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原籍在辽宁的盖县，现在叫盖州市。父亲的曾祖是清末辽宁省的道台，爷爷这个孙少爷在十四岁那年突发奇想离家出走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村子，认下一门干亲戚就在这里过上了与在老家截然相反判若云泥的生活。直到三十岁时，奶奶的父亲找了来，把自己已经二十三岁的第五个女儿送来与他完了婚。从此两个人在这里生儿育女扎了根。虽然父亲的曾祖是省一级的行政长官，可是，天地良心，父亲可是一碗剥削饭也没吃过。

母亲的娘家是在吉林与乌拉街之间的一个村子里，据说那里原来有九座庙宇，所以人们就把那里叫做九座庙，叫的时间久了就省略了那个“庙”字，而就叫九座了。村里总共大约有六七百户人家，提到九座老王家，方圆二三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村子东面紧靠吉林到哈尔滨的公路，西面一直延伸到松花江边都是平展展的沃土良田，种植者清一色的水稻。一到那里，我就发蒙，这一个是舅舅，那一个也是舅舅，外面刚进来一个还是舅舅；亲的，叔伯的，表的，反正都是舅舅。老爷亲兄弟六个，这六兄弟除了六老爷都是有儿女的，而五兄弟繁衍的就都是我的舅舅，一个不拉地细数竟然有十四个之多，而姨娘们是不常见的，五兄弟家总共有女儿五个，母亲就是其中一个。老爷排行老三，有三男三女。这些舅舅姨娘们，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在部队的。解放前虽然都是农家，但是在土改时可是有富农也有贫农。现在是没人住在那里了，据说都进了城住上了楼房，因为那里早已被夷为平地建了钢铁厂。

对于姥姥家我了解的也就是这些，老爷姥姥的印象还是有的，老爷就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姥姥倒是十分的精明，活到快九十岁，在二表哥家颐养天年，最后也是二表哥为她送的终。至于远一点的就是没出五服我也不认得，就是这十四个母亲的堂兄弟我还有好几个都不认得甚至从未谋面。那是姥姥家又不是自家，哪有心思去细论呢？何况我又不是男丁。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劳朴实厚道大度，这一点极其重要，假如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恐怕也就很难我之为我了。

其实母亲早在农村劳动时就认识父亲了，可惜那时的父亲对她竟然一无所知。父亲是进驻九座庙村的工作队成员，长得又是那么英俊，自然就容易引起年轻姑娘们的注意。

后来他们还是在化工厂做了同志才相识的，母亲是硫酸车间的化验员，而爸爸刚好是这个车间的主任。那时候追求爸爸的姑娘很多，可是奶奶只喜欢母亲一个，于是父亲与母亲就结为秦晋了。我想对这门亲事姥姥家是提不出反对意见，因为爸爸不仅长得漂亮还是远近闻名的先进人物，真正的年轻有为。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就连最小的妹妹也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奶奶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母亲跟她的关系很好，不像别人家的婆媳那样总有化解不了的矛盾与怨恨。因为奶奶很有点重男轻女，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她的心头肉，使得我从小就不必像二叔家的大妹那样背着三妹领着二妹的玩不得玩耍不得耍的，也使得我得到了父亲的格外宠爱。

父亲从化工厂回到乡里，我们这里成立大队，父亲回来当了大队长。从此每日每夜地为集体的事操劳着，那时候截住牤牛河水的水坝既不是现在的水泥的也不是石头的，而是用荆条编的帘子一层一层地铺在水中，上面再用装满沙土的草包压住。有人说，石头在水里浸泡久了也会长出青苔来，何况草木？于是，每年的冬天爸爸都要到几十里地以外的永吉县的一个叫做夹信子的地方，跟那里的大队干部协商买他们出产的荆条。运回的一路上还要与林业站的层层关卡，就跟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似的。虽说是公家的事，但是你若是一味耍横耍大牌，要想把外县的荆条为自己所用就比登天还难。

穷则思变。父亲想到秋季里在小水沟里截鱼，土挡不住水用石头加固的事，就大胆地提出水坝是不是也可以用石头砌呢？在当时这个想法被大队书记说成是异想天开，爸爸又到乡里去说，得到了乡党委的支持，于是，我们大队在牤牛河上建起了第一道石头砌的水坝。这道水坝的砌成，为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有了水，才使我们这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顿顿吃雪白的大米饭。直到现在，我们这里用的水坝还是那道石头坝。世上唯有创业难，常听爸爸讲起当年经历过的无数困难，其中最令他忘怀的就是在山上打石头时被滚下的石头砸死“黑金”的那件事。黑金是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劳动能手，因为他姓金长得黑，人们就亲切地叫他“黑金”。那天他趁大家休息的时候和他的伙伴在山下往凿好的炮眼里放炸药，这时候一个郎姓的年轻人没有休息，他在山上把一块大石头用铁钎子撬动并滚了下来。炸药放好了，同伴直起腰退后一步而他还在弯腰查看着，就这样悲剧发生了。爸爸说，以后每当看到“黑金”的妻子遇到困难来找大队时，他的心都疼得要命。“黑金”有两儿两女，他的妻子就领着几个儿女过活没有再嫁。现在“黑金”的儿子女儿都很好，他的大儿媳还与我是好朋友，不过现在去了韩国。

