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甘地

烟雨文学网站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可以自由地在文章后边跟帖，可以聊天问好，探讨问题，这也是烟雨的独特魅力所在。前一段时间，杂文版面却烽烟四起，战火弥漫，让人感觉到烟雨热闹的同时，迎面却也扑来萧萧的寒意。究其原因，我以为是一些作者，丢弃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理性。

哲学家关于理性的说法很多，很难达成一致。通俗意义上，知识分子的理性一般可以理解成：要求写文章的人首先要理智，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说话不冲动，另一方面是按照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去说理。如果背离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称之为理性。知识分子如果离开了理性，就像大地失去了阳光。难怪，王小波先生要把理性，称作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文人相争，原不过也是“真理”二字。但是何谓真理？恐怕很难以一言概之。马克思主义学说曾被多少人奉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现在，马克思的门槛前面，却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所以，在这个提倡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很多人怀疑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真理。世界上有没有真理，我们暂且无法得出结论，但是，谁也不可能是真理的永远占有者，更不是真理的代言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同志曾被奉为最正确最伟大最光荣，也曾一句顶一千句一万句，现在看来，不是也被三七分开？所以说，谁如果觉得自己的手里永远握有真理，他不是无知就是偏执。常言道：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差，自以为手中握有真理的，一不小心，也会堕入谬误的深渊，所以，那些自信自己不会错的人，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也许手里握有的，是个假冒伪劣之理呢！

何况，理这个东西，站的角度和视野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也。因此，在一个多元社会，很多道理必然具有多元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高瞻的视野，宽阔的胸怀，且不可以为自己手中握有唯一的“道”。周作人曾说：“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由此可见，即使自己真的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该对其他学说抱有足够的尊敬和宽容。而在中国文坛，很多作者恰恰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自以为自己手里握有的才是真理和正义，异议者肯定代表的是谬误和落伍，因而互相攻讦党同伐异。有人确实靠正义的火气和锋利的言辞，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但是多少年过后，才知道，真理原来并不在自己这边，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当年对胡风的批判不是如此吗）正如甘地所说：“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只有这样，也只有那时候，他才能够一瞥真理”。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们写文章的人切不可自以为是。要知道，我们不是真理的拥有者，我们每个人只是真理的探索者而已。

知识分子是为讲理而存在的，离开了以理服人，知识分子一无是处。要以理服人，首先要端正态度，要知道自己写文章是为真理而辩，而不是为意气而辩，不是为了压倒对方，而是为了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多在资料准备上下功夫，通过丰富而严密的论证去说服别人，而不是靠正义的火气打倒异议者。体育赛场上有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我想，在论战中，作者所拥有的态度，基本决定了探讨过程中是硝烟弥漫还是风和日丽。

要以理服人，其次就要做到理智。失去了理智这一条，就如泼妇骂街，莽夫当街缠打，不是比谁更有理，而是比谁的身体壮，谁的声音大，谁的骂人的本领高，谁更厚颜无耻，谁的粉丝多，自然失去了探讨真理的意义。文章即使写得洋洋洒洒汪洋恣肆，即使灿若披锦笔下生花，读者也会在心里犯嘀咕打问号，当然就谈不上“接受作者的理念”了。所以，有话要好好说。不能动不动就愤怒，更不能热潮冷骂，这是最起码的底线。

王小波曾说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而不理智的年代的形成，有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专制的社会一般不理智，知识分子一般只有服从的权利，没有讲理的权力。所以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说法。而且，凡是专制社会，一般都不讲逻辑，一般也没有人去讲道理，大家惟命是从，为领袖语录是听，往往还有文字狱整风什么的，搞不好打个现行反革命，谁还敢说话？更何况说真话呢！所以知识分子如果在这样的年代里，真是比死还难受。

第二种不理智却往往是知识分子自身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容忍。知识分子因为个性、生活阅历、所受到的教育等因素的不同，对社会的观点、人生的看法必然有差异。应该允许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角度切入社会，表达对社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也是多元化时代多样化的知识分子能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这种由于知识分子之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论战，本应是文明和平和的，不知为什么，在中国却往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蔡元培曾说：“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他的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学术探讨，仍旧有着里程碑式指导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思想，不可以激烈地争论，但争论是为了讲道理，并不是要把匕首和投枪投向对方，更不是把对方当成落水狗，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激烈，就是要容忍别人的发表言论的权力，而不是恐吓和威胁。激烈，就应该拿出更多的理由和根据，而不是拿出正义的火气。胡适先生说过：“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并进而指出“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这种自以为自己不会错的思想，导致很多人在拥有盲目自信的同时，对其他异见者进行鞭挞棒杀？这种“我花开把百花杀”的学术作风，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如果谁说知识分子不懂道理，他肯定是胡说，但知识分子最怕的是偏执。偏执，从一个方面讲，坚持自己的真理，但这个真理是要加引号的。其实，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而且对此深信不疑。这也好，也不好，好的地方不做墙头草，不会让自己的脑子成为别人的跑马场。不好的地方，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常常不容易静下心耐心地听听不同的意见，有时甚至对别人的东西尚未读懂，就开始大发议论，上纲上线大骂一通，而别人觉得说的和自己无关，自然是嗤之以鼻。还有的人对某个人产生了反感，不管人家说的对不对，先是一顿棍棒乱打，自以为解气，其实别人感觉到无聊，而且至此生出许多罅隙，许多鄙视，这对知识分子团结极为不利。

