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果按原欲去活着，那么幸福是简单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精神如贪婪的魔把你带向未知隧道，一个一生都让你新奇、迷离、刺激、追随的炫中去了……

入“烟雨”一年多来，我挡住了《电视连续剧》的诱惑，宁愿用这时间去看文跟帖。爱人让我一起看《阿凡达》影碟，我只瞅了一眼幽灵般的画面，就又回到我的简单幸福中去了……

昨天意外看到《　想念你们——教师大院里的小孩儿　》【蔡培荣】的散文“童年的记忆里只有那“教师大院”才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方舟’，而我们都是那‘方舟’里的快乐的小伙伴……”读罢就刺激了我近来休眠状的思灵。

这曾经也是我的“方舟”，我的“小伙伴”啊？他们仿佛瞬间跳跃了出来，让我也好想啊？！

想写可没思灵，无奈之余走进了《阿凡达》的世界里，沉醉在美丽梦幻的“潘多拉”星球里，以至它们混淆在我一夜的梦萦里。那是天上人间交替的梦，时间隧道往复的梦……

哦！我的“潘多拉”！我的教师大院——梦幻的城郭！

——题记

***　袖珍的“后花园”

50年代的大连叫“旅大市”。我打记事起就住在市人民体育场西侧，全市唯一的“教师大院”里。

听爸爸说，“反右”时他的一条意见，就是将当时师范学校校舍的地方腾出来，分给成家的教师居住。结果还真在电台表扬了他，并落实了这个合理化建议。我家也成了受益者搬了进来。爸爸曾得意地说，当时多亏没说什么“不满”的话，不然一定就划成了右派。

说它像我梦幻中的城郭是因为它的总体坐落的形态。一个四周都被高墙铁丝网围绕的好大占地。三个大院，每院8栋两层四户的日式楼宅。大院相隔有百八十米的样子。除了大院里那条宽宽的大路，剩余的房前屋后都是空地，那儿就是我充满诱惑的“后花园”。

我家的代号是11（第一大院1号）。也不知爸妈当时怎么想的竟然只要了一个朝北向的屋子，还和高老师家做隔壁。用公共的水道、厨房、煤气、厕所……

那是“把头”的优越。院内有两颗高高的老槐树依墙不足2米。爸爸将好粗的铁丝固定在两树之间，那就是我们凉晒衣物的地方。那年代就是衣服飘到了围墙外，也会有人喊我们或直接再挂到铁丝网上。“文革”后期我丢过一件游泳衣，最后还破了案，听说是个“恋物癖”干的。

我家那地利用得再好不过了。一道十多米长的木篱笆，绕着如画般的眉豆叶曼，上面总是挂满了扑啦啦的豆角和紫艳艳的花。篱笆旁玉米和向日葵间种着。那大大的花盘向阳转着，直到收获时，就低下了鼓鼓的大头仿佛和那直愣愣的玉米穗子有说不完的话。

大白菜四垅，萝卜两垅。茄子、西红柿、胡萝卜各一畦；　黄瓜、芸豆各两架；就连生菜，小葱，大蒜、香菜也都种了一小块尝鲜。

小院的尽头栽了几棵香椿树，多年的连根就长出了一排来。每过七天就采摘一次，一准是鲜嫩可口的。

为了有情调还摘了几墩芍药花、地瓜花、月季花在墙边。到了绽放的时节，引来无数的蜜蜂和花蝴蝶，也诱得我在花丛中乱舞。

一墩爬架的葡萄，像一间绿屋的顶棚。架下的小石桌上，摆着“过家家”的物件，摆着书本作业，摆着拉累了的小提琴，吹累了的口琴、笛子……

最是槐树开花时。墙内墙外的大树一起飘香，这“槐花之城”就沉浸在温润的清香里。

我家那棵槐，树冠直探到了二楼的窗前。那远看如云近看似浪，白茫茫香喷喷，怎样得也要勾下几枝做成花冠戴在头上臭美。再摘几串闻着、玩着、吃着。

那槐花是有毒的，要用开水潦过再用清水反复浸泡才可以食用。可有次和弟弟生吃了好多，最后头晕恶心，肚子痛得打滚了也不敢告诉妈妈。结果第二天，我和弟弟拉出了一球球的蛔虫，自己都觉得恶心。妈妈说要不是那蛔虫吃了这毒素，恐怕我们就得去抢救了。

