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伯原有姊弟妹六人，大姊心弦，二姊眉影，庆伯排行老三，下面是四弟祥云，五妹疑霜，六妹梦燕。大姊和六妹间隔整一代20年。

庆伯姊弟妹众多，是个热闹的家庭，但生逢乱世，家庭就失却天伦之乐。原本其乐融融的小康之家，受到小日本侵略战火的肆虐，庆伯家道中落，父亲郁悒早逝，不得不靠大姊独自撑持一家生计。

1942年庆伯小学毕业后，是家庭经济最为窘迫之时，也是庆伯思想最为活跃和混乱、叛逆之时，不安心读书，一心外出混世。当过商店学徒、招商局海员养成所学员等三、四种工作，没有一样能成正果，都是短期夭折。翻覆折腾，一事无成，家人担忧，邻里耻笑，学业因此荒废，光阴由此虚度。日后庆伯回想起当年的荒唐举止，悔恨交加。更使庆伯追悔莫及的是，荒唐行为忽略了手足情谊，对早逝的眉影姊和疑霜妹的种种行事竟然说不出个一二，几乎是一片空白。

眉影姊是否读过中学、哪所中学已全无印象。只依稀记得她曾和2号的朱惠琴合作搞过生发油的买卖，沿着中华路的各个理发店推销产品，晚上姐俩在前楼打地铺睡觉，嘻哈打闹。还依稀记得她在浦东一所医院当过护士，护理过肺痨病的堂兄陈振汉，并因此传染上肺病。

1948年夏，庆伯由广东乡下回到上海时，影姊已病入膏肓，母亲在客厅一角安张床铺让她卧床养病。只有她唯一的男友刘少生经常来探视，大姊为此操碎了心。人力难敌天意，影姊终于在1948年11月与世长辞，终年21岁。

现在回想起堂兄陈振汉（同年也在广东乡下病逝）和影姊的病，如果是肺结核，应该有药可治，肺结核的来势也没有那么凶猛，短短一、两年便夺去生命，恐怕是肺癌也未可知？

对影姊的事迹就只知道这么多，庆伯遗憾不已。对疑霜知道的就更少。使庆伯印象深刻不能释怀的，是疑霜妹短促的一生与一条蛇牵连在一起。

1941年春的某天晚上，一条两尺长的花蛇盘在楼梯下一只热水瓶上，被父亲发现。不信神鬼的父亲立即将蛇头打残，奄奄一息的丢弃在门外。

庆伯惦念着那条蛇，第二天一早便开门去看。只见那条蛇还躺在地上，一拨就微微蠕动，还没有死。庆伯也胆大，把它挑到弄外空地上，点火焚烧，蛇吱吱叫。刚好一个邮差骑着自行车来送信，看见此情景，便故作吃惊状，说：“这是家蛇呀，打死了要来讨命的！”

上海有这种说法，倒运的人家往往会有花蛇出现，尊为家蛇，屋主应该恭恭敬敬焚香礼拜送蛇出屋，否则霉运就会降临。庆伯家乡的习惯是见蛇必打，与上海习俗迥异，才有这番举动。当时邻里对打蛇之举也不以为然，搞得庆伯心里七上八下。

巧就巧在这一年的农历是蛇年，母亲又怀孕数月，农历七月疑霜出世，属蛇。更巧的是疑霜先天左眼很小，似有疾，右眼正常。印证了被打扁蛇头的那条蛇左眼被打残了。

事情还没有完结，疑霜好端端的长到六岁（或八岁），没有什么病痛，忽然突发脑膜炎，很快便不治身亡，印证了邮差“来讨命”之说。

科学的解释是，脑膜炎是一种感染性病毒，病毒可以从病人的耳膜、鼻窦等破损处被感染。那么，庆伯家有什么病毒存在呢？只有影姊扩散性的结核病菌，疑霜可能是被结核性脑膜炎夺去生命。

至于眼残之说，现代医学证明，外界的美丑善恶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如想生个美丽婴儿，屋内就贴满大眼睛的美丽孩子的照片。打残蛇头这种残忍之举是否直接影响到胎儿的成长？如果不作这样的解释，那就只有相信家蛇之说了。

城市极少有蛇类活动，但那时的上海南市疮痍满目、遍地瓦砾，出现蛇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打蛇起到上海解放前夕的数年间，庆伯家先后连续病死三人：父亲，1945年3月死于脑中风；1947（或1949）年疑霜之死；1948年影姊之死。属蛇的疑霜妹为此还蒙受着“讨债鬼”的恶名。

抗战胜利前后的那几年由于庆伯的不安份，频繁转换人生角色，一忽儿是学生，一忽儿是学徒，一忽儿是船员，一忽儿是海军，对手足之情无心顾及，眉影姊病发之时，庆伯去了广东，所以毫不知情；至于疑霜如何度过她的童年，是否上过学等庆伯也是印象淡薄，甚至疑霜死于1947年还是1949年，庆伯都无法肯定。如果不是那条诡异的蛇的出现，对疑霜存在的记忆恐怕还会更少些。每忆及此，庆伯就象罪人一样深深地忏悔。（2010-2-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