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自觉感到非常沉重。我不知别人做过这类文章没有，而我要做这篇文章的想法，由来已久。

若干年前，我正在选修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朋友送我一套司马迁的《史记》。在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我看到了司马迁直抒胸臆的一段话：“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列举了这么一大堆名人名著，是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做《史记》，同时意在说明那些能够传之不朽的著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个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人很难有佳作问世。司马迁说的不错，他那部光耀千古的《史记》，也是做于身受腐刑之后。如果没有腐刑之痛，我相信世界上不会有《史记》这部传世不朽之作。

当时我正因方方面面较顺同时爱舞文弄墨出点风头遭人谗嫉而苦恼。那一个溽热难挨的夏季，在机关的单人宿舍里，挥汗捧读《史记》，我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非要自杀。看看西伯、屈原和司马迁们，我也理解了什么是伟大和渺小。

那时我开始关注中国文人的命运。

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屈辱史、发愤史。我不知道中国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或者应该处在一个什么地位，但我知道历代统治者对文人向来是需之即召，挥之即去的。文人们要是不满，字里行间闹点情绪，对不起，斩尽杀绝，看谁还敢说个“不”字！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可悲的是，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敢站出来拍拍胸脯说，请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更可悲的是，中国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也没能把历代这些文人们给吓住！每到紧要关头，总是这些文人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该上疏的上疏，该揭露的揭露，该讽刺的讽刺，该挖苦的挖苦。虽然不拿皇权当回事，也等于是拿着自己的脑袋当球踢！

中国文人桀傲不驯，又长着一个聪明的脑袋，因此也常令历代统治者头疼。

笔杆毕竟玩不过枪杆，统治者理屈词穷的时候还有一招：灭了你，看你还敢不敢炸刺！

中国文人常常被灭。被灭最惨的一次莫过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带领一班手无寸铁只有一杆秃笔的儒生们向千古一帝挑战，极力反对郡县制，要求恢复封建分封制。淳于越甚至以死相胁，说如果不恢复分封制，他就一头撞死在咸阳宫前。淳于越们的主张和作法，遭到丞相李斯严厉驳斥，他写下了那篇历史上著名的反封建论，力陈分封制的诸多弊端和郡县制的各种利处，并上书秦始皇，要求以高压态势拾掇那些腐儒，禁止他们说长道短，厚古非今，诽谤朝政。踌躇满志的秦始皇很快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毁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焚毁；有敢妄谈《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兴办官学，禁止私学，有想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实在说，儒生们抱残守缺、厚古薄今当然不对，可你秦始皇的五条禁令堵塞言路不许人说话就更没道理，不但显得你帝王气度太小，而且因为你气度的狭窄会失去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因此，第二年，有卢生、侯生等一批儒生、方士开始议论纷纷攻击秦始皇，指责这位千古一帝的暴虐和无知。秦始皇气得暴跳如雷：这还了得！天下我都统一了，还统一不了你们几个破文人！御史们不用查了，那些腐儒们不是爱在一块儿叽叽咕咕逞口舌之利吗，那就挖个坑儿把他们都埋在一起吧，那么多废话篓子由他们到地底下可劲说！于是一声令下，460多名儒生和方士被坑杀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秦将白起一下子曾坑杀赵国降卒40万。460，小儿科，打打牙祭而已！

焚书坑儒实质上是一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进一步说是一统天下和四分五裂的斗争。四分五裂当然不好，就象一个家庭不团结要给外人可乘之机。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统一就好么？你一个人坐天下哪象多几个人坐天下分而封之，有风使风，有雨唤雨，地方小了还好管理，中国要光是东南沿海一带岂不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就是因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穷太甚进入小康社会才这么难！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权当笑话听听而已。其实很多事物我们很难判定孰是孰非，看事物的角度不同，结果就会很不一样。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事儿干得肯定是无知和愚蠢！那么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烧掉了，那么多国家才俊被坑杀了，而坑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过多说了几句对统治者来说不该说的话，这就要杀头？这样野蛮的国家还不该从地球上消失么？！可叹的是这些瘦骨嶙峋的儒生方士根本不顾自己的死活，非要以卵击石不可，一个杀气重重的国家机器你和他讲什么道理？这不等于与虎谋皮、与狼共舞、与蛇蝎同眠么？你耗子舔猫鼻子不是作死就是作精！况且，你们那些道理一听就是谬论，你那些谬论还自以为是真理，论说也该杀他一个两个儆儆百，可杀多了就有点变味儿，一个不懂有法只知有权的国家就是个人意志说了算，这个人意志可不就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离谱儿的事情多了去了！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秦始皇虽然有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但秦始皇也有思贤若渴、选贤任能的聪明才智。秦国历史上有重用客卿、以布衣为将相的传统。如秦穆公从西戎得到由系，从楚得到百里奚，由齐纳米赛叔而逐霸西戎；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秦昭公时任用司马错、范睢，这些权臣都曾是他国人不被重用，而到了秦国就成为上宾权重一时。到秦始皇时期，可说是汇集了各国来的名人贤士不胜枚举。客卿茅焦来自齐国；姚贾来自魏国；李斯来自楚国；韩非来自韩国；尉缭来自魏国。这些人不但文章写得很好，办事能力也非常强，为辅佐秦王政登上千古一帝之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还有个叫顿弱的入秦游说之士，秦王政知道他的大名，想召见他，他却说不能行君臣礼，还老揭秦王政不孝双亲的疮疤，寸功未立就说要从秦国带万金去游说列国。你说这样一个狂悖之徒可气不可气！可秦王政不但没生气，反而虚心地接受了顿弱的意见，按他所说一一照办，后来顿弱果然在游说列国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顿弱的正确使用还不是秦皇的精彩之笔，最典型的应该是对于韩非的器重。韩非是韩国人，秦王政读到韩非的《五蠹》和《孤愤》后，感慨地说:如果能见到他，和他在一起就算是死了也不遗憾了。于是他发兵攻韩，目的只是为了得到韩非。为一人而兴兵入侵别国，秦王政可算历史一人。但重用客卿最好的还不是韩非，而是李斯。李斯是楚人，客秦后，从一名长史被秦王政迅速提拔到丞相之位，直到秦皇寿终，一直都委李斯以大任，李斯也确实不孚厚望，为大秦一统天下做出了突出贡献。

