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从事学术研究之人，从事文艺创作之人，传道授业解惑之人，著书立说之人，专一写作之人，从事文艺批评之人等。当然，我们还可以把传播文化之人也并入到文人群体中，虽然这类文人在实际上更接近商人。

一提起文人，社会对之总的评价无非是：迂腐，臭酸，百无一用，可有可无。

文人，是一个在利益社会里根本无法找到准确定位点的一群人，是一群寄身于社会之中却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闲”人。

文人，说穿了也就是一群吃饱了撑的难受或饿得大脑发昏的人。

文人很尴尬！

其社会地位，可有可无，其社会功能，百无一用，其行为表现，迂腐且臭酸，其心理特征，自大狂妄，自傲而下贱。

可有可无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文人的基本姿态：要么自甘堕落，食嗟来之食，要么遁世，走陶渊明之路；百无一用，意味着文人的价值向来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社会正常的时候其价值在于娱乐民众，社会不正常的时候其价值在于唤醒民众。

民众对于娱乐，向来都喜欢就地取材且随随便便，没有了文人，充其量不过是让娱乐形式减少一点，但民众的娱乐方式会随之转化，甚至还可能会演变出更多的取乐方式。

民众对于“被唤醒”，向来都不怎么喜欢去感冒：现实已经很残酷，醒了之后往往还要经历更多的痛苦，何苦来？

大多数文人，不过是在努力挣扎着去追求一种叫做“生存”的东西，只有少数文人，在努力去追求一种所谓的“终极理想”。

文人很尴尬！

“生存”对于文人自身而言，比任何人都尴尬——这本不该是文人真正该去关心的问题但现实却让文人不得不努力地去关心，甚至有诗人在网上公开宣布“希望被富婆包养”。

“终极理想”，对于大多数文人而言不过就是一种永远都看不到希望的肥皂泡：很美丽，也虚幻。

文人，没有社会地位，只有精神地位！

精神地位，也往往是一种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东西：流行的某种观念会推崇某类文人，同时也会埋没无数其他类的文人。

被推崇还是被埋没，与文人的自身能力无关，与大众的审美品位和赶时髦的潮流有关。

文人根本引导不了社会，但却能多多少少地去影响社会——当社会需要某类文人站出来的时候。

当社会需要某类文人站出来的时候，这类文人就会得意——社会不太喜欢去辨析文人的质量，而只喜欢去挑选文人的种类。

当今时代，是正统文化的坟墓，愚乐文化的舞台！

文人，面临着两难选择：做正统文化，就要牺牲利益，并做好被彻底埋没的心理准备；做愚乐文化，就得牺牲文人的良知，并做好被国人和同行口诛笔伐的心理准备。

当今时代的文人处境，堪称有史以来的最尴尬。

第三条路，是去做个文化商人！

喜欢做文化传播的人越来越多，张艺谋是，李连杰是，于丹也是。

传播文化，就要做包装，盒子里面究竟是什么往往无关紧要，盒子的外包装如果做不好就很难卖出去。

为了“能卖出去”，任何假冒伪劣的“文化”产品都能做得出来，这是现今时代绝大多数文化商人们的嘴脸。

宋祖德是个脑子有精神病的文化商人，韩寒的老板陆金波当然更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化奸商：他们不约而同地干着祸文殃艺的罪恶勾当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事关国计民生之大事，非文人所能控制，更非文人所能改变：文人只能发发牢骚，只能用良心写点真实的文字。

做文人做到极致也不过就是遵循了作为文人的基本良知，当然更多的文人其实是没有良知的，或早就被利益社会给打磨得丧尽了良知。

丧尽了天良的文人随处都有：博客，论坛，文学网站，传统纸媒，及新闻机构等。

当今的文人，能潜心搞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文人无非喜欢互相掐个没完没了：在外行的眼里叫“狗咬狗”，在内行的眼里其实就是正与邪之间无止尽的较量。

这样也好：不论是“狗咬狗”也好，抑或正与邪的较量也罢，其实际效应，都同样地愚乐了民众，也同样愚乐了正在掐架的文人自己。

被社会的无情逼到尴尬地位的文人，原本活得很难受，找个方式愚乐民众也愚乐自己，也算是一种活着的乐趣。

2010年2月22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