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年起父辈就在搞“运动”中，在家里不断听到父亲回来说单位“运动”的情形，青少年时期更是亲身经历了四人帮横行、是非颠倒的疯狂时代，那时提倡的是“大义灭亲”，当时发生了太多儿女揭发父母“反革命”行为的“革命”行动，也曾有父母被迫害致死的。多年后当明白了自己的疯狂与愚昧，并证明自己错了，那时已悔之晚矣！九泉之下怎么去见自己的父母！？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了，只是没有去正确引导。《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我们这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窃人羊，他出来证明了。”孔子说：“我们的直道和此相异。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便在其中了。”　叶公说的“直”是坦白。他从法理的关系来看，父亲偷了羊，儿子便去告发他。叶公认为这是正直的行为，因为偷羊毫无疑问是犯法的事。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要维护社会公义，有人犯法，便应不理亲疏地加以指证。　孔子则从人伦关系去解释。他认为“直”是率直的性情。儿子不肯作证，是不忍心见到父亲受到惩罚，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这是亲情的流露，是合乎“直”的品德。孔子并不同意叶公的说法，因为从孔子及儒家的立场，那位坦白的儿子太不近人情了。　

《说岳全传》也有这样一段描写，原为金兀术麾下猛将的曹宁弃暗投明，归顺了岳飞。金兀术便派曹宁的父亲———大汉奸曹荣领兵去将曹宁擒来。面对曹荣的叫阵，岳飞吩咐曹宁：须要见机行事，劝你父亲早早归宋。结果父子间言语不和，那曹宁一时恼发，按捺不住，手摆长枪只一下，将父亲挑死，吩咐军士抬了尸首回营，进帐缴令。元帅大惊道：你父既不肯归宋，你只应自回来就罢。哪有子杀父之理？岂非人伦大变！本帅不敢相留，任从他往。曹宁想道：元帅之言甚是有理。我如今做了大逆不孝之事，岂可立于人世？大叫一声：曹宁不能早遇元帅教训，以至不忠不孝，还有何颜见人！遂拔出腰间的佩刀，自刎而死。岳元帅将曹宁首级号令。兀术拍手道：这才是个元帅，名不虚传！对着众平章道：宋朝有这等人，叫某家实费周折也！

当时宋、金交战，正是用人之际，但岳元帅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虽是猛将也不肯留用，得到对手金兀术的称赞：“宋朝有这等人，叫某家实费周折也。”

《三国演义》里曹操对这种“大义灭亲”的人也是决不姑息养奸，当时，曹操手下的黄奎与马腾串谋杀害曹操，黄奎妻子的弟弟苗泽，也就是小舅子，与黄奎的妾李春香有勾搭，为了达到苟合的目的，苗泽告发了姐夫黄奎。曹操将马腾、黄奎擒获，苗泽自以为有功，向曹操要求与春香为妻。操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便教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并斩于市。观者无不叹息。

从以上几个故事来看，我们的古人提倡的是仁、义和孝，对大义灭亲的行为是不提倡的。孔子“子为父隐”的“隐”并不是知道父亲有错纵容姑息，而是子女忠於自己的感情。举报、对证的行为不应出自父子之间。子女可以以劝告的方式令父亲明白自己的过错。人与人之间互相监视、告发只会破坏人伦关系。换一个角度说，家庭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社会，为何家庭之间不能以人情礼教来调节呢？相信失去亲情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

据说外国的法律也有与此一脉相通的，根据美国的法律，若是一个人的父亲偷羊或杀人，做儿子女儿的并无控告的义务，甚至不必要做被害人或检察官的证人。虽然儿子与女儿亲眼看到父亲的犯罪行为，证据凿凿，仍旧可以坚持不相干。有时被害方面或检察官用各种方法强迫法官要儿子与女儿作证，法官亦只可在法庭上问询，而不是作证。在问询的情形下，儿子与女儿亦仍可用各种方法避而不答。其根据是宪法的补充条文：倘或因回答法官的问题对自己不利，就可拒绝回答。英国、欧洲的法律也规定几等亲之间不能够相互为证。这并不是怕他们串通，而是不希望父子之间的亲情受到摧残。因为父子之间伦常亲情崩溃，人间温暖消失，法制再严明也没有意义。

儒家所推广的人伦秩序、价值自觉，是发自内心而非从外强加的。以礼来调节法，强调个人内省，既可使犯事者被耻心引发而不再犯，又可使有意犯罪的人益生羞耻之心而不敢触犯法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法律不能真正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孔子以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也就在其中了。父与子之间互相替对方隐满，方才合乎道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体现。　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民族英雄岳飞秉承了这种优良传统，对不仁、不义、不孝之人的处理，更应该启迪后人的三思和借鉴。

如此看来，“大义灭亲”要不得。

2010．1．3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