秦始皇重用的这些客卿，从骨子里说都是当时很有名的文人，他们或能逞口舌之利，或能著书立说，或有思辩之才，或能博闻强记，他们积极性的被调动，对于决策秦国的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秦始皇绝对是个会弄权有远见的智者，比如他不以自己特别喜欢韩非就抛弃姚贾，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择善而定；他还重用尉缭，与他同衣而穿，同饭而食，听取他离间六国的良策；他还在连杀二十七名谏臣之后，终于听取了第二十八名茅焦的谏议，并把他尊为“仲父”，爵为上卿。正是秦王政广纳贤才，从谏如流，才使秦国逐渐成为七国翘楚，最终一统天下。

焚书坑儒和广纳贤才都是出自秦始皇一人之手，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千古一帝的权谋之术。重视文人和坑杀文人都是一个目的：组织需要。

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视文人士子的应该是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第五位皇帝，7岁立为太子，16岁继承皇位，在位54年，（公元前140年-87年）。刘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帝王，继位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对内一改汉初盛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作风，大兴儒术，同时实行削藩，广置郡县，巩固皇权，整治官场，诛杀贪官；对外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征蛮夷，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头等强国。

汉武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刘彻为实现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其实质是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的新的选择。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传承近两千年而不衰。

时在建元元年冬十月（公元前140年），刘彻刚刚登基不久，就下诏贤良对策。大文人、大哲学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被召见应对。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阐述了自己的四个观点：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主张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就不利于统一；第二，强调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为天子至尊，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三，提倡“君权神授”。他认为，皇权授于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天子的一切行动都体现了天的意志，各诸侯国不能各自为政，应该一切服从朝廷。这样，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权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来，把道家的道统变成了封建的法统；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主张“以教化为大务”的同时，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强调利用法律维护专制统治。

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长远利益而谋略的，这不仅有利于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成为此后2000年封建社会中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为独尊儒术，使这种思想推而广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又置《五经》博士，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

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未完全实施。他做了尊儒兴学，而没有罢黜百家，他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除了学宫独用儒家外，武帝没有排斥百家，也从不禁止学术活动，前朝主张其他学说的许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还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术见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学问。对郡国及民间的其他学术活动，武帝也没有明令取缔禁止，而任由其存在或消亡。

汉武帝是一个独尊儒术而不禁百家的开明皇帝，在他手下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对于辅佐他“开创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王朝能延续400多年，当然有他能够存在的诸多因素，但与汉朝的24位皇帝大多能尊重人才、选贤任能有关。特别是王莽新政之后，汉家支系还出了一位“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陟大位者”的刘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秀才造反”的成功者。刘秀在群雄并起的乱世，能以一介白衣秀士的身份统领兵马，一战而灭王莽主力，逐步兼并各路诸侯，以智为上，攻战为辅，最后终于历尽艰辛建立东汉政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光武大帝，是与他延揽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分不开的。如岑彭、朱鲔、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等，都是刘秀的股肱之臣。刘秀与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致他登上皇帝大位之后的和平年代，仍与他们“君臣交尽其美”，这在封建帝王中是极少见的。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帝王奉行的是“飞鸟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的逻辑，登上大位之后屠戮功臣良将是他们共同遵守的信条。如朱元璋登上帝位后几乎把所有与他共打天下的开国勋臣全部诛杀，像刘伯温、李善长、宋濂、徐达等皆未幸免。朱元璋为清洗军政猜忌势力，一次“胡惟庸案”就清洗了近三万人；一次“兰玉案”清洗了一万五千人；一次“郭恒案”株连六部、使司、府县官员及地主八万余人，杀剐存留系听他一言。刘秀登基后不是这样，他以一个政治家特有的豁达大度和宽广胸怀，使他那些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个个封侯，宠赏有加，一生效命光武大帝。

刘秀本身是个文人出身，因此他也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重视文人的皇帝之一，他的“以柔为道，以文治国”的方略也收到了光武中兴的效果。

比刘秀更有权谋同时也更重视文人士子的还有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先后又灭后蜀，平南汉，破南唐，基本上实现了南方各国和北汉各地的和平统一。他开始抓紧落实和泰安息的统治政策。鉴于唐末五代，都是武人篡权，因此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导致学校不兴，文教日衰，官吏昏暴，朝政紊乱的教训，赵匡胤认识到应该“武将打天下，文官治天下”，不如此，国难兴。

赵匡胤在赵普等大臣的辅助下，首先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方针，主要措施有：开辟儒馆，延用聂崇义、崔颂、尹拙等儒士，使他们位居清要、学府，以培育人才，劝励教化。他懂得读书人的重要，尊重读书人的性格，连儿时的启蒙老师辛文悦也被他请到朝中做官。此外，他还针对五代以来学校大多废止的状况，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派官员管理国子监，招选生徒讲学。他还派内侍代表他给太学生赐酒菜，以示劝学崇儒。这一切给人以宋代天子崇尚文治，奖掖儒学的强烈印象，儒士学者，开始奋发自励。白袍举子、襟带大夫，开始进出于骑马披甲的武人之中。

重用文臣，官府机构需要不断补充大批的儒臣。从哪来呢？大开科举。赵匡胤对科举制进行了大胆地改革，规定不论家庭贫富，世族高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应举。同时确定复试，殿试制度，以杜绝走私侥幸之门。开宝八年（975年）起，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使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进入政府机构。孤寒贫弱之人，一旦进士及弟，如登龙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人人称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朝儿童奉为金科玉律诵读的“神童诗”，正是对赵匡胤这一历史活动的高度概括。

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是针对五代混乱时的重武轻文而来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自是非常之举。当然，也不是对读书人一概重用，对武人一概歧视，他只是重用人才，不拘一格，一旦发现能人，都给予破格提拔。

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对赵匡胤擢用文士、爱惜人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擢用英俊，不问资格，因此，天下没有怀才不遇之叹，人人都求报效朝廷。”

赵匡胤重文轻武的直接效果是使宋词成为中国词史的顶峰，并出现了以苏轼、辛弃疾、柳咏、王安石、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辉耀千古的词人大家，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国人永远感到骄傲。

