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思想激进、自由民主为标榜的摩罗,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于新年元月推出了他的大作《中国站起来》。他在这部书里一改以前的思想与行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摩罗。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反对派”。正如著名作家刘震云对他的评论一样:“读了摩罗这本书,我十分震惊。本来他是肯定五四和鲁迅等人的,现在变成怀疑与批判。他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相信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力量,相信中国和中国人能够崛起。”他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引经据典地大肆批判“西方文明”,说中国的积贫积弱并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用性”造成的,而是“西方文明”的侵略与“洋奴”型的中国“精英”崇洋媚外“主动自我妖魔化”的结果。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救命稻草”,所谓“中国文化必将拯救‘西方病’”云云。中国文化真的就是“灵丹妙药”吗?试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是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第三世界”的穷国,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以后,在短短的三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快速腾飞,才有了今天的崛起,中国才真正地站了起来。
此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多方面的批评。并且还有余杰与“不和谐的儒家”徐晋如也相继宣布与摩罗“断交”。徐晋如在他的博客里写道:“今早看新闻,惊悉摩罗先生新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站起来》,谷歌了一下,果然是一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也果然被臭名昭著的乌有之乡网站重点推荐。曾经的朋友愈行愈远,震骇之余,伤心莫名。与余杰通了电话,他说已宣布与摩罗先生绝交,我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与摩罗先生的友谊,也到此为止。”面对余杰与徐晋如的宣布断交,摩罗并不以为然,他在他的博客里以《回复以<中国站起来>与我绝交者》为题写道:“惊悉徐晋如先生宣布与我绝交,于是找来原文:‘今早看新闻,惊悉摩罗先生新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站起来》,谷歌了一下,果然是一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也果然被臭名昭著的乌有之乡网站重点推荐。曾经的朋友愈行愈远,震骇之余,伤心莫名。与余杰通了电话,他说已宣布与摩罗先生绝交,我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与摩罗先生的友谊,也到此为止。’原来徐晋如先生是要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绝交。许多信奉胡适的学人却不愿意践履他老人家‘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的教诲。我这几年唯一的变化就是暂时离开一些主义与概念,研究了几个有趣的问题。那些仅凭《中国站起来》书名就判定其内容、判定其作者的人,与其说是要跟我绝交,不如说是为了过一把主义瘾。若有真心与我绝交者,请读完此书再作决断并向我本人提出申请(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将根据其语气、才情、人品择劣批准。对于所有因‘中国站起来’而跟我绝交的人,我依然为他保留在‘中国趴下去’时与我复交的权利——不过但愿不会有那一天。”难道余杰与徐晋如跟他绝交真的是“仅凭《中国站起来》书名”吗?在摩罗的书中,我四大名捕看到了一段,“当前中国的崛起也许可以看做一种现实,但是我更愿意将其看做一种趋势。将这一趋势变为现实,是当今中国人的使命和责任。就此而言,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自我命名为崛起的一代。林则徐是面对溃败不知如何应对的一代。李鸿章是以洋务应对依然溃败的一代。康有为、梁启超是空怀伟大战略而无处用力的一代。孙中山、黄兴是赤手搏虎狼、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一代。他们希望用西方政体再造中国,可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实施,结果造成严重的水土不服,随后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内乱与内战。他们的教训是中国共[chan*]党人另开新的逻辑起点。”好一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气慨!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以“民主自由”标榜的摩罗已经趴在了“体制内”的石榴裙下,稳稳当当做一个“廉者要食嗟来之食”的“歌德派”!如此看来,余杰与徐晋如宣布跟他绝交并不是因为只看书名和他所说的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绝交,而是与一个“趴下了的”人绝交。“对于所有因‘中国站起来’而跟我绝交的人,我依然为他保留在‘中国趴下去’时与我复交的权利——不过但愿不会有那一天。”当然不会有那一天!因为中国站起来,摩罗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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