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卫平诗歌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缺失和认同

当前对游牧文化的论及对于草原文化的发扬光大之可能性是对当前草原文化现象的肯定和开掘的认同。虽然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但是实质是一个以文学分析为开端的面目出现的、也就是一个情感行为和精神崇尚的困惑问题的讨论。因而，分析某个文化现象的复杂的文本符号所象征的意义，就成为泛草原文化的现象的扩展或者叫做承载草原文化、传承草原文化的开端。卫平诗歌精神中肖像语言的释放和诗歌文本游牧文化符号的缺失，正是当前定义这种草原文化现象的情感流露。阅读卫平三本短诗集《男人肖像》、《卫平诗选》、《阳光使者》，寻找承载草原游牧文化符号的诗歌语意精神成为必要。

一、卫平诗歌精神中肖像语言的释放

比我长几岁的卫平老兄曾在九十年代末送给我一本不厚也不薄的短诗集，那个时候，我正沉湎于朦胧诗的学习和现代主义诗歌意识的确立中。那时，中国大陆新诗云涌而重新登上舞台和流派泛起，重新引领文化的极先锋作用。朦胧诗以其多主题、多意义、语言晦涩难懂、诗歌活动个人化、象征抽象隐喻等手法齐备，使朦胧诗运动成为国内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开场。朦胧诗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习以为常之后，那些已经被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打败”的西方现代派、象征派、达达主义等沉渣泛起，一起纷纷涌向文坛，而这些写作手段一股脑儿运用在诗歌中。卫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锡林郭勒盟较为出名的文学青年和诗人，在报刊上被人所认识，同时在国内的一些文学杂志上也有卫平的短诗刊登，也引起了很多诗歌研究培训部门、编辑出版诗歌的诗人社团的注意。卫平的第一部诗集《男人肖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就是这样出笼的。卫平把他的这部诗集送到我手上已经是1998年8月了。之后，卫平相继又出版了《卫平诗选》（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阳光使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两个集子，但后两部我直到2009年11月份才看到。他还有一部是蒙文的诗集叫《牧人之子》，卫平说那是一些汉文诗歌的翻译集。

阅读卫平的诗作实际对于诗歌文本阅读者并没有一种依赖感或者语言背离，但是，对于我——这个个性阅读者来说，顿时产生了一种诡异的病态的情绪和古怪想法，那么，就是无意识忘却和精神分离。我忘记了卫平是谁，作者的归属意识。出生在乌珠穆沁草原的他，自己找不到自己的男人肖像。我读的起劲也迷失了自己，迷失在这个诡异的病态问题里。

通过阅读卫平的三本诗集，我经历了一个精神蜕变过程和肖像语言的释放。卫平在他树立了男人的肖像之后，把自己的爱与情用《凝固的冬季》、《北方雪季》、《残酷的爱情》、《追忆思念》、《怀念》那些美丽的短唱，宣布自己有了胡须，体内存在有荷尔蒙，有了尊严，有了爱情，有了思想，因而开始了用诗人的视角，蒙古汉子的风度来思考人生，诸如《良心》、《幸福》、《过去的一些事情》、《生与死》，甚至于把《选择》、《战争与和平》、《伤痕》、《骨头》、《款爷》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成为抒发情怀的由头，以及他可以把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历史的素材作为抒情的契机。这就是语言意识形态的泛滥。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一味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中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成了精英和时尚的依据。这种“时髦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这个时候，卫平被这种风潮粘合在诗歌精神和语言力量的人生边缘。面对荒原，诗人自己成为一首挽歌，“一路发布着讣告”，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了。正如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实性的时代。”（苏珊?桑塔格《西蒙娜?韦伊》见《反对阐释》）一个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哲学博士说：“精神生活在现代从根本上面临着世俗化、分化与虚无主义的困扰。精神生活的分化以价值与事实、价值自身的分化为基础，这一分化虽然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完整性、总体性的式微，但同时它也促进了精神生活的独立自主，正是它，为个人的精神生活开拓了多种确证方式与确证空间，从而丰富了精神生活本身。”（陈赟著《现时代的精神生活》新星出版社2008年10月版62-63页）