假如中国的历代皇帝都象刘彻、刘秀、赵匡胤这样开明睿智，重视文人士子，那中华的文化底蕴不知比现在还要博大精深多少！不知还会有多少灿烂的文化星辰辉耀中国的天空！可惜中国文人的自由太少了，可惜中国的“文字狱”太多了！中国历史5000年，5000年中华文化至今没能产生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然原因多多，但其中是否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遵命文化”，我们的文学是“奴才文学”有关呢？

这时，就有一位非常重视中华文化，特别是非常崇拜汉文化，但也亲手制造了不少文字狱的帝王出世了。他叫爱新觉罗?玄烨。

玄烨为清朝第三帝，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一生大智大勇，除鳌拜，平三藩，统一台湾，三征噶尔丹，平定漠北，亲征雅克萨击败俄罗斯，订立《尼布楚条约》，稳定中国疆域，开创“康乾盛世”，其文治武功，堪匹汉武帝刘彻。

玄烨首先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他也算个文人。你看，史载玄烨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而且他所研读之书涉猎范围极其宽泛，从中国的经书词章、书法历算到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几何等，无不进行学习。他认为：不钻研儒家思想，就不能治理天下，不懂西方知识，就无以知天下之大。玄烨尤为推崇程朱理学，他视理学为其制定政策，驾驭群臣，教育百姓的理论基础，重用了一批理学名儒。他重用理学家李光地，谕令他编成《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鼓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和“忠孝节悌”等理学要义。

除了系统研究儒家学说，康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也有相当造诣。他能诗善文，写得一手好字，历史知识也很丰富。他的舅父佟国纲出征葛尔丹时战死，撰写祭文的翰林院学士用典不当，而负责审查的掌院学士也没发现，却被康熙发现了这一失误，二学士都受到重罚。这类例子在康熙一生中多的是。

玄烨对音乐、美术也很感兴趣，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玄烨学习过西洋乐理，能演奏西洋乐器。他还效仿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匠人参加的科学院，还举办过西方美术作品展览。

玄烨博览群书，笃而不厌，吟诗作赋，诲而不倦，是封建帝王中一位博学多才的佼佼者。

玄烨为了笼络那些有反清复明情绪的文人学者，于康熙17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代遗老和各种人才。他还要求各级官员把品学兼优之士举荐上来，以便亲自考察录用。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亲自主持了有143人参加的体仁阁考试，录用了50名，全部授翰林院职，奉旨编修明史。但应试的这些人不过是当时汉族文人学者中的二三流人物，而那些学贯古今的大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人拒绝参加应试。玄烨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没有给他们穿小鞋，也没有追究他们。关中大儒李颙托病不试，被人强行抬到西安，李便以绝食相抗，直到第七天，才把奄奄一息的李颙送回家中。后来玄烨巡幸西安，点名要见李颙，李仍托病推辞，玄烨仍然没有降罪，还亲题了“志操高尚”的匾额赐给他的儿子，以示褒扬。这时的李颙除了有些难为情外，愤怒的反清情绪恐怕已经渐行渐远了。

玄烨对汉族文人学者的怀柔政策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要有利于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一旦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行被认定危及了清廷的利益，就不会再有什么道理可讲，而且手段非常惨忍血腥。这集中表现在玄烨当政期间制造的十多次文字狱上。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五十二年（1713年）的戴名世一案。戴名世，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诗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记载南明诸王史的《南山集》一书，不料被人诬为诽谤清廷之作。结果，戴被处死，戴氏家族中16岁以上的男子也全部被处死，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被没为家奴，平时与戴有交往的几百人受到株连。象这类案件，康熙一朝还发生过十几次，匹夫无罪，文字成罪，株连之多，杀人如麻，是玄烨一生中的败笔。

玄烨一生诗文颇丰，他本身可算个文人但他也惨害了太多的文人。他的孙子弘历比他祖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弘历就是那位自恃风流才俊的乾隆大帝，祖父开创“康乾盛世”于先，他继“康乾盛世”于后。在位六十年，实际执政六十七年，两平准噶尔叛乱，削平回疆大小和卓，剿灭大小金川，颁发《钦定西藏章程》为巩固新疆和西藏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又纳天下名士编成《四库全书》，客观上保护了古典文化宝藏。

弘历自诩为十全武功，南征北战，但他比祖父更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诗词歌赋，屡屡上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曾六下江南，吟风弄月，经常巡幸，踏遍山川。一生留下诗赋四万多首，几乎相当全唐诗的水平，但鲜有好诗佳句，有文学欣赏价值的如凤毛麟角。他自我评价其诗可用“拙速”二字概括，意思是成篇很快，不事雕琢，且喜欢用典，有时还杜撰词汇，令谁也解释不通。弘历还时不时玩点小聪明，专找一些生僻的典故写在诗文中，令臣属下去找注释。中国书文浩如烟海，一个人学问再大也难窥万中之一呀！很多著名文人学者都被他搞得满头大汗，无法解释，不得不盛叹弘历“圣学渊博”，“难以启及”。

弘历诗文之瘾越来越大，一生笔耕不辍，但手却越来越懒，经常找人代笔炮制。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沈德潜就曾长期陪伴弘历制诗唱和，直到退仕还乡，还在为弘历校改御制诗。弘历曾对人说“朕和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一次弘历游西湖，恰逢降雪，见到那迷人的南国雪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口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口中吟数着雪花，心中却暗自着急，自己素以“拙速”著称，怎么今天大脑一片空白，如何才能把这首倒楣的诗作完？见皇帝呆呆发愣，沈德潜说“飞入梅花都不见。”　弘历大喜，竟脱下身上的豹皮大衣赐给沈。可沈死后却因文字狱牵连而被磨碑免祀，据说因为沈生前把替乾隆起草的御制诗都收到了自己的诗集中发表，使弘历非常难堪生气，沈德潜致有此祸。