这一块块人造的田园秀色，连在一起成就了一个偌大的水墨画。而我们这些烂漫的女孩儿们，就是那花园里上下翻飞的彩蝶；活蹦乱跳的男孩儿们就像一只只顽皮的兔儿。

他们常常会恶作剧，在哪个“坏蛋家”的院子处挖个“陷阱”；将谁家灿烂的玫瑰折去送给心仪的女孩；像“间苗”般地偷葡萄不留作案痕迹……

夏秋的傍晚，冷不丁地就会从谁家“后花园”窜出一队小伙伴，头上还戴着蛮像样的伪装草帽，绿军装的腰带间还别着墨水涂染的“驳壳枪”，番号、口令整得活像“正规军”。

我家的“后花园”还盖了一排很漂亮规范的鸡舍，整个空间用一张大大的旧渔网封闭着，很像动物园的飞禽馆。那是爸爸按图纸建造的。

鸡舍有很科学的设计。有休息室，产卵室，沙洗室。还给后来养的几只鸭子挖了个大坑，放了一口大铁锅做戏水之用。晚上只要锁了门，贼是没法偷去鸡鸭的。

只是没想到黄鼠狼慢慢打通了鸡舍。那天半夜我们被“老乡——老乡——”的喊声惊醒。当妈妈打开鸡舍，看到一只母鸡的脖子被咬了个大洞，血被吸干了，只是那坚实细密的底架使鸡保留了尸首。那个军人说他喊了有20分钟了，还苦笑地说我家人睡觉可真够死的……

其实那是冬天，北风又大，严严实实的双层窗和远离房间的鸡舍，就是再有些大的动静也是听不到的。爸妈感动地说：这真是遇到活雷锋了！

那时家家的“后花园”都有不同的美，那个精神富足而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把好多的希望都种植在这希望的园田里，多想梦印成花啊……

***城郭的孩子们

“五胖子”算是我们城郭中一个挺成功优秀的男人了。

现在他是大连一家最早做led电子灯具装饰公司的私企老板。他小我两岁，印象最深就是他那个聪慧而多动的性格和黑呼呼红扑扑的脸。

那年酒店要换led的大字，我便有幸找到了他。随后我和“一把手”考察了他的资质和实力，参观了他的全部厂房设备，听他讲了近年为市内几项的光明工程所做主打的事，我这才想到了那《百年城雕》、体育场99年改造、中山路旁希望广场空地等一系列灯饰改造等工程的完美。便开始仰视这位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才生，才放心地将不大但是关乎酒店形象的“小工程”给了他。而他也给了酒店在资金交付中的最大让步。直到现在他做的大字在友好广场向南一望就明亮耀眼。

“五胖子”是原大连市委子弟学校（后改37中）校长李德尊的老儿子。妈妈是大连外语学院的老教授。他和我家住一栋楼，我最喜欢和她的小姐姐灵子玩。她大我17个月性格温温的，正好克了我这个“假小子”的野性。