要以理服人，还要懂得尊重别人。甘地说，“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如果我们要说服别人，首先要拿出我们的真诚和善意，而不是我们的“正义的火气”。尊重别人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从文章语言里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写文章语言应该斯文。当然，斯文并不仅是指文雅，还包括诚恳朴实。而“骂”的语言实质则是话语暴力。我们反对这种暴力性语言，虽然这种语言有时也有足够的煽动性和鼓动性，也容易让人热血沸腾，但是一旦冷静下来，这样的文字就有可能被人抛弃。鲁迅先生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邵建先生也说“如果骂是出于正义，正义也被这种非理性的火气劫持了”，所以说，“骂文化”表面上是基于理直气壮的“正义的火气”，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不能容忍异端的专制文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反文明的。凡是知识分子，大都应该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什么不好好说话，非得把话讲得的粗俗不堪，似乎这样就能显示个性或者雄性或者兽性。有人喜欢调侃，这当然是人家的权利。但是底线不能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比较艺术的骂人方法：曲线骂人，即所谓的骂人不吐脏字。这样的人一般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文字运用能力，也喜欢嬉笑怒骂，转了圈子的骂人，为自己那点小聪明洋洋自得，岂不知自己的人品在读者那里大打折扣。有人倡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有人说骂不还口，是奴才哲学；以牙还牙，则是战士的性格，这真是荒唐之极的逻辑！难道说，当你被野狗咬了，真的能上去咬他一口不成？那样的知识界，岂不成了一个互相撕咬的野狗世界。

有人曾说：偏执激烈的语言就好像油爆炒，有味。岂不知过高的油温，对身体害处大着呢。杂文需要说理，说理的方式是理性，即通过理性来说理，而不是言语攻讦。而有的作者一边在文章中号召人们讲理性，一边却信口雌黄含沙射影，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我们写与人论战杂文时，最好是多说理，少夹枪带棒冷嘲热骂，少一些“正义的火气”。其实，阅读有些作者的文章不难发现，凡在文章里表现出“正义的火气”的作者，往往失去了在真理面前的谦卑和敬畏，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便对异见者大加鞭挞，或者讽刺挖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与理性精神背道而驰。

另外，写杂文的人，一定要分清，你正在批判的对象，是某种社会文化现象还是具体个人。钱理群教授对其弟子余杰曾说：“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批判的时候，言词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我们常说“义正词严”，其实即使义正，干嘛非得词严？林语堂曾说：“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也”。　用鲜花般的语言也好，用朴素的语言也罢，只要能够使人心服口服，何乐而不为呢?　表面上气势磅礴盛气凌人，实质上色厉内荏，因为本该严谨的论证，往往被激烈的情绪所挟持了，本该平和的述说，往往被无羁的意气所充斥，本该是对真理的探讨，却往往被个人的私怨所替代，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说服别人呢？

“人服理，马服鞭”，其实是讲人只能服理，而不服那些激烈的言辞，更不能服那些高高扬起的鞭子。即使人家顽固不化，也请不要大声说话，本来大家都在网上玩，也不过是散散心，或者接受一下文学的熏陶，或者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人家没有接受思想批判的必须，更没有接受你教育改造的必要。我们一定要明白，即使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论敌，但是他和我们拥有同样的人格！所以，作者一定要摆放好自己的身份，不能动不动就以启蒙者身份自居。说不定自己尚需启蒙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启人家之蒙？岂不知，以蒙启蒙，祸患更多。

既然谁也不是真理的永远占有者，谁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在论战中，一定要有容忍的心态，一定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概。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胡适先生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容忍心态的症结所在。