乾隆年间是清朝大兴文字狱最著的一个年代，大小文字狱多达数十次，株连十几万人，大多案由为诬告不实之词，或是鸡蛋里挑出骨头。那么多文人士子的冤魂无所寄，那么多高才大雅的妻小无所依，都是这位乾隆皇帝一手制造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还那么有雅兴，总写些自以为天下第一实际上狗屁不通的诗文！更让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酷爱诗文的皇帝竟对那些同道们毫无恻隐之心！因此，“朝中常兴文字狱，清代难觅好诗文”就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弘历就是弘历，他先保屁股坐稳龙椅要紧，他才不管你文人不文人雅士不雅士呢！大才杀得多了，好诗就写得少了，没准我那四万多首御制诗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呢！那就杀吧，从六部十院杀开去，一直杀到云南大理，东南漳洲，四川天府，浙江西湖，只要把清廷写作“夷人”、“胡”、“虏”等字眼的，一律杀无赦；只要敢非议朝政的，一律杀无赦；只要有人举报的，不管是诬告还是真假，一律杀无赦……杀红了眼的时候，连他父亲雍正皇帝曾经赦免的曾静等人也一并捉来杀了，看你还能不能再写文章，看你还敢不敢再有排满情绪！

乾隆一朝，虽是盛世之时，但也是万马齐喑之时，鲜有佳作留传下来。并且，乾隆的盛世，已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一个强大王朝的衰落从此始，以后的几个皇帝再也无力回天了。

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只有元清，这也难怪他们非常惧怕这些文人士子，因为他们不但能代表百姓的呼声，还会把功过写进历史。其实这真是杞人忧天。就拿弘历来说，再歪曲的史笔也难磨灭你那好大喜功的十全武功，再大胆的文人也抹杀不了“康乾盛世”的万丈光焰，那么你何必总对那些手握一杆秃笔的文人们耿耿于怀呢？龚自珍有诗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说到底，文人著书不过为谋一口饭而已，堂堂一国之君，为何不给大家一个谋食的机会呢？

帝王们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中国的文人从来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即使历史上出现过几个象刘彻、刘秀、赵匡胤这样的帝王，文人们也总是战战惊惊，唯恐不知哪天横祸加身。在这样贫瘠的土壤里，如果要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上边这些帝王对待文人的态度有好有坏，有功有过，但他们都是帝王，闲暇做做诗词歌赋，最多不过附庸风雅而已，正差还是当他们的皇帝，没人敢对他们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说个“不”字。换了真正的文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反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帝王们只要稍不高兴，就会拿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们撒气！帝王们撒撒气也就罢了，最可气的还有一帮余秋雨先生深恶痛绝的小人：你自己不肯干或者不会干，别人干了你还生气，还嫉妒，挑三拣四也就罢了，还要想法泼人一身脏水，颇有点像那些整天无所事事专在夜间砸人窗子的无赖恶少，看哪家窗子最亮就砸哪家，这就太下作了！有人说这是中国部分国民的劣根性，这部分国民活得也真够腻歪，赞美别人就像掏他腰包，他压根儿就不懂赞美别人是一种美德！

话又说回来，这部分人最大的能量也不过是泼人一身脏水，帝王们要是生了气可就不得了，他能改变文人的命运！

先看看屈原。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人皆知，但说他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知者就渐少，要说他是中国诗歌至少是骚体诗的奠基人就知者更少，其实这是事实。屈原生前已经誉满荆楚，偏偏他又忠君爱国，一个心眼想把楚怀王辅佐好，做左徒，做三闾大夫，夙兴夜寐，寝食不安，总想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楚国尽快强大起来，比如提出那些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举贤任能，彰明法度的一系列主张，哪一项不是楚国的当务之急？

可他行不通。

没人支持他的主张。

连楚怀王都不支持。楚怀王还私下里忿忿地想，你不把交给你的昭、屈、景三姓贵族管好，往朝政里插什么杠子！三闾三闾，我看你想管十闾百闾千闾啦！

被他管辖的三姓贵族也不支持。屈原是个办事很认真的人，平时肯定对这些贵族管之以严，从不以宽，因此贵族们对他早已不满，那个叫子兰的早就到怀王面前告过他的状。子兰忿忿地想，国家兴亡关你姓屈的什么事？有那么多主持朝政的人，哪辈子轮到你指手划脚呀！一个三闾大夫，你也太才华过人锋芒毕露了，你这么有能耐早晚还不爬到我们头上去？况且你也太目中无人了，那天你从我眼前过，连个招呼都没打一个，这还了得！和子兰有同一种想法的还有个靳尚。靳尚是谁呢？史载，靳乃怀王侍从近臣，深得怀王夫人郑袖的信任。当年张仪为秦使于楚，曾被怀王囚禁，将杀之际为靳尚所救，是个在怀王面前说了算的人物。眼看你屈原要取得怀王信任，我靳尚往哪里摆？你会写文章就老老实实地写你的文章得了，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其次是上官大夫看他生气。上官，贵族啊，怀王的亲戚。没事也爱诌几首噫呼唉哉，就是上不得台面，特别是一到屈原跟前就心虚：这小子的才华都从哪里来的，没有他楚国可不就我了么？你不去好好当你的三闾大夫，成天进什么谏，弄得我姐夫整天心事重重的！此外还有个郑袖也心里酸酸的。郑袖是个风流王后，屈原才华横溢早就惹人羡慕，只是这人是个呆子，撩拨了他几次都没什么反应，象块木头。特别是那次还装正经要我自重！自什么重，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

这几个人一核计，灭了他吧！反正哪个鸡蛋不长骨头，挑一个就是。可楚怀王感觉不妥：屈原，人才呀！这么打发岂不惹人耻笑，说我不爱惜人才呀！罢罢罢，罢了他的官算了，回家写文章吧！

不久，顷襄王执政。顷襄王更坏，心说这个屈原挺有勾当，老怀把他给黜了，没准他怀恨在心，哪天登高一呼卷土重来，我这位子就换了姓了，不行，不能让他在我眼珠皮子底下呆着，轰出城去，越远越好，流放了吧！于是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只好布衣荆履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开始过起了普通的平民生活。这一接触基层不得了，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看得清清楚楚，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于是写下大量诗词歌赋，如《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排斥贤能的种种罪行，表现了他对楚国国事的深切忧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公元前278年，楚国政治更加腐败，社会动荡加剧，兵燹战火，民不聊生，首都郢也被秦军攻破。屈原绝望了，他感到自己既挽救不了楚国的危亡，又实现不了政治抱负，在五月五日那个清丽的早晨，他把自己交给了静静的汩罗江。而他为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他那些瑰丽多彩的诗篇至今仍放射着灼人的光芒。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五月五日纷纷把包好的粽子投向汩罗江，并把这天定为端午节。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才遭嫉而自杀的大诗人。楚怀王、顷襄王、子兰、靳尚、上官、郑袖们的腐朽和愚蠢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三闾大夫的爱国热情以及他那些美丽的诗篇将永存在人们的心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马迁。

