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代课教师的山叫苏家山，那所乡村小学自然就叫苏家小学。

苏家小学坐落在苏家山的山凹里，是解放前地主的四合院。学校五个年级四个老师，我最年轻，所以教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复式班。二年级由家在当地的一个民办老师教，四年级由唯一的公办老师教，他是学校的负责人。教五年级的，是家不在当地的另一位民办老师。两个民办老师都姓张，教五年级的老师年纪大，我们就叫他大张老师。

深山里没有公路，我们每次去乡中心校开会，都得走30里山路。正因为偏远，所以苏家村的民风特纯朴。教师和学校，在这儿有特别高的地位。虽然只在这所学校代课两年，离开学校的情景却让我终身难忘。

那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怀揣文革后第一年高考的录取通知书，背着行囊离开苏家小学。全校学生，还有另外三位老师，自发地排成长长的队伍，送我好远好远。送别的队伍中，还有不少当地农民。拐过山弯，送过梁桥，我执意不让大家再送。等我走到半山，而山脚下送行的队伍还伫立在桥的那头。当山谷里传来孩子们呜呜的哭声，我的学生们那难舍的呜咽，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这大山的丰厚与凝重。

大张老师是在苏家小学任教最长的。我是1976年来的，那时，他已经在这个村小从教了10年。工作特别敬业，所以多数毕业班都是他教。代课教师每月有28块钱的工资，民办老师只有6块钱，然后就是在大队领粮食。大张老师享受的就是这后一种待遇。

我们的食堂，多数时候都是大张老师任炊事员，从我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是不成规矩的约定俗成。准确地说，是因为大张老师的勤劳厚道。锅里经常没有油，然而张老师做得一手好辣椒。辣椒、南瓜、两糙饭，就是我代课生涯中关于吃的美好记忆。

那个星期天，我们去乡中心校开会，开完会，见天色还早，大张老师说回家看看。我正没事，主动陪他一起去。

大张老师的家也在大山上，叫桃子盖。离中心校还有十几里路。张老师一般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当然是星期天。也有星期一早上才返回学校的，那么，他从家里出门的时间，就是凌晨四点。

我与张老师一边聊一边走，虽然太阳大，没过多久，就到了桃子盖。大张老师的家在山弯处，一幢三间的木房子，旁边搭了一个杉树皮当瓦的猪圈。远远望去，即便是大晴天，也让人感觉那房屋的孤独。这个时候，正是农民们在地头忙的时候，张老师对我歉意的一笑“一定人都没有。家不像样，别见怪哈。”

他喊了两声老婆，没有应答。径直走到窗户旁边一个小孔里，取出钥匙。开了房门，我先蹿进屋。才站定，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没有楼板的土地面，靠右角安了个火铺（土家人冬天取暖兼做饭的以木头为材料的火塘），火铺上面，一个小女孩，正怯怯地看着我们。孩子不过两岁，（张老师告诉过我，他是三十几岁才找到老婆的）腰上被一根硕大的布带捆着，布带的那头，系在窗户的木方上面。显然，母亲是怕孩子跑掉，才想的这样办法把孩子栓住。我走近两步，孩子竟惊愕得哭出声来，举起了兮脏的小手。仔细看时，火铺上到处是孩子的粪便，甚至孩子的手上，身上和嘴上。一眼就能看出，这孩子饿极了，竟抓了自己的粪便往嘴里塞。

大张老师跑过去，紧紧地搂住孩子，孩子见“陌生人”抱她，更加哭得厉害，而张老师，此时更是嚎啕大哭……

几十年过去了，我几乎就没有再见过第二个男人，像大张老师那样嚎啕痛苦过，所以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作为苏家山全大队人人尊敬的大张老师，他在异地的山村为别人培养孩子的时候，自己地孩子，却在受着炼狱一般的磨难，这需要何等的心理承受？

那之后，我常常看着大张老师的背影发呆。那小小的个子，那一身似乎永远不变的中山装，那早已经泛白了的“深蓝”，和深蓝的补丁。尤其，看他教学生们歌唱和舞蹈的时候，我心头哽哽地。再细看他蜡黄的脸上，那双曾经充满活力的眼却写满了忧郁与疲惫。

——听说共和国要清退所有的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三十年前，就在我和大张老师从桃子盖返回学校的路上，我曾经安慰过他“四人帮已经打倒了，社会就要发生变化了。以后国家有钱了，民办老师代课老师都要转正的，那时候的日子就好过了。”

而社会发展到不需要民办和代课老师的今天，我从电脑上看到的是“清退”，甚至在一些地方是以800元为补偿的清退。我要问，谁来清退大张老师们的青春？谁来清退那火铺上小女孩嘴里的粪便？是用钱，还是用良心来清退？

如果苏家山的大山有知觉，有感受，面对今天社会进步后无情地清退，她也会为之动容的。就像32年前，我离开她的时候，那山谷深处的呜咽，在我回头的瞬间，我的感觉，就是山在哭泣，是谷在感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