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尚玄一直被认为是魏晋时期文人的特征。记得高一时看《菜根谭》，在一些后人的评述中第一次了解晋人风骨，顿时心向往之。王子猷雪夜访戴，张季鹰想鲈鱼、莼菜之美味而辞官归家，那份洒脱真是令人羡慕。之后的读书过程中渐渐了解清谈尚玄的习气可算是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又不禁对这种玄虚的潇洒抱着些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次读魏晋南北朝史，对于此类文化现象着力关注，发现其实这份潇洒背后也充满着苦涩，远不是清谈误国等简单说辞可以概括。

清谈之风其根源是士族体制以及官吏选拔制度的变异，汉朝的官吏来源大量出自地方察举制度，即常说的举孝廉，因此对一个人的言行有着很高的要求。发展的汉末，长年战乱打破了地方的稳定格局，人口迁移频繁，自然不可能再举什么孝廉，于是陈群设立九品中正制以作权宜之计，九品中正制事实上是由中央官员尽察举之责，主要因为战争需要，人才多集于中央的缘故。但由于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中央一些士族集团维持其地位的有力武器，所以当天下一统时，九品中正制被继续保留，这就造成了阶级之间的断裂，遂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局面。

以上所说仅是制度基础，这使得清议成为文人主要表现自己的手法，但严酷的政治背景使得清议的行为习惯发生了变化，终成清谈尚玄的习气。当时的政治派系林立，且斗争惨烈异常。嵇康因心向曹魏而终被司马氏所杀，竹林七贤中的向秀虽与嵇康相交最深，也不得不为生存而屈膝。但我想强调其间不应加上过多的人品品评，不能因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而认定山涛就是小人。就连嵇康都对其人格充满信任，临死前对其儿子说有山巨源在，你不会有事的。嵇康之子后来为救晋惠帝而丧命则是后话。竹林七贤的分崩离析更多是党派，时事所迫，山涛，王戎等在亲眷关系上本与司马氏相交，嵇康则娶了曹氏后代，其间有太多的不得已。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可以说是清谈尚玄的代表人物，“（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张季鹰的莼鲈之思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潇洒之语，由于白痴皇帝晋惠帝的登基随即引发八王之乱，张季鹰看出自己供职的齐王有意于加入混战，也就以“莼鲈之思”为借口远远躲开了是非。可见清谈尚选实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避祸手段。貌似潇洒，其间的甘苦只有他们自己明了吧。

不过随着时事的发展，清谈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那么多不得已的结果，相反却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一种刻意为之的身份象征，而这制度基础就是之前提到的九品中正制，士族地位的稳固使他们以玄谈为时尚，不以务实为立身之本。《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一段王羲之与谢安的对话：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明眼人很容易发现谢安实际在偷换概念，也正是这种尚玄之风最后断送东晋，虽然谢安，谢玄曾取得肥水之战的胜利，可以说这场胜利的偶然性极大，之后谢玄败于起义的孙恩军，则可算是打回原型。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留名千古的才女谢道韫却不幸嫁给了信奉五斗米教的王凝之，最后孙恩军攻城，王凝之竟深信天兵会帮助他而放弃了抵抗，也真是可惜了这一代的才女。

最后我想说的是《世说新语》其书及作者刘义庆。清谈的诸多事例《世说新语》一书记载最详，最近买了徐震堮先生的校笺版本来看，也觉得这是本极好的书。但实际上刘义庆写此书也可以说是不得以而为之。刘义庆是宋朝王族，继承临川王王位，但宋朝61年的统治可以说是宗室残杀至骇人听闻的地步，罗振玉在《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中统计，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可以说刘义庆于其时为保全自身遂“不复跨马”，转而投入文学事业的经营，可谓是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成为宋王室不多得善终之人，他英年早逝时据说宋文帝还颇为悲痛。“世路艰难”，在乱世无论是做个平头百姓，还是王侯将相，实在都是件艰难的事。晋惠帝执政时，一代名臣张华作了许多错误决定，后世的贬抑声不断，但《晋书》本传评他“忠于乱世，自古为难。”的确乱世的不得已实在太多太多，对于乱世中的人们，后世史家我想都应该宽容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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