诗人告别草原

离别的是人

带不走的是诗

许多草原上出走的诗人

后来都不会写诗了（《诗的草原》）

这就是卫平的所谓精神生活。创作被简单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即所谓《老子》所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即把“在场”作为一种当下显现的必要。也就是“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因此文化就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在《蒙古民歌》这首诗中，卫平这样找到了自己的抒发情节，找到了蒙古汉子肖像语言的释放洞口（渠道）——

一声长长的“阿哈乎”/从蒙古人祖先/有血性的呼吸中传出/就一直没有停止/苍茫抒情的震颤//只要荒原上还有绿色/这民歌就不会断种/只要还有这民歌引路/蒙古人的血液就会找到/澎湃流淌的方向/只要这民歌不失语/蒙古人的生命就会找到/万年不死的营养

二、卫平诗歌中游牧文化的缺失和游牧符号的语言释解

“在高楼大厦住久了/我们的骨肉/已混凝成无情的钢筋水泥/坚硬的情感/溅不起半点浪花……/神经却比以往/更加麻木残酷……/投胎每一棵小草/落户每一朵鲜花/让生命涂上/原野真实的色彩/真想念草原啊/哪怕荒无人烟/也会孤独而浪漫地/爱着”(《想念》)

卫平在诗歌里经历了精神肖像的语言释放之后，开始了一个蒙古汉子的“游牧”和开始对草原、对人生、对他身边或者历史感的事物的思量和抒发。借助风的疯狂，他“与狂风交流\任何美丽的语言\都被撕碎漂走”（《在狂风中不甘寂寞》），凭借草原的诗意，他“就像忘了奶茶的味道\就像醒了奶酒的醉意”（《诗的草原》），他的诗歌就是一只百灵鸟“绿色早已褪尽\你的歌声依然不止”(《一只冬天的百灵鸟》)，卫平就像尼采的酒神精神一样，幻化而且涅槃，超脱现实和超越自我。卫平开始在他的现实生活里和精神理想上，储存和塑造诗歌以内和以外的家园。这就像一个哲人所说，比起我们，储存在我们脑袋里的那些思想，远比不过储存物质所塑造的我们，这样的我们甚至更强烈，更深刻地去看清这个物质世界。因而《想念》便成为卫平诗歌里的文本精品，代表草原诗人之幻化生命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本分析现代世界文学现象的专业书籍中这样描述，自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以来，异化几乎席卷了整个的现代文学。无怪乎英国剧作家纳撒尼尔?李曾痛苦地叫道，我说这个世界准是疯子，结果这个世界却反过来说我是疯子，我想去挫败它，结果却被它压倒了。异化既是工业文明的载体，又是后工业文明的受体。因而很多深受其痛的作家都纷纷拿起笔去再现“历史”，以记录这段痛苦的回忆。卡夫卡在河畔轻轻吟诵他的杰作：“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进入21世纪信息化风潮的来临，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相当普遍；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社会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各种激情喜好与欢悦，却让人摆脱了日常约束，并且毁掉了人们对于家庭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此类病垢的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始料不及的后果，即使在道德哲学的保证下，人们也没有使自己对于快乐的追求变得纯洁，反而使追逐安逸享乐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变本加厉。对于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扭曲文化现象和异化诗人（作家）的人格特征在所难免。

