然大体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内部争斗篡权而改朝换代，如东晋、南朝宋、齐、梁等四个朝代当属此类；二是被其他军阀、党派或者少数民族等政权所灭而鹤去楼空，如东吴、南陈、南唐、大明王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当属此类。这里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东晋、南朝宋、齐、梁四朝之因内部争斗以兵强马壮而颠覆并取代王朝之事，单从江北铁骑南下，饮马长江而并吞金陵之事说起，只要是有心人就会发现，如此六个王朝，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割据江南而不可一统天下之地方政权，如东吴、南陈、南唐、太平天国是也。如此王朝者四，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拥金陵之富庶丰饶，龙盘虎踞沃野江南，甲兵数十万，竟不能北上中原而一统中国，却在丝竹梦里淫逸窝里一个个断送大好河山，举旗北向。二是已然山河一统四方朝贡、却最终败北而亡之政权，大明王朝与蒋氏王朝是也。朱氏王朝起家于农民起义军，亦亡于农民起义军；蒋氏王朝起家于军阀财团亦亡于军阀财团之腐败，历史竟然演绎得如此类似。如果我们给这六朝亡国之君画上一个脸谱来附会丹青，用刘禹锡之“一片降幡出石头”谓此，以表达金陵数代悲凉与苍痛之意，也许会有点刻薄。然而石头城下，虽然六朝烟云孕育着六种确有不同的亡国方式，但表面上看似乎其命运同出一辙：即“一片降旗百尺竿”，其情实为不堪也。

细想起来，东吴、南陈、南唐、大明王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等六朝之国灭，虽然皆因于北方铁骑江南之故而败亡，但形式却又各不相同。一是拼死拼命地保家卫国，最后铁锁沉江，被迫投降而身死国灭者，东吴孙皓是也；二是妄想凭借长江天险，寄希望于苍天佑我，整日沉迷酒色而荒淫亡国者，南陈后主陈叔宝是也；三是“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抗争一年有余而被迫献城投降者，李煜是也；四是江河日下，大臣投降皇帝被俘而亡国者，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是也；五是意欲死守而不敌被迫逃亡最终被俘杀害者，太平天国后主洪天福贵是也；六是一统天下得而复失被迫逃亡孤岛，镇日卧薪尝胆企图光复大陆而魂葬大海者，蒋介石是也。如此六类亡国之君，消融了建业之王气，铸就了金陵之悲歌，从此世人难逢陈后主，而今空唱后庭花，回味之中只好寄缕缕哀思以吟秋风夜月，煮浓浓愁酒以赋大江长流。

我常私下里想：为君者，心中无国，则有国亦不为国；心中有国而无天下，则无可敌天下之国；心中有天下而无强国以治天下之策，其国亦难为国；心中有天下之国，而无包容天下莨莠之心，则其国运不昌民生不保而迨亡也。金陵六朝之君皆亡于此，堪为殷鉴。回首金陵六朝亡国之君，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无意为君而实为其难者有之。然而无论何种情况之下，既承“君临天下”之重责，就理应治国平天下而恩惠苍生，国富民殷四海安宁，何乃六朝繁华皆如昙花一现？古语云：心正而身修，身修则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则平天下也。六朝之倾覆，不在国力之不强，不在弓剑鞍甲之不利，天时地利至上，唯人和之不达也。

三家归晋之时，蜀之先亡而东吴不败。东吴亡时，西晋亦为其所累，千里江防，铁锁横江，实为西晋饮马长江之最忌也。然则东吴亦败焉。而东吴之败，败于家道之不治，败于儿孙不修其身，不正其心，兄弟倪于墙而外不能御侮，纵使万里长江天险，千寻铁锁横江，岂堪一击！当是时，孙仲谋有家有国，意欲扼江控淮建功立业而平天下，可惜晚年治家不力晚节不保，为立太子事而导致“二宫之争”（即南鲁党争），逼死国家栋梁一代忠臣陆逊，皇室遭刑。从此举国分歧，内部纷争，东吴子孙但知有家而争诸位不知有国而谋大业，家国之衰败始焉。

