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正值纳粹德国铁蹄肆虐欧洲大陆之时。在经历战争初期整体溃败的欧洲各国，渐渐地稳住阵脚，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反攻。就在欧洲战事呈现胶着状态之际，纳粹在欧洲各占领区的秘密修建集中营的行动依然在如火如荼进行，丝毫不受战局的影响，拘捕和处决犹太人俨然是纳粹党卫军的首要任务。到了1944年末，德军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消息并不能缓解犹太人对自身命运的忧虑。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坐落在波兰奥斯维辛小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正因为战事不利而全速运转着，那里的焚化炉每天都要销毁超过一万具的尸体。

整个二战期间，一直困扰希特勒的，也是纳粹的头等重要问题当属犹太人问题。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写出他的第一份政治公文里，就明确宣称只有把所有犹太人移出欧洲，犹太人问题才能得到最后解决。然而，战场形势却没有按他预期发展，德军横渡英吉利海峡计划破产以及在苏联进攻受阻让他感到忧心忡忡。这种情况下，将欧洲犹太人迁往遥远的马达加斯加群岛的计划已然成了一个不可实现梦。既然无法迫使这一“劣等种族”迁出欧洲大陆，那只能求助于其它方式解决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适时出炉了。

所谓“最终解决”只意味着一件事，即在欧洲本土彻底消灭犹太人。在狂热的纳粹反犹太主义看来，这无疑是一劳永逸的策略。但战前欧洲犹太人总数高达900万。起初，成千上万犹太人遭别动队及其他团队枪杀。纳粹领导人很快就觉得，这种方法效率低下，要消灭几百万犹太人显然太慢了。如何在短时间灭绝犹太人的成了希特勒一大心病。他当机立断向下属发出指示：务必找到一种更为快捷的屠杀方式！不久之后，奥斯威辛和其它营地开始了毒气实验。纳粹领导人注意到，使用毒气进行大规模屠杀行之有效，遂下令建造灭绝营，开始用毒气大规模杀害犹太人。借助高效的技术手段，纳粹实现以小成本大批量消灭犹太人的方法，光是设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四间毒气室，每间每天可杀死6000人。当时，奥斯维辛以及分散地东欧各地的上千所集中营唯一职能就是榨取并最终从体内上消灭犹太人。

从1942年3月起，运载犹太人的火车每天都会抵达奥斯维辛。在许多时候，一天有好几辆火车靠站，每辆装有一千名或更多的受害者，他们来自东欧隔都，以及西欧和南欧各国。即使到了战事吃紧的紧要关头，希特勒依然不惜让已是超负荷运转的铁路系统分担出部分运力，只为能快速将从欧洲各地掳获的犹太人源源不断送向奥斯维辛。每天伴随着凄厉的火车嘶鸣声，一辆辆愤怒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运畜车皮驶入奥斯维新宽敞整洁的站台，在狭窄漆黑车厢中的犹太人终于抵达了漫长行程的最终目的地奥斯维辛。在这十多天旅途中，他们没能踏出这罐头一样拥挤的车箱一步，没能吃到丁点东西，只能靠结在通风口上的冰凌解渴。终于，沉闷的车箱门被打开了，辽阔的奥斯维辛帝国横亘在这些饱受煎熬的囚犯面前，重新沐浴在阳光下，他们会不会感到一阵晕眩呢，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前方，的确是这个世界的尽头。那时，看到奥斯维辛，等于看到死亡。

至1944年8月，奥斯威辛有105168名囚徒，另有50000多名犹太囚徒住在奥斯威辛的附属营。尽管灭绝、饥饿、苦役和传染病引发了高死亡率，营地人口却仍然在持续不断增长，更多囚犯在从四面八方涌向奥斯维辛。不难想象，在1944年冬天，令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抑郁寡欢的，除了来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消息之外，莫过于“最终解决”方案面临流产的命运。虽然当时光是奥斯维辛消灭的犹太人总数就已经高达100万之众，但这种效率已经不能令他感到满意了。在元首的督促下，整个欧洲杀人工厂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动作。就这样，至战争结束，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数量比战前骤降三分之二，仅剩300多万，蒸发了600多万人。

1945年伊始，在凄风苦雨中浸淫许久的奥斯维辛小镇终于迎来曙光，苏联红军攻下了这座死亡之地。随处可见的累累尸骨似乎表明，1939之前平静祥和的氛围已经不可重现了。如今，亲历那段历史的大屠杀幸存者，多数也已魂归故里。每次，身为局外人的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异常残酷的岁月，内心总会被一种难以置信的情愫充塞——当时欧洲的文明中心竟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在今天看来，七十年前纳粹对犹太人采取的丧心病狂的暴行无疑是不可容忍的。但在1939年柏林，多数德国公民却对反犹太主义运动持无所谓态度。他们并不太在乎犹太人最终的命运如何，而是更在乎自己未来命运归属，不然他们也不会选择将阿道夫.希特勒推上国家权力的至高宝座——一个将他们国家带入繁荣轨道的铁血男人。就是这个狂人，日后缔造了极度黑暗的奥斯维辛。

历史永远不会出错，错在于我们的认知。应当正视这样的事实：1939年的雅利安人，决不是愚蠢无知的蛮族；他们同犹太人一样，都是古老的欧洲大陆上可敬的民族。但由于历史、宗教和经济上错综复杂的原因，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几乎都厌恶犹太人，反犹主义普遍存在，只是希特勒动了手，由此将整个德意志民族捆绑在道德耻辱柱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纳粹暴行的发展和演变是存在相应的民意和文化根基的。对纳粹大屠杀发生的深层根源解释得相当透彻的是恩佐.特拉维尔索。他在其著作《现代性与暴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产品”。希特勒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种种理论，诸如反犹、“生存空间”、种族主义等等，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过是把它们集中起来而且推向极端而已。

如果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不同民族意识形态冲突的极端表现，做为那个邪恶集团忠实的服从者和参与者的德国人，如何能够接受纳粹领导人下达的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恐怖的屠杀指令？带着这样的疑问，上世纪60年代，一项旨在测试“无数曾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所进行了一场“权力服从实验”。实验者被要求向一个“屡犯错误的学生实施电击”，他每出错一次，就不断地加大惩罚电压。实验目的是为了测试当一个人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实验结果，62%的参加者坚持服从科学家命令，不顾“被电击者（演员）”的拼命哀嚎，仍然将电压升到最高等级。最后，米尔格拉姆在他1974年的文章《服从的危险》中写道：“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能够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极大的服从意愿，并能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试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论是当时的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普通民众，或多或少都受到某种外力指使与胁迫。也许，希特勒受到来自整个欧洲狂热文化的熏染而陷入癫狂，德国民众只是按国家既定章程行事的棋子。

对人性的探究似乎永无止境，越深入去了解它则对自身的存在愈感困顿。处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中央，我们的行为会变得机械般僵固，思想中辨别是非曲直的标尺也不再明晰如常。一旦丧失了道德与习俗层面的约束，在权威的庇护与怂恿下，我们开始对别人犯下的罪恶习以为常，进而是自己的行为变得恣意妄为，自制力也就无从谈起，灵魂朝罪恶深渊滑落却还浑然不觉。

1945年仲春，德国战败前夕，希特勒铁了心要拉更多犹太人做他和第三帝国的陪葬，至死都未曾悔悟。我们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如此恐怖的年代。但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很可能成为奥斯维辛中那个手持刑具的残暴刽子手。甚至，我们都可能是下一个残暴的阿道夫.希特勒。基于此，我们也可能被囚禁在他人筑造的那座代表黑色秩序的奥斯维辛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