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穿透帘栊，如猫咪，哧溜，钻进了我温柔的香梦。揉揉惺忪的睡眼，身子还慵懒的捂在被窝里。忽尔，墙上的挂历正狡黠着，以一种悲悯的神光淫淫的望着我。不觉一惊：“呀！乖乖，腊月嘞。”怆然间，耳边倏忽飘来“去年年尾，今年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出处不详）。娘的。这年，如我那色色的猫咪，总是死皮赖脸的跟着我，纵然你躲到梦里去。

年，总是带着它特有的味道，以每天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速度，踩着时光的皱纹，粘着你，追着你。

抚然间，抹一把额头上那青春掠过的岁月细痕，心头不不仅愤愤：“狗日的，这年。”

如今这年的味道与感觉之于我已是囫囵了。听了，有暗暗地恐慌。对于年，是忧并喜着。忧着它的岁月无情，喜着它的温馨与亲切，如那妩媚浪荡的美人胚儿，怕着，又想着。

总而言之，对于年的感觉，喜欢还是多于忧伤的。虽然，它如一只时光站台里的大黄狗，总是紧紧的跟在你的身后，一天天的把你从童年吠到老年。最终，要把你吠成黄土地里一粒瘪了瓤的种子才肯罢休。但是，年的独有的气息还是诱惑着你，一天一天的步入它那迷幻的岁月陷井。

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百姓心中，最古老，最端庄，最温馨。每至大年，国人，不论海角，无论天涯，相隔多远，心中都会温暖着一个共同的字眼——家。年是家一杯煽情的酒，家是年一生漂泊的根。

小的时候，生活在乡下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子不大，炊烟袅袅，安祥的依偎在大青山的脚窝子里。孩提时代当是很幸福着那年的味道，因着炊烟里的飘香，因着书本短暂的释放，因着兜里那点点的零花钱。每每临近过年的时候，就兴备，就憧憬。

记得那时的我在上小学。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要写春联，贴门对子（春联）。因着村子里能“舞文弄墨”的人不多，家家户户的门对子当是出自队里的一个老会计之手。老会计姓什么我是不记得了，只是，人人都是这样亲亲的唤他，久而久之，老会计的真名实姓便在乡亲们口与口的传渡里渐渐的丢了。

老会计，六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高削，微微显驼。光光的脑壳子上总是卡着一顶褐色的、旧旧的、泛了白的线帽，帽子的顶上缀着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茸球儿。写字的时候，鼻子上总是架着一副圆圆的老花的眼镜。上身，一件乡里女人用侍弄土地的手缝制出来的蓝色的对襟大棉袄，一排布制的纽扣仿佛胸前匍匐着一条大大的蜈蚣。下身一条黑色的大裆棉裤，腰部是一圈巴掌宽的白布的腰衬，腰身似能装下两个孩子。走起路来，总是躬着身子，两只脚在地上划着八字的罗圈。当然，这些都只是那个年代里特定的服饰对于视觉审美的影响，并非真的罗圈腿。

那时的老会计能写得一手在我现在看来并不是很酷的毛笔字。因着我的家与老会计比邻。于是，大年三十的前几天，在老会计家里那个唯一的时髦家当——大木桌子的前面，总会能看到我忙着拿纸、摆联，一幅装模做样、一本正经的身影。

现在想来，那个木头的大方桌子恐是他家当时最贵的家私了。那时，乡民们家里所有的家什件儿大都是取自自家栽种的树木，成了材后，便请当地的木匠来到家里打造，虽不秀气，但都质朴，都耐用，不张扬。不似现在的家私，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巧言令色，仿佛一种纸糊的精致。

对于乡邻们送来用于写对子的红纸，伏在桌子前的老会计总是简单的“嗯”上一声，算是打了招呼，便继续的伺弄着他的毛笔。说来奇怪，对于乡邻们的纸张，老会计只需看上一眼，并不用多问他的家里究竟有多少扇门。想是，写的久了，便烂在了心里。