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后接任父职继续做太史令。司马迁家学渊源，幼读诗书，才华横溢，可他也秉承了父亲秉笔直书不爱拐弯抹角的特点，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弄不清楚的问题还要找皇上理论一番。比如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匈奴是有原因的呀，要不，那么一个忠臣之后，作战又勇谋兼备，常胜将军，对大汉忠心耿耿，大汉对他一家又不薄，没事他投降干嘛！你看，这个文人是不是迂腐得有点过了头，你以为皇帝处理事情一定要公公正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司马迁犯了文人的幼稚病。

那么这个让司马迁牵心挂肺的李陵是什么人呢？李陵西汉陇西成纪人，字少卿，飞将军李广之孙，善骑射。武帝时为骑都尉，率兵出击匈奴贵族。由于友邻部队不予配合，致使李部孤军深入被围，而友军见死不救坐壁上观，李陵率部奋勇杀敌，三进三出，血染征袍，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匈奴大单于反复劝降，李陵不为所动，后汉武帝听信谗言，诛杀李陵全家，李陵得到消息，悲愤万分，曾泣血三呼“我不负大汉而大汉负我，如之何？如之何？如之何？”遂降。遭此打击，李陵身心俱疲，不久病死匈奴。

政治幼稚而血气方刚的司马迁就是为此人叫屈而身受腐刑的。腐刑，就是宫刑呀！李陵究竟该不该降我们难以评说，单是司马迁为别人说几句公道话至于遭此大难么？这是什么世道！

汉武帝史称雄才大略一代明君，可他对待知识分子的手段说明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可能也正是所有帝王们共同的疮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你是谁！但话又说回来，司马迁要是不遭此难，没准《史记》还出不来呢，或者完全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另外一种样子也说不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得感激那个勇谋兼备的暴君。

司马迁是个正直的中国文人。替人说情，使他失去了做一个正常男人的机会；一部《史记》，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当今天我们读到他那篇情辞愤激、心境苍凉的《报任少卿书》时，我们仍能感觉得到这位文史大家那深深的痛苦和郁郁的孤愤以及书不惊人死不休的决绝之情！捧读他那和着泪血的《史记》，我们不禁泪水潸然！

到了唐朝，我们应该看看大诗人李白。

李白身上现在还有很多谜，令研究者们迷惑不解。

比如他的身世。一般的说法，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和飞将军李广是同乡，可他的先人早就迁徙到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定居。碎叶，现为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地区，所以有人说他身上可能流着吉尔吉斯坦人的血液。到他七八岁的时候，才随父亲迁居到绵州昌隆，即今四川省江油，在青莲乡扎下根来。

再比如他的博学。远在唐代，很多国学尚且很不发达，外语更是鲜有人问津。一次番邦进贡，随附一信，鸟迹虫形，没人能识，唐玄宗很觉没面子，到了李白手里，朗朗而读，天大的问题，迎刃而解。你说谁教他的番译汉？

更让人闹不清的是，他还未成年，就搬了很多次家。可到了成年人之后，他不在江油好好呆着，从25岁就离川出走，一生都在全国各地流浪，你说他图的什么？是不是有点吉普赛？

更大的不解是，这么个大唐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么多的谜团我们留给那些研究家们去考证，我们现在还是看看李白当时是怎么闹心的。

天宝初年，才华横溢的李白经大学者吴筠的推荐，进京供奉翰林。李白性格豪迈，洒脱不羁，又兼才高八斗锋芒毕露，对那些自负满腹诗书实际迂腐不堪的翰林学士马上构成威胁，一股暗流自他到来之际就在他周围汹涌起来。先是有人说他喜欢高谈阔论大声喧哗有违翰林院清修，接着有人说他目无尊长大胆放肆不懂翰林规矩。后来一位姓王的老翰林吭哧憋肚地做了一首名叫《静夜思》的诗，本来无病呻吟毫无文彩，可旁边竟是一片喝彩之声不断。李白看了哈哈大笑，说“献丑献丑”，也不知是说老翰林献丑还是自谦自己献丑，拿过笔来，蘸得墨饱，在纸上刷刷点点，一会功夫，一首新的“静夜思”一挥而就，这就是那首千古不朽脍炙人口的佳作：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尽管众翰林看得目瞪口呆，尽管王翰林内心惭愧，但打人别打脸，揭人别揭短呵！自此，众翰林看他如同看个异类，心想这个神经道怪的早晚出乱子，离他远些为妙。

一个鹤立鸡群的大诗人就这样被疏远并孤立起来。李白洒脱惯了，哪知道翰林院的水深浅，不免心中闷闷不乐。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李白请人从外面买来二斤苞谷烧几片猪头肉，就喝起闷酒来。喝到微醺之际，内侍赶来说皇上有旨火速进宫见驾。李白正没好气，挥挥手说：“我正要过江哩，下不得船，等喝完酒再说吧！”这就已经是醉话了。即使李白没醉，也是当醉话说出来的。这还了得，这叫抗旨不遵，杀头的罪名！唐玄宗知他好喝能诗，召他进宫也没什么大事，所以也没怎么怪罪他，叫内侍传告下次注意，如果再犯，重责不饶。抗旨不遵，多么大的罪名，这就算啦？姓王的翰林先不干了，找人一商量，弹劾他一把，看他还狂傲！于是列李白六大罪，其中有“天子呼来不下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之句，唐玄宗一看，这李白也太不像话了，好吧，轰出翰林去吧，就这样，李白任翰林院仅一年多点，就离开了使他不得开心颜的长安。

政治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当时统治集团的腐朽，获得了较深刻的认识，自此写下了大量诗文，以渲泄自己对当权者对社会的愤懑不平。天宝三年（744年），在洛阳与杜甫结识，二人相见恨晚，互有诗赋唱和。

李白一生漂泊，晚年困苦，卒于当涂。

李白一生著文甚多，与杜甫并称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李白自幼就向往建功立业，一展抱负，可统治者却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他只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以他只能“天子呼来不下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所以他只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一个天之灵异地之精华便在盛唐的末尾怦然诞生。统治者少了一位官僚政客，人民，却得到了一个冠盖千古的伟大诗人！