南朝陈国则不然，其败不在争诸，而在荒淫，败在心中只有一己之国而无天下之国，以苟安一隅而为荣。是故公元588年隋兵51万大军南下，“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高祖纪》），隋军兵临城下之时，荒唐的后主陈叔宝依然深居高阁，花天酒地，飞觞醉月，曼词艳语而不闻国事。甚至还沾沾自喜地在《玉树后庭花》的旋律中告慰军臣：金陵“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人再度至，无不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建康实录·后主长城公叔宝》）。然而当隋军入城之时，陈叔宝则在“锋刃之下，未可儿戏，朕自有计”的自我安慰中，于胭脂井中被俘。金陵王气没能成为他的“护法”，南朝寿终正寝，从此结束了它的气数。

南唐李煜从某种角度来说，有着与陈叔宝相同却又不同的命运。所同者，二人皆沉迷酒色诗书，少理国是，一任夕阳西下江河东去。所不同者，陈叔宝承帝位之时，大隋帝国刚刚立国，尚未旌旗南下，以其国威迫使南陈臣服而北向，因此那时的南陈朝廷尚且还是一个独立割据之朝廷。南唐则不然，李煜继帝位之时，南唐已经臣服于北宋王朝，只是不心甘情愿地臣服而苟且偷安（亦曾暗自扩军备战以抗宋廷），赵匡胤屡召李煜北上开封而不至，与北宋王朝较着一股臣拒君命的劲儿。此时的李煜但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因为他心中之国一乃“实存”而“名亡”之国，二乃其无治国平天下之志，只知苟安一隅以赋诗月罢了。有时候历史也会给世人开一点玩笑以调侃生活的泛味，李煜之为帝便是这样。可以这样说，李煜在不该继位的时候被历史推上了帝王的宝座，他本无帝王之才，不该被历史强j*而被迫从事着他自己本不想从事的事业。但又反过来说，历史虽然错误地选择了一位荒淫之君，同时也造就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天才，虽然以其文学天才而治其垂危之国，当为李煜一生最大之错误。李煜之死，最后死于臣虏开封而思昔日也许本不该属于他的“家”与“国”触景生情赋亡国之词“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上。也正因为这一段刻骨铭心的臣虏生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文学天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的一代走出隋唐“花间词”派而走向成熟的婉约派词人。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虽然也曾施轻赋宽刑之仁政措施，终不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面对北宋强兵压境虽然抵抗一年有余，终于不免为亡国之君。然而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则在历代帝王之中实所罕见。故而在李煜的心中竟然知其有家而不知何以治家，想立一己之国却又不知何以治国，直到当上了“违命候”才知“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而感叹“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为臣虏”之后镇日以泪洗面痛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方才明白“梦里不知身是客”而“一晌贪欢”罢了。赵翼之“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实乃李煜之谓也！

在历代帝王的家国春秋中，南明王朝弘光帝朱由崧可以说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帝王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儿科。时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写道：“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杨广之荒淫，合而成一人。”以此谓朱由崧实在精辟！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自吊媒山虽然宣布了大明王朝的灭亡，然此时清军入关将李自成逐出京城，农民军与满清八旗军的较量也正是大明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况且黄河下游、整个长江流域和富丽堂皇的江南之大半个中国还在南明王朝的版图上，拥有300万大明军队的南京王朝完全有能力有势力完成“兴灭国，继绝世”之中兴大明王朝的事业。而且更有甘为驱逐满清恢复大明洒热血抛头颅之儿女为之奋斗牺牲。倘若朱由崧心中有家有国，他一定会知道自己逃离洛阳流落江淮的家仇国恨，更应该知道满清入关与大明王朝的生死较量。然而历史又一次错了，竟然把一个不知有家更不知有国的荒淫之君推上的南京倍都的宝座，自然也就把大明王朝最后一线复国求存的阳光扼杀在西风瘦马之中。在朱由崧的脑袋里，只知道李自成克洛阳杀其父，进北京，逼死崇祯帝，如此家仇自当刻骨铭心。然而他却不知道满清八旗劲旅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引领下挥戈幽燕，赶走李自成，逐鹿中原，饮马长江，国家危在旦夕！因此朱由崧称帝后，始终幻想与清军议和，而与农民军为敌。他大难当头却又昏庸无能，只顾沉缅酒色。正如他让大学士王铎给自己写的一副悬挂于皇宫内的对联云：“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大有“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之雅韵。然而强征民女以为淫乐，远贤臣，亲佞臣以为荣幸，把朝中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之手，排斥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高弘图等抗清派，以至内部争斗激烈，对外又不作防御清军的准备。当镇守武昌之南明王朝大将左良玉率20万大军以“清君侧”之名挥师东下，讨伐马士英、阮大铖等逆党之时，正值满清多铎所部清军直扑江苏扬州之日，扬州守将史可法连章告急，朱由崧、马士英却抽调黄得功等精锐部队去抵御左良玉军，却不使其支援扬州以抗清兵，甚至扬言“宁可君臣亡于大清，决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致使扬州数十万军民死于非难。更有甚者，1645年5月满清多铎血洗扬州十日之惨绝人寰，竟然没有惊醒这位弘光由崧皇帝，他仍在饮酒作乐，醉月怀春，其国焉能不灭？1646朱由崧绑杀于北京之时，是否也曾想过，如果朱由崧尽弃前仇，联合李自成共同对抗满清，或如大唐天子披挂上阵，亲临前线，率亿万子民同仇敌忾，即使以最坏的结果最后联合左良玉部以援扬州，这九百六十万里之河山当属满清王朝乎？

