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请远离科学

权力，强调的是服从，科学尊重的是事实，权力忠诚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科学家忠于科学，忠于事实，忠于和平。

权力和科学都是一把“双刃剑”，对当权者而言，如果大公无私，就会恩泽一方，否则，就会祸患无穷；对科学家而言，如果以对人类负责的良知去对待科学事业，则会激励人们征服自然的雄心，尽情享用科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如果科学家是某些无心肝的“科学狂人”，那么人类命运将被当作化学粉末置于试管，经历的将是魔火的焚烧；如果让“政治强盗”和“科学狂人”强手联合，那必将置人类于灾难之中。谁都不可否认，我们生活在核恐怖之中。

对水利工程一点都不懂得我，一直把三峡工程引为我们民族的骄傲，也一直认为这项工程会造福万代，曾令我欢欣鼓舞，但最近看了黄万里教授反对三峡工程的建议后，其心中的忧虑油然而生，像一把利剑始终悬挂在我的头顶。

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11年生于上海，曾赴美国留学，攻读水利专业，193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博士，随后回国从事水利工作，生前为清华大学教授。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因反对三门峡大坝的修建，被长期改造，历史已经证明，黄教授关于三门峡大坝的论证是科学的，预测是正确的。对我国政府提出的三峡工程方案，黄教授一直是不赞成的，因而一直也就得不到重用，到89岁高龄，才获准走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给研究生上课，去年在一间普通的病房悄然的离开了这个它既爱又痛的世界。

子女对他的认识是：“一个诚实的人，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人，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的人”——这已高度概括出了一个科学家最基本的做人准则，我想这也应是共[chan*]党人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

正是他的这种做人准则及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使他从40年前反对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到三峡工程的修建论证时，他曾三次上书江泽民及中央委员，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修建三峡工程的弊端及祸患，可以说，凭着的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是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负责，只可惜，他的声音太“微弱”，他的论证又太不“权威”，因此，三峡工程是在403名专家赞成，包括他在内9名专家反对的情况下，在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下动工修建的，但当我们面对科学，通过投票表决这样的方式进行时，为什么又忘记了连我们的小学生都当成口头禅的“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呢？当然，三峡工程的前途如何，目前还不能做出历史判断，但我想，只要是看过他的分析的人，都会感到心里不踏实。

无独有偶，前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在不到32岁时就被选为科学院正式院士，参加苏联核武器工程计划，被列为整个工程的“首席理论家”，也常常被人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但当他致力于核试验的研究工作时，认识到核试验因其放射性元素而污染环境，并会引起癌症，会导致大量无辜的人死亡，所以，他建议部长会议主[xi]赫鲁晓夫停止这样的试验，但遭到的是权力的拒绝，后来，他把自己的139000卢布的积蓄相当于苏联一个女清洁工1000年的工资，捐赠给了苏联红十字会作为诊治癌症之用，他开始从事授控热核反应研究，想为人类带来取之不竭的廉价的能源，后来，因撰文反对核试验被解职，因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被流放。1975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在诺贝尔和平奖整整75年的历史上，它是第二个不被他的政府准许参加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会议的这种奖金的获得者。

从黄教授和萨哈罗夫身上，我读出了科学的精神，科学家的责任那就是忠于事实，造福人类，我更读出的是一种敢说真话的人格魅力；从权力对科学的干预中，我读出的是权力一旦被滥用，那就是犯罪，那就是灾难，特别是权力控制在煽动家手中时，那就会给人们带来无穷的隐患和丝丝纠缠的恐惧。

对科学家而言，我想良知是比专业、学识、技能更重要的人生智慧。权力需要服从，但我想权力更应尊重科学，服从科学。因此，权力，请你尊重科学，也请你离科学远些、再远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