和李白同代成长而且诗名齐肩的只有杜甫。中唐以来，李、杜诗文优劣之论，一直聚讼纷纭，争论不休。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桀犬吠尧止，可笑不自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实在是一语中的。两人诗风不同，一个现实，一个浪漫，各臻妙境，难分轩轾。

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阳人，寄居巩县（今河南）。祖父杜审言，著名诗人。杜甫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对于政治很有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弟，客居长安十年一直没有进身之阶，郁郁不得志，遂漫游各地。安史乱起，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因直言极谏，改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去，居秦州、同谷。后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又曾流寓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一带，生活困苦。严武再度任四川节度使时，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在湘江途中。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处在唐朝由盛而衰的时代，他怀抱着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心情，走向社会，但因仕途失意，遭遇坎坷，又历经战乱，身受深重的时代苦难，从自己的饥寒，体会到人民的疾苦，情感逐渐转向人民。其诗书写个人情怀，往往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有强烈的正义感与鲜明的倾向性，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后世称为“诗史”。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艺术上，他能够吸收和总结前人的成就，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元稹评其诗为：“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瘐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中唐以后，各路诗人莫不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受其影响。其中《三吏》、《三别》、《兵车行》、《春望》、《秋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早已成为千古不衰的名篇，为后人广为传诵。

满腹才华又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杜甫和李白一样，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统治者的赏识，给自己一展身手的机会。特别是杜甫，他几次试图进取几次失败，尽管世路难行，他还是信心坚定地向前走，无怨无悔。可他们哪里知道，一个愚蠢的统治者，在动乱年代，他只需要赳赳武夫，替他撑持疆场；在和平年代，他只需要谀媚小人，替他歌功颂德。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需要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更不需要总是直言相谏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没有这些，他相信丝毫影响不了他的统治根基，也影响不了他对人才使用价值的判断。于是，那个被杨贵妃弄昏了头的愚蠢皇帝李隆基便在无意中成就了伟大诗人杜甫的万古辉煌，当他正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上苟且的时候，一个和李白同样耀眼的星辰已经高悬到了历史的天空！

李白逝世后11年，杜甫逝世后3年，有一个比李白小72岁、比杜甫小61岁的另一位唐代大文豪问世，他叫柳宗元，字子厚。

说起来，柳宗元比李白、杜甫遭遇更悲惨。李杜始终没做过什么大官，统治者连他们进取的机会几乎都不给。而柳宗元就不同，他4岁诵赋，十三岁能文，二十岁登进士弟，二十五岁登博学鸿词科，曾任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直至礼部员外郎，这年他刚刚32岁。

32岁的他参加了以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集团，想着大展宏图，整饬朝政，摒抑豪强，为百姓多造些福祉。不料脆弱的革新仅仅进行了三个多月就遭败绩，新上任的统治者惨酷镇压革新派，32岁的柳宗元被谪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永州是个山多林深猛兽毒虫经常出没且有瘴疠之气的地方，生活非常艰苦。但坚强的柳宗元坦然地接受了这个惨酷的现实。朝廷还给他俸禄，虽然银两无多，也仅够每月沽几壶酒喝，但粗茶淡饭倒也够了。闲来无事，角巾竹杖，爬爬山，看看水，日子虽然清贫倒也惬意。想想自己的仕途，看看眼前的山水，灵感怦然而发，很快有了著名的《永州八记》。

大概是《永州八记》时名太盛，很快传到长安，统治者听了很不高兴：永州那个兔子不拉粪老鹰不沾脚的地方你都弄出个八记来，可见你还根枯叶烂心不死，这样吧，先让他回来！

这一道圣旨他已经盼了十年了！十年还京，他好高兴，甚至有点杜甫那种“忽闻官军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劲头。东西还没收拾利索，他就急急忙忙地上了路。离开永州那天还下着濛濛细雨，路上滑不溜丢，又没得车坐，一连滑了好几跤，他也没觉得。好容易在一个多月后赶到长安，万万没想到组织上告诉他，你改造的还不好，到柳州去吧，介绍信都给你开好了。你姓柳，到柳州没准有好运。

十年还京原想兴许有个擢升录用，没想这么大老远折腾一回是从湖南折腾到了广西，越折腾越远了！

柳宗元好不凄惶！凄惶也得走呀！既是贬官，京中也没人给好脸色，甚至过去的好朋友今天连招呼都不敢打，就更别想搞个接风筵什么的了，赶快走吧！幸好同路还有个同样被贬谪的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他们俩个一个东南，一个西南，反正不能在一块，你们不是都挺能写文章吗，大远的道，飞吧你们！

这次打击对柳宗元很大，他在湖南和刘禹锡分手的时候就得了心疼的病，他见不得刘禹锡那双泪眼，也不敢想像他们今后的前途。一下子，柳宗元仿佛苍老了许多。

柳宗元在柳州仅仅生活了4年，就卒于刺吏任上，年仅47岁。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心中郁闷，块垒难平，拎一壶浊酒，持一把钓竿，披一领簑衣，打一双赤脚，在茫茫白雪中，坐到一汪还没有结冰的小湖旁。这时，半生的坎坷，一世的飘零，种种的遭遇，世事的不公，如一条开闸的洪水，轰然涌上心头！愤激的情绪使他血脉贲张，一口浊酒过后，他用长长的钓竿，在茫茫的雪地上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

写毕，他忽觉有人在天庭轻轻地呼唤，然后就倒下了那极度衰弱的身躯，很快失去了知觉。一层层的雪花，轻轻地履盖到一代文豪的身上。

柳宗元是带着愤懑不平走的，他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也没能弄明白，自己的满腹才华和一腔热血为什么就报国无门报民无路！

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他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长期的贬谪生涯，接踵而至的种种迫害，对偏远地区贫困生活的切身体验，既使柳宗元加深了对当时社会矛盾和黑暗政治的认识，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大家。事实上，柳宗元流传下来的700多篇作品，绝大部分正是被贬到永州之后写成的。

柳宗元比李白、杜甫致仕的机会多一些，而且他几乎进入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层集团。可他的政治抱负终于没有放手一搏的机会，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一贬再贬，一直被贬到远离京都的边疆，在那里，一个阴湿溽热和充满瘴气的地方，成就了他那些流传千古的华章。