朱由崧实乃不孝子孙，如若朱元璋在天有灵，当为不齿。朱元璋从农民起义到席卷天下建立大明王朝，270多年后竟然如此狼狈地败于朱由崧之手，岂不痛哉！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因为自己的狭隘意识而不能完成革命的成功，那是不准确的。倘若换一种说法，农民起义的目的也是为了建立一种政权，不管起义成功后所建立的政权是否还属于农民阶的范畴。也不论任何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乃至某个地方军阀，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就必须有所凭借。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农民起义者一统天下，万国朝拜，建立了并不属于农民阶级的封建专制政权，一是刘邦，二是朱元璋。此二人从底层农民走向封建帝王，其成功在于他们选择了家国至上，以国为先的王道治策，以其封建专制之王道称霸天下，立国初年大都顺乎民心而天下大治。他们所凭借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理论，也不是神化的纸符或者外来的什么洋玩艺（佛教、基督教之类），而是与谋之智者和出生入死的弟兄，依靠的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张良韩信刘基徐达等就是他们立国的柱石。

定都南京的洪秀全则不然，他也想由农民起义领袖转而成为封建专制帝王，他封建了专制了而且神化了却没有取得成功，虽然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刘邦朱元璋时代大不相同。但他也有冯云山，肖朝贵等生死兄弟，他更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神化理论——拜上帝会。然而他的凭借错了：一是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兄弟当成生死与共的战友，而是以家天下为上而生死兄弟次之，心中只有家天下而无国家之天下，扬秀清韦昌辉之死，石达开之分裂，都是洪秀全狭隘的农民意识所导致的家天下的错误所造成的。二是他知道反清，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反清（有人说他是因为中不了举而心生忌恨），在反清过程中使自己比晚清封建皇帝更加残酷无情，更加专制和愚昧，从而失去了江南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一场历经14年的农民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1.6亿）历史纪录，比一战和二战死伤人数（二战死伤人数在5000万左右）竟然高出几倍。这场誉之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战争，在十四年的时间里使中国人口由四万万减少至二点四万万。美丽富庶之江南几乎成为瓦砾。纸上谈兵的《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都只能在乌托邦的梦境里被自己成群的妻妾和洪氏家天下的腐败中化为泡影。即孙中山先生所言“只以驱除鞑虏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孙中山选集》上，第65页）。三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背离了中国传统的儒道理念，从而使其理论说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也正是曾国蕃之所以其檄文讨伐洪秀全而迎合民众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谈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就尖锐地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0页，1983年版）。假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即或取得成功，其建立的政权也决非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政权，也许比满清政权更加变本加利，更加残酷无情，尽管其起义之时的宣传口号和相关政策鼓舞人心，迎合民众，也尽管其彻底与满清政府对抗，与外帝国主义侵略者反抗的精神直接鼓舞了后来者乃至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激励了后来者彻底推翻满清统治的决心和毅力。但自进入天京之日起，政权性质就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政权了，因而最终彻底失去了农民大众对其军队和统治的支持，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无可奈何地完成了又一代比刘邦朱元璋更加梦想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的历史使命。恰如孙中山先生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充分赞扬的同时，也直白地指出：“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孙中山选集》上第84页）。

