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上海最为动荡不安的一年，此前内战前线的国军士气低落，接连溃退。国民政府行政院以“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为名，下令限期国内舞厅全部关停，把打败仗的责任推到舞女的头上，又不对舞女和舞厅从业人员的生活作妥善的安置，无异是把这数千从事舞业人员推向死亡之谷。

1948年1月31日，上海20余家舞厅的舞女和舞厅从业人员二千多人结队前往社会局请愿，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多时，局长吴开先就是不出来接见。请愿队伍燃起怒火，蜂拥而上，将上海社会局砸了个稀巴烂，这就是轰动旧上海的“舞潮案”。

“舞潮案”率先揭开了上海民生凋敝的一幕。蒋经国在上海进行经济管制所推行的“8.19”限价失败之后，通货膨胀到了失控的严重局面，市价一日数变，法币不如草纸值钱，人们去购买生活日用品，就背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去抢购。

上海的政治局面也和经济崩溃一样失控，人心惶惶，前途茫茫，达官显贵携家带眷飞往台湾、香港；富商豪贾将资本迁往海外。只有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纷纷寻找光明出路。

黎明前的黑夜四顾茫然，错走一步就将万劫不复。各方势力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有的公开，如蒋经国临走前在上海招募的青年军，一律是中学以上的知识分子，全幅美式配备，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参军。不公开的在报屁股上登个启事，说是供吃穿住、有书读、有津贴，但不告知在什么地方，有人估计是延安，也有人说是招苦力。这些形形色色的招募启事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只要青少年，超龄不收。集中地是些小旅社，只准带洗漱用具，换洗衣服都不让带，搞得神神秘秘的。

庆伯也吃不准这些神秘启事是姓“国”还是姓“共”，但他极富冒险性，想赌一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便瞒着家人和好友尹某去报了名，晚上准时到了某旅社集合。旅社几个房间已住了同龄伙伴数十人，左等右等也不见尹某的到来。深夜时分，却等来了庆伯的大姊，还有大姊的两个男性朋友陪同前来，是帮大姊壮胆的。庆伯心里说：“坏了，走不成了！”

不需多大的交涉，庆伯便被大姊带走了。

回到家已是子夜，不免被大姊训斥一顿。如果不是大姊及时赶到，再过三、四个钟头，队伍就开拔了，庆伯的生死也就未卜，也许是去了延安，挂着革命的头衔荣归故里；也许象人门所说去山里做苦工，最后落得尸骨无存。

事后庆伯才知道，原来是尹某得知这个招募启事不是正道，便连夜找到大姊告诉她集合的地点，嘱她尽快把庆伯找回来，尽了他做朋友的责任。

这件事不管庆伯是蒙对了还是蒙错了，总之不经缜密考虑不和家人商量便孟浪从事是愣头青所为，绝对是不明智之举。（2010-2-1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