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方，我撕心裂肺、嚎声大哭来到这个世间；而又是在而立之年，喜得一子，也是这样哭着闹着降临人世；用三十年的时间，演出这重叠生命之旅，只不过，换了个主角而已。庆幸的事，我终于还有点良知，来回报这个与身俱伴，却又危机四伏的寝室之具：床。

儿时的床，是晚间我和二个哥哥挤闹嘻笑之处，后来哥哥们都大了，剩下我一个睡。在这个所谓的一人乐园上没翻滚到两年，初三开始读住校，到后来高中大学时，所带床上之物就越来越少。至今，在这个所谓的从北京辗转而来的福建的家里，也换了好几次床，但终觉得没什么收获。每次回到老家，睡的还是儿时那张旧床，而父亲的床就在我隔壁间，一直空着，陈旧的蚊帐还是那么干净，这都得归就是母亲的功劳。

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我没见过，父母都说他是个秀才，在地主家当过管家；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我也没见过，听母亲说40年在老家一个叫金竹偏的地方砍柴时被抓去当壮丁，去了台湾，至今无讯。按理父亲多少该有点文墨，可父亲一字不识，但口算了得。父亲十岁就去当长工，十五岁外出闯荡，主要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活动，父亲先在雅安农场当帮工，后来有了三个骆子队，在四川建阁这一带做点运营的生济，再后来就是做牛生意，听说做得挺大的。当时父亲是少有在家露面，尽管家里没有工分，而哥哥姐姐们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尽管当时父亲是“资产阶级份子”，而家中的口粮却是放在瓦片下请人挑出来的。后来父亲的三车牛被生产队没收了，换来了十几个大地坝，也就是当时生产队晒粮食的场地。父亲终于落叶归根，此时已是负债累累，后来才有了四哥，五姐，六哥和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都是起早摸黑，父亲与床是否生来无缘。

我佩服父亲的诚信和定力，如他跟母亲所说的那样，他走时，断然不会死在床上。而事实如此，父亲选择了他忠情的竹椅。这点除了父亲的另一家及那个家的两个儿子不能作证以外，我们儿女六个和母亲可以作证。父亲走得很坦然，但眼终就有些挂念和遗憾，这点我体会最深。而两个宿愿我到现在却只是完成一个而已，母亲也是很支持我的，说人性不能丢，身处战乱年代也都是些身不由已事情。这更让我更折服于母亲的大爱和宽怀。

父亲与床的情感，我是不能比较的。我能体会当武装队长的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四处寻他的原因；我能体会父亲时常无故发火的原因；但还是不能体会父亲从未表达了对爷爷有过丝豪埋怨之情。倒是父亲可以给我说很多很多他看过到的戏，什么《杨家将》、《薛仁贵征西》、《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娘子》很多很多，还会跟我说当年在西昌梁山上运过军粮的故事，还会说四川大地主刘文财给他开茶钱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的床，更像是他人生的程行碑，却是我的思索的去向。

事情交待到这里，我是否该切然止笔；而又是我曾经跟父亲背颂的那首《月光诗》，让我无法停止下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而李白头上那轮月亮，该是一轮思乡冷月吧；而李白的床，该是张什么样的床呢。所以余光中也《寻李白》来：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我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写出这三十个字来。在我看来，李白的时代，在中华民族还不算太沉闷，只是像他这样的诗人，不带太多政务和商情，只带有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周旋于山水之间。社事变迁，后来的李白老时难免风餐露宿，涂途苦旅。所以李白的床，该是一张辗转反侧的床，是一张让他辗转难眠的床，是一张温暖程度日渐下降的床。而余光中更能体会李白的床，余老的床，原本在福建永春，后来辗转到江苏、安微、上海、重庆、厦门、香港、台湾、美国，终而在台湾算是定了下来后，但又四处讲学，笔耕不止。他那张张充满乡愁的邮票和船票，蓝刀切下的那一弯浅浅的海峡，都成为余老舍思乡念国的情怀，而余老老家的床，又该是什么样的床呢？是一张盼归未至的床吧，所以他是很讨厌自己称之为“台湾作家”，这一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的。余老生活在当代，他的作品却走进了历史。

这样看来，文化大师的床都是冰冷的，季羡林如此，李叔同如此，曹雪芹如此，司马迁也如此。因为他们对床都不贪婪，睡起来也不大安心，即使睡也只是基本身体所需，因为寒窗之内必是寒床。做文学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由此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而关上窗来，床边是否就不再有寒风袭来呢？非也，不是还有“枕边风”吗？这样看来，我还是停不下来，手指，也只好在这健盘上再摸索一阵子。

中国式的悲剧历史，又有多少不是从床上拉开序幕的呢？又有多少不是在床边转折而来的呢？特有床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算是独具特色了。皇帝老二首当其冲，一边享受着所谓的正寝伺候，一边心甘情愿接受着这“枕边风”吹袭，更不缺些赫赫有名小人，也有些争风吃醋的红粉之战。我想这些金龙玉床，使多少黎民百姓身处水生火热之中，又是多少忠肝义士葬身火海之源，皇帝老二温柔同眠下醒来之时原是恶梦一场，江山移浮另处而去。