众所周知，宽容和容忍是民主的基础，没有宽容和容忍，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民主。没有容忍，就不可能有自由的言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探讨和思想磋砺，更不可能有多元化社会。胡适先生曾说，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容忍，其实就是要容忍异己。容忍异己，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自由。譬如你有神圣的权利，你也有崇高的责任，但你却没有强迫别人崇高和神圣的权力。你可以对别人的观点加以批评，但却没有攻击人身的权力，更没有请人家父母的权力，所以，凡是骂人的文章不管多么正义，理由多么充足，都是令人不齿的。何况，即使你是知识界的战士，即使背负着唤醒世界的使命，那只是你的选择，但你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和你一样对社会勇敢地批评，就是缩头乌龟。你选择了布满是荆棘的道路，你应该毫无怨言地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知识分子应该作这个社会的牺牲者，而不是号召别人去作牺牲品。即使你站在公理的角度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没有权力给人家一个耳光，去唤醒人家，这是我们的底线。知识分子不仅需要好的结果，更要考虑的是过程是否符合程序公正。理性，只能也只能通过理性的手段才可能达到。马丁．路德．金说：“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庄子也说过：以不平平，平也不平。

网坛作者多种多样，可以说良莠不齐，但所有的人都不是文化警察，也不是负责审判别人的法官，更不是清除杂草的园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表达的权力，别人当然也有表达的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你应该誓死维护人家说话的权力，而不是试图消除人家的发言权。正如尼采所言：“即使我们蠢到认为我们的一切意见都是真理，也不至于希望我们的意见单独存在”。你眼里的渣滓，何尝不是你思想价值的一面镜子和批判的靶子？何尝不是观点碰撞撷取思想火花的动力？这也许是另一种价值所在。而要真正说服人家，你就应该拿出站得住脚的观点和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不是骂人的言辞，更不能威胁别人的发言权。伏尔泰说过：“虽然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有人可能要说，难道只许他胡说八道满嘴喷粪，我就应该保持绅士的风度？难道我就该挨他们的骂么？我们来看胡适先生怎样对待自己挨骂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这是何等的胸怀！也许，我们做不来胡适，但是，我们对论敌决不可以骂对骂，因为你批评的正是他的胡说八道满口喷粪，如果你也和他们一样，岂不成了一丘之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批评指责别人？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却陷入骂文化的深渊里，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反讽。

那么知识分子是不是不可以相互批评了呢？当然不是，但我觉得应该对事，对理，而不应对人，更不能搞人身攻击。知识分子不要为美好的“正义”所迷惑，因为我们所谓的“正义”，正常是站在自己角度上正义，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公正公平和公义。学术探讨可以激烈，但必须以尊重为前提，以理性为圭臬，而且应始于团结，终于友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终极真理应保持应有的谦卑和敬畏，切不可逞才使气，党同伐异。对即使暂时不合时宜的言说也应有足够的包容和容忍，而不应非黑即白搞二元对立，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可能有言论自由百家争鸣。

一般来说，凡是在网上发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阅读，希望将自己的思想传他给别人，否则，就应该将自己的文章放在抽屉里，而不应该放在网上。既然放在网上，就应该接受别人的质疑和批评，这是作为网络作者最起码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很多作者里的论据，经不起推敲，有的文章，观点值得商榷，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和交流的机会。但我们的作者或者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或者不屑一顾的模样，岂不知，为了掩饰错误而作出的高傲姿态，只不过是掩耳盗铃。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网络批评都是对的，我们对不同的批评，应该容忍的态度。有人胡搅蛮缠，你的一句问好，可能让他抱头鼠窜。有人喜欢辩论，只要言之成理，论之有据，我觉得就应该以认真的态度进行探讨。真理虽然不一定越辩越明，但我们的思维可能在辩论中变得更加缜密。从这个意义上，凡是愿意在你的文章后面留贴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激，有的人反对别人从文章里抽取某一句分析或者某一段落分析，唯恐别人断章取义。但是，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错的，这样的文章我想并不多见。如果别人真的是断章取义，你给他指出错误就是了，何必怕别人挑错呢？

辩论和论争是学术思想交流媒介，它可以帮助人们互相启迪，在诘难中完善自己的论据和论点，对双方十分有益。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那种把论争搞成意识形态之争，通过权力之手解决文人争端。第二，我们反对那种通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搞所谓的学识优越，文人相轻。譬如通过说别人不懂，来证明自己优越，说别人胡说八道，来证明自己是至理明言，企图以此打消别人的探讨和质疑。这种靠贬低别人不是靠严密论证的手法，是学术探讨中上不了桌面的下三烂伎俩。第三，我们要反对那种通过抢占道德制高点，来打倒对手。有的在揪住对方的某个污点大加鞭笞，似乎只要小辫子在手，自己就成了道德的圣人。还有的人喜欢给自己贴上真善美的标签，大有和我论战，就是和真善美作战的架势。其实，每个人都站在真善美的立场上说话，在文章中大肆宣扬假恶丑的，恕我愚陋，至今还没有见到。民族主义打的是爱国和民族的旗号，自由主义打的是自由和民主的旗号，新左派打的是为弱势群体和公平的旗号，如果单从变换的旗号来说，哪一个不是正义？所以，我们要衡量评价一个人，主要是看他所作所为，而不是看张扬的旗帜。譬如真善美，法*工打的不也是真善美的旗帜？陈祖德从来都是爆料最隐私的真闻名于世，打的不也是“真”的旗号？韩寒巨大的粉丝群肯定不是因为他“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而崇拜他，也是因为他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勇敢地说出某些真相。特别是在一个善恶易位，荣辱颠倒，是非不明的社会，真善美的探讨和判断更应该小心。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世界上有许多坏事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其实打着的也是真善美的旗号。