那时我一有空就跑上二楼不是看搜集的“剪纸花样”、“糖纸”邮票什么的，就是说些“体己话”。没有女姊妹的我，真是羡慕他有俩哥俩姐。

一次我在他家玩得正高兴，就见他像只敏捷的猫溜进家门，接着往嘴里挤了一口牙膏就跑了。我纳闷就问灵子，她笑着说，他经常偷吃牙膏说那味道很好……

对呀，那时我们家用得都是便宜的牙粉，还真不知道那牙膏是什么口味儿的。我想，一定是有糖的味道吧？！不然怎么值得去偷吃那？

我们基本都是在城郭里生长的孩子。家长多是双双老师。在那个无计划生育的年代，两个孩子是最少的，而像灵子家5个孩子也是最多的。但一个大院的孩子最少也有近百个。

那时好像男孩多。我家和楼上徐老师家都是3比1，隔壁高老师家和对邻闫老师家都是4比0。总之到了春暖花开的傍晚，还有寒暑假的时候　，大院里似乎清一色的“萝卜头”。而我们女孩子只是聚在一起踢毽子、跳方、跳皮筋。有时也参合在一起做游戏，像“打不许动”“抓特务”“撒库拉”（一种日本樱花歌的游戏）。

可能是教养的关系吧，很少能看到孩子们打仗，虽然分帮分派的，但没有真正动手的。就是真得打起来，双方家长也都会叫回自己的孩子批评，因为两家大人往往是同事，或者是邻校的都很注意影响。而我们也养成了习惯，见到爸爸妈妈上下班回来，玩得再疯，也要停下来问声“爸爸好”“爸妈再见”　。　

小时的我好唱好跳会讲故事，身边有一伙儿的好朋友。有时就做点小小的策划，准备一次小演出。用“城郭”的高墙做背台，高高的路灯照亮，让小朋友们带了小板凳层层排开地坐下，然后又报幕，又演出。

舞蹈《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表演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独唱《春天在哪里》，还有我给大家绘声绘色讲的《格林童话》。讲到鬼的故事，就有意发出恐怖的“鬼声”吓的胆小的伙伴头发梢都竖起来了。

我们使劲地张扬自己，团结快乐着，幸福成长着……一直一直迎来了那个跳“忠字舞”的年代，那个将围墙加高，铁丝网插满松树枝的“武斗”岁月。

可能怕流弹打死我们，那时父母看管我们就更严了。大连七中就在我们大院的西头是一条大道之隔。当时就是“革联总部”的一个武斗点，“土坦克”（装甲车）好几辆满操场乱跑，荷枪实弹还有上面站着的飒爽英姿的女红卫兵。

我胆子大，有时就偷着带着两个弟弟跑到大院东临的体育场里玩。在那木质结构的灯光篮球场里，仿佛有诱惑不尽的乐趣，虽然天黑心也跟着揪着，但还是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后来听大人们说，那个地方有好几个“吊死鬼”了，我也不敢再去了。

但我最终还是撞到了令我至今难忘的一幕。

那是在太阳将落山的时刻，零下10度的气温里，体育场主[xi]台正对面的高高足球积分翻牌的大架子下，绑吊了一个男“吊死鬼”。他的舌头并没像传说中的“二尺长”，其实根本就没伸出舌头。只是那滴出的鼻涕冻成了有一指长的冰凌。他头发蓬松着，脸庞清瘦，两眼眶深嵌像典型的南方人。他手里握着自己的皮带，那是红卫兵硬塞在他手里的。他被高高绑挂着，脚下还有一大帮“牛鬼蛇神”跟着陪斗。那些人弯着90度的腰，胸前都挂着大牌子。那个死人的脚，就搭在一个陪斗人的屁股上……我看着看着就恶心了，也愤恨了。突然联想起爸爸还在“牛棚”里蹲着，就一口气地跑回家，委屈地好个流泪。

打那后，我也再很少出去疯跑了。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大院的“臭老九”们挨整挨批的几乎家家都能摊上个八的。孩子们再凑在一起的笑声也越来越少了，大家仿佛都很同情被批斗的家长，相互说着安慰的话，有时也看到一小帮孩子们在擦眼抹泪的。

