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吃”和“住”的一生。

人来到这世上，大凡是逃脱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吃喝拉撒睡”，乃人的自然属性，谁也别想改变它。本质改变不了，但在形式上，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吃。人之所以要吃，无外乎就是保命，能填肚子的东西，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在人还没走出森林之前，吃草吃树叶吃野果，甚至于吃其它野兽的粪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走出森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茹毛饮血，没有那么多穷讲究，过得也挺开心。当人把身上遮羞的树叶变成织物的时候，就开始用舌头挑剔自己的生活了——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成了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天平，享口腹之欲，悲喜交集，有了欲望，也就造就了无数冤死鬼。“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的口福劳民又伤财。想想，历史上的很多次所谓起义所谓战争所谓政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吃”：要么是没吃的，要么是要吃得更好！“食色，性也。”对吃的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喜剧悲剧和闹剧。

睡也如此。

人要睡，并不是有一张床就可以睡的。必须得有房子。房子的功能，最初是“遮风挡雨”，使自己在睡觉的时候，能够睡得着，睡得安稳。我们现在说“家”，其实说的就是房子，有房就有家，没房就没家。房子和食物一样，都是人在世上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要素。自然，人对房子的情有独衷，是对生活的最起码的要求。本来，人开始对房子是没什么讲究的，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ok了。人曾经像鸟一样以树为房，也曾经像野兽一样，以洞为房。河姆渡人搭个草棚，算是有了“房子”的概念。那段漫长的岁月，天真烂漫的人，无房可住，并没有什么切肤之痛。人们由狩猎游牧渐渐定居下来，有了“国家”这个神圣的词语之后，对房子的要求就有了新的标准，房子也就开始有了审美功能，也有了身份地位标识功能。在封建社会时代，帝王将相们的“宅第”愈来愈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布衣草民的“庐”“棚”，也尽量向能力的顶部看齐。但那时限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大多数人的房子可能连房子的最基本功能都无法实现，很多人是无房可住。要不然，杜老先生就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房子要求愈来愈高。当代作家李森祥的小说《父亲》里的父亲，穷一生之力，就是为了造有九级台阶的房子。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中国人都可以在太空行走了，航空母舰也要启航了，可人们仍大都在为房子努力，外出务工的农民，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回家造房子；城市里的人们，手里有了钱，首先要做的，就是买房子。房子，竟然成了人们“胸口永远的痛”。

于是，就有了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蜗居》。

《蜗居》我没看过，想看的时候却看不到了——禁播！曾经和一个叫/pch九月枫叶的qq好友在聊天时，听她聊起过，我那时对它并没多大的兴趣，要她说了个大概，知道结局后就完事。她建议我去看看，说是很“现实”。为了对她表示尊重，我上了网——很是对她不起，我并有去看，只是在网上看了几篇有关《蜗居》的新闻和评论，在我的qq空间里转了李新月的一篇有关《蜗居》的文章：《（蜗居）禁播，无关情色》，和香港名人司马平邦的《从（蜗居）看某些当代女作家的贱》，然后束之高阁，置之不理。2010年元旦放假三天，我窝在巴掌大的“蜗居”里——这“蜗居”还是人家的——除了挺尸，就是像蜗牛一样爬时间。百无聊赖，看着自己的、也就是人家的“蜗居”，就想到了电视连续剧《蜗居》。

其它的我没想，就只想郭海藻这个美人——其实我看也没看过，长得怎么样，我是狗屁不通。但我想，能够赢得高官的垂青，如果她不是美人，宋思明的眼光就有问题。但当官的对政事可以一塌糊涂，对女人的美与丑，那可是“明镜高悬”，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古代的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帝王将相的专利品，平民百姓连瞧一眼的福分也没有；西楚霸王项羽可以看不透刘邦的心思，但他的审美眼光却很高明，据说“虞姬”美得不得了。让曹操和曹丕父子俩心里起疙瘩的“甄氏”，如果不是美人，早就被一脚踢进井里去了；进了北京的李自成手下的“暴发户”牛金星连命也不要一定要把　“陈圆圆”搞到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屁股还没坐热的李自成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出了京城——丑八怪有这本事吗？故此，宋思明既然是个官，且是个高官，郭海藻就一定是个美人。

郭海藻虽然是个美人，但不一定逃脱不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宿命。在芸芸众生里，像她一样美甚至比她美的女人数它个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数得过来，她们活得滋润、快乐、充实，“红颜”得到了“好命”。可郭海藻却是一个“薄命”，决定她的“薄命”的，无它，找错了对象。