战天斗地是那个时代的招牌口号，父亲母亲他们也确实在把这个口号落实在行动上。现在看看平展展的单排单灌的方条田，看看郁郁葱葱的林岚，哪一处不是父辈们辛勤汗水浇灌的？常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某些人如果忽略或者轻视上一代人艰苦奋斗创下的业绩，那么他就是数典忘祖的混账，不是因为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记忆里父亲每个晴天的早晨都要抱着我出门到村里村外的地里转一圈，这可不是他有什么闲情逸致，而是为了心里有数妥当地安排农事。而每次回来都在奶奶轻蔑的“一个臭姑娘蛋子天天举着”的抱怨声中把我放在地上。而我对奶奶的话是不屑一顾的，忙着把手里的那束盛开着的野花插在一个玻璃的罐头瓶里，母亲对奶奶的话也一点不感冒，只有二婶最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因为她一连气生了四个丫头，都得她自己带着，心里的那份怨气到现在还在她的心里积郁着没发泄完呢。

母亲除了跟父亲一样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去夜校学习开会议外，还要给我们兄妹几个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虽说有奶奶做帮手，但是也不轻松啊。并且偶尔也会因为哥哥的缘故跟奶奶有一点小小的冲突。记得有一次，母亲一边压水一边数落淘气的哥哥，冷不防奶奶从后面把烟袋锅刨在母亲的头上。母亲不仅是疼了还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奶奶下的手，可能是觉得客气里还有可笑的成分，就一边用手揉着脑袋一边笑着说这老太太真是的。哥哥是让奶奶宠坏了，直到现在他都与母亲不贴心，对母亲的生活习惯总是持批评态度。

等到有了妹妹，每天坐在父亲肩头的就不再是我了。记得妹妹话还没说全就会哼哼“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了，而我更喜欢毛主[xi]的“绿水青山枉自多……”，当然这都得力于天天早上与父亲的一同出行。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奶奶去世了。当时父亲心里受到多大的创痛我们并不了解，只听到他撕心裂肺地一声声喊着“妈，妈，妈……”

爷爷原本是官家少爷，出来没混好自然无颜见盖县父老，害得奶奶嫁过来再就没与母亲和姐妹们见过面，听父亲说，只是她的父亲来过两次，后来两个舅爷都到这边来了，现在舅爷的坟墓就在离爷爷奶奶的墓地不远处。奶奶家是没人了，两个舅爷都没有孩子，解放土改时奶奶娘家的几百垧地竟找不到地主是谁。现在爷爷老家还有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一阵寻根热，二叔借着工作之便回了盖县一趟，那里的一家当户早就以为我们这一支人早就不存在了。

刚一解放爷爷就过世了，从此十八岁的父亲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还清给爷爷治病欠下了高利贷和供叔叔姑姑们上学，父亲不得不放弃党校青干班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父亲与奶奶的感情太深了，我认为父亲可以算得上至孝之人。印象中从未见过父亲大声跟奶奶说话，就是文革时爸爸出去外调回来见自家也被造反派抄了，父亲都是从容地和奶奶说着话，安慰奶奶不要怕，一切有他。

记得前年春节，别人都出去玩了，母亲也被几个老太太叫去打牌，家里就剩下我和爸爸，爸爸跟我又说起了奶奶。爷爷在世时有一次因为他赌钱，奶奶跟他争执起来，爷爷把一个铜盆砸在奶奶的头上之后赌气走了。奶奶捂着流血的额头对父亲说：儿子，你长大做什么妈不管，你要是我儿子就不要耍钱。说到这里，爸爸和我都泪流满面谁也说不出一句话。由于爷爷赌钱，爸爸又是长子，自然是走到哪里都领着他，耍钱的把戏爸爸样样都会，但是，这一辈子爸爸就是一次钱都不赌，还领教的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也不沾赌。就是到了现在几乎人人打牌个个耍钱的时候，爸爸以及叔叔姑姑们也都不玩这把戏。

父亲是孝子，母亲也贤良。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开始穿的确良的衬衫了，母亲就为奶奶做了一件，弄得在城里工作的两个姑姑羡慕不已，因为当时她们还没穿上呢。然而，物质上的孝心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里是态度。从小到大，直到奶奶去世，父亲母亲与奶奶说话的态度就总是那么和颜悦色。二奶奶也离不开父亲和母亲，无论是二婶还是老婶生孩子，奶奶肯定是伺候满月多一天都不待就回到家里，姑姑们更是留不住她，好不容易说动她去一次，要是能住个三天两天的就不错了。

我上中学了，骑一辆半新不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由于父亲工作忙几乎顾不上我的生活，一旦那辆自行车坏了，就全仗着母亲为我修理。母亲的宽容大度活泼外向都传给了我，而父亲给我的则是坚定的信仰与深深的爱。

在中国，大多数儿女的生命是依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前进的，如若不然，老人们总免不了伤心。而我的父母是没有这样的伤心的，因为他们对孩子特民主。无论是工作恋爱还是生活，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他们就不干涉，这一点在中国绝对难得。

去年的年初，我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就是为了父亲与母亲。虽说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太过高尚，使我有些担不起，但是，真的没有第二条能说服人的了。父亲母亲一日一日衰老着，我无能为力，我无可奈何，谁能抗御得了自然规律呢？

生我者父母，生命是父亲母亲给的。我之所以能长大成人，是赖了父亲母亲的养育；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算不上坏的人，是父亲母亲身体力行的教育；我的性格、习惯，是父亲母亲给我的遗传。他们一辈子都在为家乡的面貌改变而奋斗，一辈子都在为儿女牵挂着他们那颗早就操碎了的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