那天傍晚一出门，就看到邓老师家门前聚了一群人，原来是说邓老师自杀了。我震惊极了！

他是一位中学的体育教师，有着健美的体魄，仪表堂堂。他家两个男孩大的最多8岁，爱人是大连儿童医院的护士长30岁的样子，很漂亮。听说邓老师是“反军黑干将”，他是自己很快爬上几十米高的大烟筒，边喊着“向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毛主[xi]请罪”后跳下自杀的。

那以后我们的城郭就仿佛背上了厄运，而后期很多家庭被赶到了农村走了所谓的“五七道路”。有的劳燕分飞，有的生离死别，而“城郭”里的孩子们也仿佛一夜间长大，再也没有夕阳下那个窜动跳跃的百兔撒欢的景致了！我家在1969年的12月也走向了农村……

在两辆群英大货车慢慢驶出“教师大院”的时候，我心已经木讷了。坐在驾驶楼里的我，微微地闭上了双眼……耳后传来一些伙伴大喊“林林——再见——再见——来信——来信……”的喊声，最终都被轰轰的马达声淹没……

我在心中挥泪告别了生长15年的梦幻的“城郭”，那个随之永远消失在我身后的“城郭”……

***　邂逅的承诺

那个“城郭”在1994年被改建了。那是薄熙来做大连市市长的时候的一个政府形象工程。拔地而起的是2万平米的五栋高耸入云白身蓝顶的——大连教师大厦。

一些没下乡的老教师们回迁上了新大楼，但大多是市教委分给了各区的优秀教师。

而我们的父辈那时都是离休近10年的老干部了。记得95年爸爸住院在长春路上的大连医学院10楼，他遥望教师大厦，一半清醒一半糊涂地说：“我就想住教师大厦，你们能不能问问教委，我离休的够不够条件上楼……”听得我们心里酸酸的。

那天和“五胖子”通了个电话，一是问候，二是要他小姐姐灵子的电话。

当他知道我的大弟弟也去世的消息，很惊讶。他感慨地说：人生真是很无常，他在去年生日的那天做了心脏手术，也算人生二世了。他很想念大院的朋友，让我帮助组织个局，让大家一起坐坐找找儿时的感觉……我也真是满心欢喜的，只是转念一想自己的弟弟们，就想流泪。但我还是答应了对他的承诺。

前天我和灵子联系上了，我知道她毕业于《大连科技大学》和我爱人又是《无线电》专业的，在她们的毕业照我看到了灵子，还是那温文尔雅的样子。经我一提示，她仿佛惊讶起来，兴奋地问候我的爱人好。呵呵！我就笑，缘分啊！

大连太大，大得敢在全国叫——“大大连”，敢对世界叫——“国际化都市”！可大连又是这样的小，小的曾经一个“城郭”出来的小孩儿都在小学中学里读书，在大学里相遇，在分配工厂里相碰，甚至在公园里，汽车上相见……　

我们俩还高兴地上了qq。我一连串地发给她好多的照片，她兴奋的直说我很年轻，而她现在1.54米的个子120斤了。我就想起她年轻时那胖乎乎的身材来，笑着打过去几个字：你是富态哦！她就发来一个捂嘴笑的图片来。

我说：你真是不简单，现在退休了还兼做日本机械翻译的，看来高精人才没有失业，只有自己不干的份，你就注意身体健康好了！她那边又是送来呵呵的笑。

我的小姐姐，我真是好想你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局给搞成了，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好说，使劲儿地说，让这几十年的悄悄话在“夜光杯”里盛满，喝尽……

还有我们“城郭”里的：“五胖子”、培荣、小宝、赵阳、三敬、明哲、宁宁、大光、万琳、华伟、于琨；灵子、秋玲、秋云、美丽、小惠、赵霞、小华……

呵呵！但可有一条哈！你们那天要是来了可不要带小孙子和小外孙哦？！

心无垠作于读【蔡培荣】《　想念你们——教师大院里的小孩儿　》之作后2010.3.13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