大唐飞逝，两宋徐来。在柳宗元逝世216年之后，宋代第一大文豪苏轼降生在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

看来这些大文豪们所走的路子不同，但遭遇却都惊人的相似。

柳宗元是参与王叔文的新法遭到贬谪的，苏轼却是由于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贬谪的。此前，他以应试制策身份任大理评事、凤阳府签判。至于他为什么非要反对王安石变法，其说不一。不过政见不同也是常有的事。既然你不支持改革，那么你到基层锻炼去吧，到了那里，也许你会逐渐转变看法的。这样，苏轼就出任杭州通判，后又徙知密州、徐州、湖州。不过贬徙的过程中，苏轼公务之余写下了大量诗文，一时州中纸贵，苏轼声隆日盛。

不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文坛，历来都有枪打出头鸟的恶习。谁要是工作上取得了些不凡的成绩或是文章写出了点名气，常常会有兜头脏水泼过来，让你防不胜防。名声越来越大的苏轼就遇到了这种情形。有个叫李定的御史写了若干年的文章，总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不由暗暗着急。他不从自身上找原因，比如学识呀才气呀，品德呀修养呀，他不，他把气都撒到了苏轼身上，没他这么个大月亮，我再小的星星也能弄出点光来呀！有一天这小人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急，就给他急出了个主意来。他把手头能找到的苏轼诗文翻了翻，阴恻恻地笑了笑，就给皇帝写了封信，说你看苏轼胆子也太大了，他竟敢在字里行间诽谤朝廷，这还了得！还东拼西凑地列举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句子到一起。皇帝佬虽然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可架不住“事实俱在”呀，好吧，把苏轼下御史狱吧！这就是史称的“乌台诗案”。后来，保守派的司马光取代了改革派的王安石，司马光马上启用好朋友苏轼进班子，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

苏轼不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好朋友也好，敌对势力也好，对错自在心中，好坏说在口上。因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同时反对王安石配享神宗，遭到新旧两党的攻击，随后被贬为杭州知州。两年后又召为吏部尚书，时间不长，迁兵部尚书，兼侍读，继而又迁礼部尚书。哲宗亲政后启用新党，出知定州，其后连贬英州、惠州、儋州等地。这期间，苏轼连遭袭击，大有猝不及防没有招架还手能力之势。有个叫舒亶的“老枪手”上奏皇上说苏轼常有“讥切时事之言”忠义之士无不感到愤慨呢！那个李定说他“起于萆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这样的微贱之人怎么能委以重任呢！还有个叫王珪的老资格跟皇上曲咕说姓苏的确有异志，不跟皇上同心同德，早晚会闹乱子！还有个叫李宜之的基层小吏也赶来凑热闹，说苏轼不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反而劝人们不必热衷于做官，这不是拆皇上您老人家的台么？更让人费解的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沈括也不甘寂寞，趁机会泼了苏轼一脸脏水。沈括是谁呀？北宋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呀！沈括进士出身，提举过司天监，出使过辽国驳斥其争地要求，任过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知过延州（今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举平生见闻，写出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传世不朽。他还精究药用植物与医学，留心记录有效的药方，著《灵苑方》、《良方》，附入苏轼所作医药杂说，　改称《苏沈良方》。他更大的贡献还在于精研科学、观测天象、绘图多幅、改造仪器即撰浑仪、浮漏，景表三仪，提倡新历法，创立“隙积术”和“会圆术”。同时他比欧州早四百多年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等等，等等。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大文学家，还和苏轼是好朋友，看苏轼遭了难不说拉他一把，反而把苏轼写给他的诗拿给皇帝看，说你看这苏轼是不像话，他这诗里是有毛病，他确实是在讥讽朝政，这矛头可不指向您了嘛！

你说中国群小多么无耻！

这就象一群无赖见谁掉到了井里，不说想办法拉他上来，反而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每人扔几块石头吧，砸死他更好，砸不死也让他五痨七伤，谁让你有那么大名气呢！

面对这种情形，余秋雨先生愤怒地写道：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抖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这就是千古中国！

这就是千古中国文人的命运！

苏轼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至从官，出长八州，”困于俗吏，屡遭贬谪，但他屡贬不失其志，多难愈增其雄，天纵奇才，世俗难抗，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执两宋文坛泰斗，集唐宋古文运动之大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那么，这样一位在当时就已名震环宇的大文豪为什么总在那么多的厄运中挣扎浮沉呢？

余秋雨先生曾有一篇文章写道：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的社会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它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分析得多么透彻精到！想那当代的大学者、大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也一定遭遇过近千年前苏轼那样被起哄的过程，因此他才能够得出这么精辟的结论！

这正是所有中国文人的悲哀！也是古往今来中国政治体制和国民素质的悲哀！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文字狱是对中国文化不断戗杀从而阻碍了中华文化健康发展的话，那么余秋雨先生所指出的两种起哄就是文字狱的帮凶！

如果说文字狱更多的是只能摧残入狱者身体的话，那么两种起哄就是在吞噬和践踏中国文人的灵魂！

如果说文字狱表现的是皇权至上唯我独尊神圣不可侵犯的病态心理的话，那么两种起哄则表现的是宵小之徒们卑鄙龌龊的嫉妒之疾和国民素质整体低下的病根！

古往今来，中国文人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一个随时挨打的位置！甚至一个要饭的乞丐，一个捡垃圾的瘪三都可以向中国文人吐几口唾沫，而且还不能防御！中国文人所能拿起的武器只是死后被人传颂！

中国文人还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你最好是个蠢才，千万不要是个人才！蠢才无能才好当官啊！到于人才嘛，你把汉字摆弄得那么好，哪里还懂得什么官场厚黑为官之道呀！你就好好摆弄字去吧！

中国文人也经常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说实话吧，当官的不高兴；说假话吧，老百姓不高兴；实话假话一块说吧，心里又不平衡。实话耶？假话耶？

中国文人背负太多，中国文人忌讳也太多，中国文人的痛苦也太多！

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几千龄的古老国家，腐朽的东西也太多了，该抛弃的东西也太多了，可我们还在奉若神明般捧着。