然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它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作为意识形态文化的中国诗歌，中国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基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消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黑格尔说过：“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俄罗斯思想家康定斯基在《艺术中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它常常是我们感情的母亲。”也正像哈斯乌拉在《卫平诗选》序中所说：卫平“他的诗，以深沉的笔触哦，抒发对‘牧人与骏马’的赞美，壮怀对草原母亲和遥远故乡的牵挂。”也如卫平他自己悲怅的感叹，“在一次次的坎坷跌倒之后，都是自己爬起来，拍拍尘土，揉揉身上的伤痛继续朝前赶路……”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者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见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就越大。卫平便深刻地感受草原文化的根深蒂固，然而他感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对于草原他自己就是一只羔羊、一棵小草，他的深深爱恋的草原离他越来越远“带着家流浪/很苦也恨温馨/总比有家难回/忘了家门得乞丐/幸运”（《流浪的家园》）他骑在马背上“只当每一次流离颠沛/都是摇篮在亲切地晃动”（《马年随想》）草原的荒芜和失去了家园他苍老了，像他自己身体里缺乏胰岛素一样，精神的痛苦成为一种身体疼痛，　“难愈的心事让伤势永远把/疼痛牢记”（《疼痛》）成为他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像我久痛不愈的伤口/在孤独的夜里/残忍地高悬”（《弯月，爱的伤口》）他把自己寄托在迷茫的天空，“迷茫时/想起你的眼睛/疲惫时/想起你的飞翔”（《鹰》）像雄鹰一般自由翱翔，像骏马一样奋蹄奔驰，他幻化成草原上最伟大的诗人，他“诗人宽阔的胸怀/装满许多人的欢乐/唯独自己挤不进去”（《诗人的胸怀》）他的　“一群羊为了寻找草根/给胃取暖/饿得各奔东西”（《牧羊鞭》），甚至他在《牧马人肖像》、《听风》等诗篇中寻找自己的乐园。当一个曾经插队到乌珠穆沁草原的知识青年写到草原生活时对于草原上的人们来说“我穿着蒙古袍子，端着奶茶碗，他们不知道我的来历”（张承志）。这就是一种认同的悖论。当卫平生活在城市远离草原时就找不到自己，诗人在《寻找丢失的自己》这首诗里迷茫了，他这样“寻找自己”：

“寻找丢失的自己/就像寻找/不曾丢失的东西一样/痛苦/明明还在/依旧要寻找/苦苦寻找/不存在的存在”

他寻找自己实际是一种心灵上的缺失或者叫做情感上的迷茫，诗人自己感到“明明还在”却还要苦苦寻找，至于他在寻找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流浪和游牧就成了这个民族心灵深处积淀的文化符号。”（见拙著《论青格里诗歌的草原特质符号承载心灵与现实的沟通》）这就像我在评论另一个寻找家园的蒙古族诗人时写道的那样，一个流浪的民族一旦停止了流浪，流浪的心灵就会停留在迷茫的境地。

“达达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它相信：语言的废弃将是诗人的胜利。超现实主义宣告了语言凌驾于诗人之上的最高原则。年轻诗人有责任去取消创造者与读者的界线，从而发现说话者与听众的交汇点。这一点就是语言的灵魂。”（奥?帕斯《论诗与诗人》郭惠民译）卫平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诗，无论是开放型的，还是封闭型的，都要写诗的诗人死去，读诗的诗人诞生。诗是一场与涵义相对的永恒之战。一种超出语言的语言或是运用语言工具去摧毁语言。“我们所看见的不是艺术的消亡，而是艺术功能的一种转换。”（苏珊?桑塔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见《反对阐释》）不管表面看来多么无关紧要，文本的每一个修辞成份都参与着文本的总体含意的建构。当卫平走进蒙古族皇帝建立的皇朝古都元上都遗址时，他的个人膜拜和心灵颤栗“渗进蒙古人的灵魂”

“当我们纵马告别元上都昔日的辉煌/历史正悄悄紧随奔驰的马蹄/校正着我们再马背上的姿式/以先祖名义默默祝福/目送着一行子孙/踏上家园不老的归途”（《祭祀元上都》）

这种形而上的祭祀和形而下的文字都会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一个无形的隔膜，只有通过“在场”这个历史的和心灵的通感才能够达到文本上和心灵上的共鸣。因而，“我们如何安排文本的脚注、标题、描述问题、通过文学观点建立主题的合法性以及用以示意结果的数量方法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在促成文本的总体含意。”（《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它们的社会学关联》作者：德国本?阿格著/惠鸣译）在卫平的诗歌文本之中还有很多日常的生活写照，那些文本已经不足以证明什么了。例如一些非草原题材的诗歌，只能证明卫平的无意识写作的空间问题。《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的编者按中指出：“真正掌握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理的精髓的人不应要求全面反传统，而应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草原文化的扩展和传承草原文化离不开诗歌精神的语言释放和诗歌文本游牧文化符号认同，虽然卫平三本短诗集里还不能传达这样的功能可是他这样做了，或者正在这样做。这就是寻找承载草原游牧文化符号的诗歌语意精神的意义所在。

在本篇就要结束时，让我们用美国评论家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中的一段话结束吧——

“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自身。”

2009年11月30日——2010年2月24日

与锡林浩特家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