世人常把妻子向丈夫说的悄悄话比喻为“枕边风”。此风虽小，但却袭人骨髓，多少人都因此风败下阵来，并且心服口服。大臣们延议难决之事，到这温柔乡来，三五几个晚上就摆平了。如果是平常老百姓没就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些锅边碗事，柴米油盐。而皇帝的床，成为了第二朝延。苏妲就是一个喜吹淫风，善进谗言的“典型”。暴戾的纣王不就是被苏妃的“枕边风”吹昏了头脑，丞相比干挖心而死，大将黄飞虎被逼超反；貂蝉之二，董卓与吕布父子间挑拨离间也得归功于她了。

然床边之小人，更是可畏得很，而小人在中国历史中是相当吃得开的。我折服的是吕不韦给异人的铺的是一张什么样的床啊，而吕不韦算不上是小人了，吕不韦同异人算是战略伙伴关系了，只是异人略显被动罢了。而赵高就是小人了。篡改遗诏，立胡亥为皇帝。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这张千古第一床，床边却站着个独揽大权，结党营私，暴役横征，行政苛惨的小人啊。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床是并不高明的。如果没有赵高，秦朝乃至中华历史都要改写了，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假设是不成立的。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宋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纵然是个传说而已，但历史终还是还世人一个真相。刘德妃从小就是孤身一人，阴差阳错的到了皇宫，做了贵妃，就是没能生出个一男半女；而此时的刘贵妃、杨贵妃在跟在跟自己比赛，孤身一人自然皇后难求。可怜的李氏，有儿无归，认子无能，抑郁而终。虽后终被尊为太后，谥曰章懿，但已是过眼云烟。我想，宋真宗睡的是张糊涂床，刘德妃、杨淑妃、郭皇后都是睡的是处心积虑，阴险毒辣的床。

而诸如这样的历史事件真是太多了。刘邦的吕太后和他的戚夫人不也正是吗？慈禧不仅醋劲大，而且还要弄权，咸丰怕得很。但我他也是个色鬼，莲莲丽妃自以为有资本了，倒头来还是形同戚夫人，四肢无全，生死难求。我想，咸丰到死时都这么怕老婆，我想他的床是最恐慌的吧；而后来慈禧也是命归于此，八国联军打得她吃睡不宁，东躲西藏。本想入临黄泉，可得安宁，却不想来了外东陵大盗，弄得她老人家，九泉之下也都不得安息。弃祖卖国，慈禧睡的是一张什么样的床？

难道这床上真的就十恶不涉了吗？这枕边风刮的都是些阴风了吗？有的，还是有吹热风的。《后汉书》有乐羊子妻“断织劝夫”的故事：乐羊子游学，未三月而归。其妻引刀断机，曰：“君子寻师，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乐羊子一开始吃不得苦，还真有点窝囊废的味道，没有远大的理想，幸亏娶了这个好媳妇。乐羊子是因这“枕头风”吹得好才成功的，他是个好男人，更是好女人吹出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唐太宗英明盖世,贞观之治,使大唐兴盛,就是有个贤良的长孙皇后常在枕边提醒,方可以人为镜,能容魏征直言纳谏。唐刘肃　>　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宗罢朝,自言：“杀却此田舍汉!”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妾备后宫,安敢不贺?”于是太宗欣然放弃了怒杀魏征的念头。长孙皇后如此深明大义，她及时而巧妙的提醒，她的枕边风在帮助唐太宗治理国家的大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太祖朱元璋患难与共，历经十多年征战的马氏，于洪武元年被册立为皇后。马皇后是一位贤妻，经常在夫君的耳边叨唠，要他“求贤纳谏，慎始如终”，处理问题“不以喜怒加刑赏”。这才使郭守祥之子企图杀父得以昭雪。显然，马皇后的枕边风达到春风化雨的境界。我想，这大脚妻子道是有几分可爱之处，较那些争风吃腊的花花贵妃而言，更多些实在和真实。而朱元璋也始终对大脚皇后不离不弃，他们两口子的床，除去为国为民之烦忧外，睡起来还是比较安稳踏实的。床边吹吹热风，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我们提倡。

床，本无罪，其实是人有罪，正如茶馆无罪一样，床只是供人休息和睡觉的家具而已。起决定的因素还是人的因素。而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因床受陨者，第二种是由床结欲者，第三种就是诸如像我父亲和我这样草根式人物。

官爷们，请你不要乱吃、贪吃，小心床上尿裤裆，纵然是美味佳肴、秀色可餐，金胴玉体，猿臂蜂腰又如何，因为那些春秋、黄粱美梦，甜梦醉人无地洞，醒来之时一场空而已；如果你是来吹风的，吹些热风吧，不要吹阴风，因为“机亲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到头来两败俱伤，家破人亡；不想一辈子做草根的人，睡睡硬板床也未尝不可，即使你太留恋席梦丝和五件套，如果真起不来，请在床边设个闹钟，时间调到六点半吧，而时不待我，睡，占去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人生没有几个三公之一！

在我看来：床，该是个警世之物，轻易就能麻痹到人，发人深思啊！时间、权利、贪欲，都可能在我们仰天躺下，说声“舒服”的时候，毁人时作，浸身而袭，夺人性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