所以，是否真善美，读者不可能对每个人的品行进行调查评定，只能通过他的文章窥见一斑。譬如说，真，要求我们写文章要客观真实，人是多面体，要从正反方面加以客观分析。不能像李敖那样，为了证明别人是流氓而证明。如果单从缺点上加以论证，世界上哪有一个好人？因此，庄子说：以不征征，征已不征。由此也不难看出，欲做到“真”，实际并非那么容易。善，最起码应表现出对人的善意，让人感觉到，你不是逞才使气，以才学压人。不能随意用一些侮辱性的字眼，譬如脑残，弱智、神经病等。其次，不用文革时期大字报的文风，随意上纲上线，动不动就开帽子工厂，更不能动不动以恶语恐吓威胁。美，外在的表现是形式，最起码要求你的论战文字里，态度不是那种横眉冷对金刚怒目，语言上不是暴力性语言。有人常以自己“话糙理不糙”为自己辩解，如果这只是写一些时事文章未尝不可，但是，在论战中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对面，恰是和我们一样，是需要尊重的人。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风格问题，是作者的个性使然，我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能破坏，就是不能越过尊重的底线。

网坛上有些人，自以为从鲁迅那里借来了投枪和匕首（岂不知到了他们的手里，却是银样蜡枪头而已），要高高扬起战斗的旗帜了。但我们首先要抬头看看，你论战的目标是你的敌人吗？难道知识分子因为意见不同就是敌人吗？既然不是你的敌人，为何非弄得血雨腥风，落红遍地呢?我们不要搞二元对立，要知道，每一种价值的选择，其实可能意味着一个陷阱。通过辩论，我们能让对方知道错失，也要小心自己所面临的的陷阱。

退一步讲，即使真理真的在你这边，也需要像做思想动员工作那样，耐心细致表达，不要动不动就出口伤人。写文章和做思想工作很像，不是你给人家讲道理了，人家就必须要接受，还要讲个工作方法，使你的思想很容易被人家接受。凡是你的观点不被人家接受，我看主要有几个方面问题，一个是你的思想观点本身有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写作态度不诚恳。所谓“文人相轻”，有时不一定是别人真赶不上自己，更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评价别人。譬如说，有人称写散文的无病呻吟，经常嘲笑人家缺乏逻辑，而写散文的则有可能嘲笑写杂文的语言粗鄙。即使同样是写杂文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有人喜欢用长句子，有人喜欢短句子，有人喜欢通过寓言故事说理，有人则喜欢旁征博引——这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并不一定有上下高低之分。对别人无法理解的思想，不要抱着嘲笑的态度，更不能摆出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模样，不容别人质疑，不容别人反对。这样的人，往往以为自己很清醒，其实醉得更厉害。我喝醉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当时最清醒，第二天早晨醒来，才知道原来自己确实还醉得不得了。而知识分子的不宽容和不容忍，实质上也是自身不自信的表现，真正的思想强者怎会是思想的暴君呢？正如房龙所说“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要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章本身说理不够充分，逻辑性差。由于中国传统一直缺乏逻辑方面教育，所以我们常常用中国式的逻辑代替真正的形式逻辑。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有时，我们自己逻辑性不强，却在怪别人不懂逻辑呢！

由此可见，　离开了宽容和容忍，知识分子就会陷入互相缠打的内耗里不能自拔，学术和思想探讨将会永远陷进鄙俗肮脏的泥沼里。知识分子本应该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脊梁，知识分子的墨水是用来唤醒道德和良心，而不是社会道德池塘里污染源。知识分子应是人类自由的争取者，不应成为扼杀自由的罪魁。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唤醒理性，而不是宣扬暴力性语言。要知道，偏执和激烈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战斗方式，归根结底，理性才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消除骂文化，还文坛一片净土，对当代每个知识分子来说，可谓任重而道远。

最后，我想再次重温胡适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小注：本文因为针对烟雨里的一些现象，有感而发，里面难免涉及到一些烟雨朋友，一并致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