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墙壁上的泡桐树》一文曾经扼要介绍过我这间“书房”所处的地理与社会位置。我动笔写此文时间为正月十二日下午3时50分——就在约半个小时前，我窗外一户人家的庭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一位年约七八岁子的小女孩在做作业时手、身、脚被她母亲抡起竹条抽了几下，她的课本因正在写字的手被竹条抽中而被扫到了地上……她的母亲打骂完毕进了屋子，小女孩终于大哭了起来……今早晨跑后返回，我就一直在闭门学作，注意到窗外这一幕时我恰好眼向外望直起身子扭腰做舒展筋骨运动——

我如此动笔，很可能又会招来大把冷眼，在当今祖国繁荣昌盛年代，文学领域的任何一种大奖所设主题都与讴歌新生活赞美新时代奏响幸福和声音符有关，而我却还在“唱反调”揭露社会中被人忽略的阴暗角落，比如《雷雨下的凉亭》，这样的文章“连稀饭也是挣不到来吃的”，此话言之确实不无道理。

实不相瞒，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做作业时也曾被大父凶狠打骂过，这从我的长篇小说《逗雪梅红》中可略知一二，而该小说第三部中所说的那被其母亲逼至绝路的女孩“袁惠美”，亦取材于现实，故事质朴真实，只是文学表现手法独特而已。这样，人们应不难理解为何我会因窗外之景而陷入深思至笔。人们或许会觉得，大凡有为作者，必享受荣华富贵，贫寒困苦的写手还能创造出奇笔？这样的推理对我个人或许极其有效，但是否适用于全世界，却不见得。在世界文学领域，像《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这样敢于直面人类社会问题跨出国境局限的作品，属于我国者为何？再如像美国女作家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之《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的胆大关爱弱者前程“划时代之作”，可以说更让我国文人望之肃然起敬。

我国属于“红情中华”，奋起国家，可是我国当今所谓大文人有些方面或许还不如《双城记》作者狄更斯，比起民国时期的鲁迅不下万里之距，至于十九世纪比彻·斯托夫人的那种关注最下层民众之胆量（事实上，现任美国总统、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仍为比彻·斯托夫人作品的间接受益者）更是无从提及——这种所谓的大文人或许什么奖都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时囊括宇宙，唯独拿着秧苗站在水田里不晓得如何下手！像笔者刚才窗外见到的那一幕，这种大文豪绝对观察不到——因为其眼光向上翘得厉害——所谓的各种文学大奖皆被这样的文豪给“磁化”了。我在《论作家的素质》一文中曾提到过“酸葡萄心理”，这样的大文豪对红日今天这位“稀饭作家”“不奖作者”之“底细”了如指掌，出版行业乃至声乐业的“潜规则”——对作者红日今天说“不好意思”或许其中某个词条就出自这种文化大师之手（正因如此，红日今天发表在包括中国作家网上的《逗雪梅红》、《雷雨下的凉亭》之类作品傍慧眼欲近“五个一工程”才变得天真可笑）。有道是“半桶水咚咚响”，我自知连“半桶水”的一半都还没有，却对水满外溢的当前国内大文豪指手画脚或伸长脖子“对山歌”，被倒打一耙成为“落汤鸡”稳坐“稀饭作家”之席，还敢不服？赞美者奖，揭露阴暗批判无良者吃够稀饭再扼死他去，还敢不服？

我不过愚生，啼情心切，寻师求学心切，适才窗外之景触目心切，《雷雨下的凉亭》情缘心切，如果不是党和国家关怀早无生机，所以我感恩报国心更切！

文不在高，有哲则名；“水”不在多，“泼”得好则成。唐朝诗人崔护之《题都城南庄》字不过百成为千古绝唱，当代中国作家感想如何？若那窗外做作业挨打的小女孩忍受不住而出走，春雨下的凉亭内站着的或许就是她。此时，强国作家们还忍不站出来为她说句话？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