之于毛笔字，我没有天之异禀。许是对于那种红与黑的视觉刺激，抑或是一种好玩。偶尔的时候，老会计也会起来走一走活动一下，嘴里常时不时的蛊惑着我：“小子，来一来。”这个时候，心总是痒痒的，手到是怯怯的。见此情形，一旁的老会计总是习惯性的搓一搓他那渐僵的手指，悻悻地抛出一句：“奶奶的，屁大个事，写。”虽然，我写的远不如老会计的潇洒，看上去像是虫爬，但是，在大字不识几个的乡邻们的眼里，我似乎成了这个小小的山村未来的文化传承。当有人来拿写好的门对子的时候，总会“啧、啧、啧”的夸上我几句，每每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便会乐滋滋的屁颠上一整个的新年呢。

儿时的年，味道浓，且快乐，都无忧。那时的年很是热闹，没有网络的勾引，亦没有彩电的色相，当然，更没有春晚的贿赂。农人们大都是穿着新做的布衣，在偶尔的谁家的窗子里飘出的流行的缠绵里，就着空气里弥漫的爆竹的火药味，或走亲窜户，或在年的和煦里扎堆，打牌，闲侃。

在孩子们，年则是成了小伙伴们嬉闹、放荡、肆意任性的互动平台。大年三十，大人们当是忙着一家子的年货和口福，孩子们最紧要当是贴门对子了。端着妈妈才做的一碗土制的糨糊，对着大门认真的测量着、比划着。随后，抓起一把糨糊，在红纸的背面细细的抹着，尔后，垫起稚嫩的小脚，颤巍巍的站在木凳子上，认真的看着，仔细的贴着。当然，至于春联的上下关系无需用心，也不会有人来刻意的挑剔，因为，贴上去的，是一份喜庆，一份开心，一种年的味道，一份未来的憧憬。

贴完春联，再看看我们的小可怜样儿，脸上是沾着的未干的墨迹，手上染满糨糊和纸红。新衣上则是挂满了零星的面糊糊，嗅一下，仿佛上面还留着妈妈的味道哩。

刚贴好春联，看，村西口的黑蛋家第一个捧出了山乡的年夜饭。在一圈黄土墙包裹着的低矮的门垛子里，得意的黑蛋儿高举着一根竹竿缓缓的走了出来。看那高傲的姿势，仿佛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手。竹竿的顶端，挂着一串鞭炮，仿佛一串通红的野山椒，一根划着了的火柴，鼓着透红的腮帮子，“嗤”的一声，立刻把山乡送入了年的沸腾里。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如同一道年的指令。顿时，孩子们有如狐狸一般的从各家的门洞里蹿了出来，在烟雾腾腾，火苗四溢的年的欢笑里抢着零落的爆竹。孩子们你推着，我搡着，撕扯着，笑骂着，哭喊着，堆压着。有的，甚至为一颗哑了的爆竹还急红了脸呢。不过，那时的我们大都是“狗脸亲家”（土语：恼了一会就又好了，不记恨）一会恼了，一会便好了。于是，拾来的爆竹便会变成零星的嗵、嗵、嗵的年的声音，间或在山乡的各个角落里。有时还时不时的在你的身前脚后会突然的爆响，看到被爆竹惊动的趔趔趄趄的人们，伙伴们一个个屁颠着便一溜烟的逃远了。身后会偶尔传来大人们狠狠的笑骂：“妈妈的，小兔崽子，看老子逮着你们非把你们给骟了。”

这样的快乐，在我岁月的记忆里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一整个的童年，一整个的少年。

而今的我，已经凭着山里人的特有的性子蹭进了城市。远离了大青山的一草一木，恍惚之间，我若大青山腰窝里的一枚飘忽的云彩，被风儿轻轻的一吹，丢了来时的路了。蜗在把茅坑砌在家里面的城市蓬门，呼吸着一种多元化的混合气体，对于年的味道，嗅觉似乎已经木讷了。

如今，春联自是不用再亲手写了，大街上到处都摆放着卖春联的摊子。只是，而今的春联似乎都多了一份刻板，少了一份亲切。大红的福子也用不上了，因为，它们与那温柔的墙纸似有格格的不入。至于，饺子呀菜蔬之类的，有一个叫做超市的东西，仿佛里面应有尽有。只是，诱人的皮相之下，包裹着的许是一种令人吃下之后的战战兢兢。

比之过去，如今这年，似狡黠了，奢靡了，失真了。年的味道也愈来的淡了。

扪心而自问，是物质生活富足了？是精神审美空虚了？还是——人的心流远了呢？

二零一零年元月十五日（农历腊月初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