中国，一个地球上的中心国家，他当然伟大，而且古老；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人类文明的文化，当然伟大，而且源远流长；中国文人，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排列下来光大师级就成千上万不胜枚举，当然伟大，而且辉煌。可有谁想过，我们的伟大是不是也太多了？我们应该背负或不该背负反正总得背负的东西是不是也太多了？同时，卫道的中国人甩给本不应中国文人背负的包袱是不是也太多了？中国文人被围攻被侮辱被损害的历史是不是也太久了？

那么多的小人在围剿苏轼，他的突围当然不会成功，成功的只是后人对他的评说和文化本身的力量！

时人为什么不呢？

有智者说，既然中国文人活得这么累，这么不舒服，那就换个活法，不要再做那个劳什子文人！

固执的文人们说，如果地球上只剩下会做工的工人和会种地的农民，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况且，文人们通常也有病：越是不能见容于社会的他们越是要干！

况且，人活一世总要有点爱好，比如有人爱吸烟，有人爱喝酒，有人爱养花，有人爱遛鸟，有人爱赌博，有人爱泡妞，还有人爱吸毒……罗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没什么不好，只是想着别违法违规。可中国文人们呢，上述诸项也许都爱，也许都不爱，但最爱的肯定是写字。譬如屈李杜柳苏们，除去写字他们大多还有一好，那就是游山玩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过去文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文人即使不被到处贬谪，他们也一定会到处流浪。有时碰到好女人，他们一定也很喜欢，但很投入的恐怕就不多。我估计他们如果敢投入那么一把，准得象吸毒般上瘾，文人怕是做不成了！

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小道上总是挤满了那么多文人的谜底。

幸运的是，让我们发了这么多议论和感慨的苏东坡终于没有被从这条危险小道的悬崖边上给挤下去摔个粉身碎骨。于是，具有多种艺术才能的大文豪终于历劫百难之后涅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好了，不能再往下例举这些倒楣的中国文人了，越　扯越多，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如果再把“文革”十年浩劫的搁上，不得了，可以成立一个文人国了！几乎所有能彪炳千秋的中国文人都有一番屈辱不平的遭遇。可国外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们没听说过哪位非得经历苦难啊！也没听说哪位洋文豪是历经磨难才不得不成材的呀！

不能再说了，白纸黑字，隔墙有耳，闹不好再弄我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戴，可就马瞎子了，到苏轼为止吧！

还有别的事要啰嗦几句。

前不久，我一位过去的朋友现在的高官见了我亲切地不得了，忽悠了一阵之后问我：“最近干什么那？”我做了个很专业的手势，他很真诚地对我说：“都什么年代啦？你看我，嘛玩艺不会，万金油，爬得倒快，你一入那门，扯了！在中国当官，最好别有专业，也别有什么特长，一有，准陷住。你看克林顿！”

克林顿什么情况我不清楚，可我清楚我这位朋友确实能力平平政绩平平，可他居然能把官越做越大！

朋友的这番话当然很“官本位”，但据我所知很多文人是认为能有个官当当当然不错，如果没有官当也无所谓，很少有朋友这种当上官就沾沾自喜当不上官就怨声载道寻死觅活的！

话又说回来，我这位朋友当年也曾一腔热血踌躇满志想做个大文人呀！只是他憋了若干年后自觉不是这块料才弃文从政的呀！

会当文人的人不一定能当好官，不会当文人的人也不一定不能当好官，但不会当文人的人肯定当不了屈李杜柳苏那样的好官！

不信你还可以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文治武功的统治者：文王八卦，秦王图舆，刘帮的大风歌，曹操的四言诗，李隆基的缠绵词，赵佶的花鸟画，清帝们的御制诗，哪位帝王在摆弄字上没几把刷子行啊？我们新中国的那些开国元勋们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刘少奇论共[chan*]党员修养蜚声中外，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元老都有诗词文论集问世。就连臭名昭著的“四人帮”除去王洪文可能胸无点墨之外，江青还主持改造过八个样板戏，张春桥还曾化名狄克敢和鲁迅先生杂文论战，姚文元是文痞也罢，文霸也罢，他那才气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你说尽管鱼龙混杂他们都有一个文人情结，尽管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和平年代政务缠身，可他们竟能挤出时间来鼓捣这些劳什子，而且都能鼓捣出名堂，至少说明一个能被大家记住的政治家，很可能首先是一个能被大家认可并记住的文人！一个连文人都当不了的政治家，肯定不是一个素质健全的人！一个素质不健全的人，他当然不会尊重文人了，比如秦始皇。

那么，现在的官儿就可以不学无术光练一张嘴（会说）一张皮（会捧）一口气（会吹）一条腿（会送）么？

百思不得其解我去踏青。

春天是个万物萌发的季节，潮润润的青山，温漾漾的绿水，凹凸凸的平岗，斜仄仄的草地，蜂也在舞，蝶也在舞，虫也在舞，鸟也在舞。

我看并没有人注意这些美好的舞姿，大家都在专注地看两只狗打架。

轰然一声巨响，我终于开了天目：吸引人们眼球的，并不看你舞术如何，他们只看你刺激人的程度，比如金钱和美色，都比较有刺激性。

而中国文人，只懂舞术。

中国文人是什么呢？

中国文人，是既不昏暗也不耀眼的光线，是既不贫乏也不丰富的色彩，是既不冷寂也不喧嚣的声音，是既不流俗也不高远的意境。中国文人也许是山，他能挺起国人素质的高度；中国文人也许是海，他能托出国人心胸的宽度；中国文人也许是岩石，他能体现国人脊梁的硬度；中国文人也许是箭簇，他能检验国人心灵的力度！中国文人有时像沙粒，可以随时落定；中国文人有时象飓风，可以漫卷一天尘土；中国文人有时像羔羊，温顺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国文人有时像雄狮，不平则鸣怒目狂吼！

但中国文人永远是这个国度最需要保护的一群，尽管他们激昂慷慨但往往幼稚盲目，尽管他们雄姿勃发但不免错窦百出。他们的缺点有时像他们的优点一样可爱，而他们像需要生命一样需要自由！

这就是中国文人！

这就是经常挣扎在人生苦难中的中国文人！

这就是必须要经历千锤百炼虽九死而犹未悔方能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文人！

可是在中国，辉煌为什么非要从苦难中获得呢？

伟大的先哲们啊，谁能告诉我，这个中的玄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