如果太平天国运动实现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也正如马克思当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预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也就在同时恩格斯十分激动地预言：“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可惜洪秀全辜负了他同时代伟人的期盼，也违背了自己当初为解救劳苦大众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书中写下的理论纲领。事隔几年之后的1862　年6月，一直关注中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发展走势的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痛言：“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我常常品品味着马克思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感叹太平天国运动如此轰轰烈烈开场，却也如此惨烈地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中灭亡，每每哽咽于喉：洪秀全之大同之四海皆同胞兄弟之纲领怎么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建立一个理想的“中华共和国”呢？尽管结局令人失望，但我们今天还是应该公正地说：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溃；打破了西方侵略者把中国迅速殖民地化的企图；提出了第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推动、相互印象，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是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同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我们，也决不可忘记：“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之战争灾难给长江流域的社会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损失。我们也根本不愿意想到洪秀全的农民革命就是满脑子的权力、美女（洪有88位妻子）以及无穷的享乐。也更不敢相信他追求的就是阿q在土谷祠中所梦想的一切。但历史的悲哀总是不由人愿的降临在这秦淮河边的紫金山上，和着长江巨浪拍打着鬼脸城的悲鸣。

但无论如何说，太平天国运动为辛亥革命扫平了道路，为民主革命提供了经验。当推翻封建专制的历史重任赤luo裸地落到中华民国头上的时候，洪秀全没有做到的事情，孙中山先生做到了：“天下为公”第一次出现在南京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横匾上。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满清统治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至此尘埃落定、寿终正寝，永远封存于一个封建大国的黄页中。在中国封建帝制延绵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自西安古都之大秦帝国始，有过秦皇汉武之历史开拓，有过唐宗宋祖世界都城之繁华，一路跋山涉水餐风露宿，从黄河文明走向长江文明，再从黄河仰韶文化与长江良诸文化的融合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最终在南京钟山之下这块虎踞龙盘的秦淮河畔谢幕。南京金粉之地，做梦也不曾想过作为十朝帝王之都，竟然会成为尘封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墓葬！更不曾想过在这里还会成中国第一个以“平等博爱自由”相称的民主共和国之临时总统府！也许这是南京作为古都在中国历史最为光彩的一页！也是中国历史事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页！然而这种殊荣仅是昙花一现，孙中山并没有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南京临时政府之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系绞杀下而失败。从1912年仅存四个月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制衡时止，中华民国基本上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控制下上演着一幕又一幕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咂舌的丑剧。

如果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象征，是一面鲜色的旗帜指引着后来的革命者前赴后继，为迎接新生的太阳而飘扬，那么后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则是打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旗号，力图攘外安内统一独裁而最终归于失败的政府。孙中山国民政府虽然失败了，但她却建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盖世奇功。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也失败了，但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国民革命历史的两次北伐，则是中国几千年革命最终荡涤污泥浊水迎接新生之革命的前奏。中国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为主权而抗倭寇之千里战场，应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极为光彩的一页！虽然这个政府风雨飘摇，昨日广州，今日武汉，明日南京，他日北平，再或重庆，最后到台湾盖棺定论。如果说两次北伐为南京政府披上了鲜艳迷人的政治外衣，那么“四一二”大屠杀与“宁汉合流”则为“三民主义”革命换上了独裁统治的内脏。鲜血淋漓与白色恐怖交织在一起，把四大家族的享堂妆扮得端庄肃杀。中原大战，东北易帜，这是南京政府以其江湖流派之手法书写其清理门户的丰功伟绩；五次剿共，八年抗日以及全面内战，则是南京政府攘外安内之辛劳而收获的天朝大国之政治荣耀。无休止的好胜争斗把好端端的钟山石头城搅得蟠龙不保，把一汪脂粉淋漓的秦淮河水搅得血雨腥风味更浓。中华民国也就慢慢地在“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的历史称誉中点数着昔日的风雅，蹒跚地走向荒芜的深渊。