人是有欲望的，这谁也不可否认。说得高尚一点，“欲望”就是“理想”——道德学家和所谓的高尚者都喜欢把“欲望”称为“理想”，而“欲望”一词成了俗人俗不可耐的、见不得光的“阴暗”的追求。郭海藻的“理想”如果低一点，想想“蜗居”其实也是其乐无穷——刘禹锡且能“以陋为美”，大赞“陋室不陋”——大家挤在里面既热闹又温暖，你郭海藻就不能“为蜗居感到自豪”？一个无甚“理想”的女人，一个不求“生活质量”的女人，一个“顺其自然”的女人，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蜗居”，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幸福，知足而常乐。郭海藻不是一般女人，她是高素质美人，高素质美人的“理想”当然也是“高素质”的、“美”的，非得变自己的、顺带变三姑六婆的“蜗居”为“牛棚马圈”不可。她有这个本钱，也找到了一条“终南捷径”——征服男人！俗话说“男人靠征服世界征服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征服世界”，郭海藻真是个聪明女人，眼光很毒，也很准，可她聪明得过了头，征服的对象不对头。

她错就错在做了宋思明的“小妾”（她没资格称为“二奶”）。做了宋思明的“小妾”也没错，错就错在她做了“官”的“小妾”。从古至今，“官本位”已成了国民意识，已经深入骨髓，“青天大人”不知叫了多少年，“青天”只有一块，“大人”却不可胜数。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也要仕”，无非是当官能够“财色权闲”全收——要不然，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去。“三年清知府，百万雪花银”，你草民狠命干它十辈子，也不见得能赚到它的零头。你当上了贪官，即使不能呼风唤雨，最起码你衣食住行无忧，鸣锣开道，开小车，住别墅，妻妾不成群笼中也有几只“金丝雀”。前些年的原湖北“五毒书记”张二江如此，原广西自治区主[xi]成克杰如此，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如此，近期的广东省原政协主[xi]陈绍基、原“打黑英雄”重庆司法厅长文强、原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莫不如此，且玩的格调越来越高，都和电影演员这样“星”那样“主持”有一腿……这些“官”们，上网一搜，你从乳臭未干开始数起，数到须眉皆白，也不知你能数到“圆周率”小数点后的第几位。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女人能够做上“官太太”，或者做上“官小妾”，吃香的喝辣的住大的玩闲的，自然不在话下，女人们见官就投怀送抱，也是在情理之中。可逻辑归逻辑，现实归现实，与贪官扯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这贪官是个政治上的“不倒翁”还好，否则，就逃不掉“红颜薄命”的下场。但女人们“头发长见识短”，只顾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害，井底之蛙而已——因为那其中隐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官们和和气气心心相通，上也贪下也贪，贪成一团，还能尽享荣华富贵，可谁也保证不了能够“长治久安”，谁也保证不了别人和自己一起贪，霉运一来，势必株连。在《蜗居》里，或者说在现实中，不管有没有郭海藻这个美人，宋思明都是要贪的——为“张海藻”“李海藻”而贪。郭海藻用白花花的肉体换房子，宋思明用白花花的银子换肉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相情愿，“生意”是做成了，“红颜”也就“命薄”了——这其实不只是郭海藻一个人的“命薄”，而是整个社会的“命薄”！

郭海藻的行为与法律无关，也不纯属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可大多数人都要把它归于“道德”范畴，认为郭海藻这种靠“出租生殖器”获得利益的手段，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如果女人们都像你郭海藻，这社会岂不是乱了套？如果女人们都像你郭海藻，那官们岂不是“门庭若市”，还要不要“反腐倡廉”“反贪治贪”？但这种道德，也不是一些所谓“卫道士”口中的“肮脏”“堕落”与“无耻”——它叫“人性”。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高房价时代，你老老实实的靠自己的一点微薄的薪水把“蜗居”换成“牛棚马圈”，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用自己的肉体作武器向男人们要房子，也不是郭海藻一个人在做，更不是她的发明。“笑贫不笑娼”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铁的定律，我们常常对一个衣衫褴褛住在“蜗居”“狗窝”者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对一个衣着光鲜住在高楼大厦别墅豪宅却是靠出卖肉体生活的人高山仰止甚至噤若寒蝉，这难道不是社会整体意识吗？虎有虎路，官有官道，你看到哪一个官住的是“蜗居”？当官的要靠工资住别墅，哪个官又有这本事？官员们手握社会资源国家权力，治贪与捞钱双管齐下，廉政与腐败并驾齐驱，一夫一妻与三妻四妾双轨并行，与官联姻，何愁“有蜗居之闹心，无别墅之娱情”？《蜗居》其实向我们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你要房子，找当官的吧！但，道德应该高尚，社会需要和谐，当官要求清白。“要房子找当官的”这种“潜规则”却不能广而告之，甚至要藏之掖之，这应该是封禁《蜗居》的真正原因！

郭海藻这个美人黯然出国了。

如果她做的不是“官”的情妇而弄到了房子，而是做了“商”的小老婆或是做了“家”“星”的二奶住进了别墅，这故事应该怎样写，结局又会是怎样呢？

《蜗居》还会被封禁吗？

-全文完-