在南京的十朝帝王中，文经武纬，谋略天下，家国并举，以身作则而平下下者，当属蒋公中正。蒋介石首先是一个家国至上的明君，其次是一个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英雄，再次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军国主义独裁者。他以其多重人格铸就了他一生鸿鹄之志最终不得实现而无奈弃城逃亡断肠天涯之历史命运。

蒋介石之家即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家，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更是他终身不可逾越的生命底线，哪怕是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以救国家于危难之时，这条底线也决不容逾越。蒋介石之国乃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国，为了这个一党执政的政府，他不惜一切代价“整理党务案”于黄浦军校，五次剿共于闽浙赣。剿共是他一生的心愿：只要在国家民族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的时候，哪怕是日本占领东三省，也必须把先消灭共[chan*]党作为救国之头等大事——攘外必先安内！即或在八年抗战中，宁可不要统一战线，也要发动“皖南事变”，解散联合团体，压制民主党派，一根筋地为了他清一色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奋斗终身。蒋公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哉？家国天下至上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攘外必先安内”为作一个执政领袖之政策，在一己之“家国”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堪为明君之决策。外患易除，内患难治，他明白这个道理。诚然，蒋介石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民族英雄，他决然不会让祖国河山受损，主权被夺，纵然剿共步履艰难，但在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危害的时候，他就会以世界伟人的惊人毅力与政治家的气魄去誓死捍卫。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公中正正言厉色：“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也正如他曾在召开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训示的一样：“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就是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所表示的强硬态度。

如果我们说今天中国共[chan*]党政府在建国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成功地收回了香港澳门的主权，这是中国政府的外交胜利，也是中国国力强大的表现。那么还在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艰难时期，能够使1840年以来外帝国主义强加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被废止，蒋介石功不可没！抗战期间，蒋介石政府苦撑待变，联合英美以制日本。使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阵营的重要成员，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致使英美等国无条件放弃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43年11月，蒋介石作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再次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些充分表明了蒋介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至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公虽然十分气愤，可在抗战危局之下，不是他一个人力所能及之事了（尽管他怀有个人独裁欲借三国之力而灭共[chan*]党之目的）。

不弃小溪，江河乃大；不弃杯土，高丘成焉。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蒋介石依恃当时最强大的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竟然败亡如此神速，何哉？无大海纳百川之胸怀，无包容天下莨莠之气量，一意孤行而实行独裁之军国主义之故也。细想起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没有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没有“四·一二”政变，那么我们的国家有必要经历五次围剿的劫难吗？如果那时两党联手一致对外，还会出现日本侵占东三省而让世人把“伪满洲国”写进黄页的历史耻辱吗？如果八年抗战胜利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把各党派人士团结在联合政府的周围，共同建设新中国，让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悄然湮没在呼唤和平的意愿中，那么今天的中国还会以第三世界自居吗？如果我们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算起，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把用于战争毁灭人口破坏生产力之天价之经费用于祖国的航母建设和航天航空建设事业，我们今天还会有东海之忧，南海之患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我独尊而最终导致民心尽失众叛亲离，如此作为，危害了民族，危害了国家，最终毁灭了自己。家国败亡之教训，蒋公当记否？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蒋公《二十四史》不曾离手，可也许过于大意了中国治国之“儒释道”精髓中道家治国之力量。忘记了自己曾经读过的“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之圣人教诲。置其“三宝”而不顾，恣意妄为而屡犯大忌：或曰白色恐怖为不慈，国风腐败为不俭，以一党之势而凌驾于各民主党派之上，唯我马首是瞻当曰为天下先，故而曾经一统江山之拥有800万军队之众的国民政府“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道德经》）。蒋氏王朝之不慈不俭而为天下先，能不败乎？

当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南京总统府上空被摘下来的时候，金陵十朝帝都（亦云十二朝：外加扬吴和南宋）尘埃落定，结束了她450年帝王之都的历史生涯。2500多年建城历史的金陵帝王之州，而今荒草一堆，没于石头城下，只有那已经疲倦的秦淮河，唱着千百年来花逐流水的教坊名曲儿，历数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旷达与风流，在佛家禅语的“从来处来，向去处去”之禅道中，和着尼采那震撼人间的警世判词而汩汩东去：

“谁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虎年3月26日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